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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三国志》卷十三，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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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晋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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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晋书》卷九十四，第2433—2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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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后汉书》卷三十五，第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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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唐书·儒林·元行冲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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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三国志》卷十三，第419—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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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后汉书》卷四十二，第1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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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章 三国魏晋之际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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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及魏晋之际，是指从曹操独揽东汉朝廷大权的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起，至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灭吴止，其间所经历的大约72年的历史，一般史籍称其为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因东吴政权比魏、蜀政权灭亡都晚，其间与西晋政权有近15年的历史交叉，故此时期的儒家学者，所经历的历史时期，不仅仅是“三国”时期，还有一个司马炎于泰始元年（265）称帝的西晋初期。故此章的章名所涵盖的历史时期应称作“三国魏晋之际”才比较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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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上，三国及魏晋之际是一个非常复杂、特殊和重要的历史时期。从儒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在这段历史中所发生的最突出的思想文化变故，便是魏晋玄学的酝酿与产生及道教与佛教的发轫。这种文化思想新格局、新态势的出现，对儒学的生存、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使儒学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玄学化儒学的产生，我们可称之为魏晋“新儒学”；二是正统儒学或传统儒学的延续和发展。本章所述，即是以该历史时期的正统儒学为核心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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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三国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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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魏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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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崛起北方，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于许昌后，曹操便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便大败袁术、袁绍，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北方的政权。历史上虽然对曹操褒贬不一，但基本上认为其所遵循的思想和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不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如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1)顾炎武把魏晋以降士风日下的责任全部推到曹操一人身上，有欠公允。因为汉末儒学权威的下降实是时代使然，早在曹操占有冀州之前就已明显；其次，就是曹操本人也未完全否认儒学的作用，往往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他曾有“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的遗令。这就是说，他认为得天下不仅需要武力和军事，更需要权谋和法术；而治天下则需要礼义与文德。当时兵革未休，经术之治不足以得天下，故他在《孙子兵法序》中说：“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论语》曰足食足兵，《尚书》八政曰师，《易》曰师丈人吉，《诗》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降世也……圣贤之于兵也，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也。”(2)但一旦政权稳定，社会转过头来鼓吹儒学，这似乎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共通的规律。建安八年，当曹操击败袁绍占领邺城，自领冀州牧后，北方局势稍平，曹操便下令修学。他在《修学令》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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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者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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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曹操承认“仁义礼让”与“先王之道”有益于天下，这就是承认儒学对巩固其政权的作用。曹操《修学令》一下，侍中鲍衡便提出具体步署，并得到曹操的赞同。鲍衡在其奏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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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王制立大学小学，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诗》、《书》，而升之司马，谓之贤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学博士，并设表章而无所教授。兵戎未戢，人并在公，而学者少。可听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将校子弟见为郎舍人，皆可听诣博士受业。其高才秀达，学通一艺，太常为作品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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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鲍衡的奏议中可以看到，当时由于战祸连绵，兵戎未息，“人并在公而学者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公卿大夫、将校子弟的儒学教育问题，可见曹操及当时士大夫对儒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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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统一北方政权，当然主要靠的是名法之治，但对儒学也不是一概排斥。上述《修学令》决非如一些史学家所说，乃曹操的自我粉饰之言，而是出于安定既得政权的需要。这一点在曹操的许多表令中都可反映出来。如《军谯令》、《整齐风俗令》、《求贤令》、《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让县自明本志令》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儒学的心态和精神。另一方面，从曹操所任用的人材来看，也并非如其《求贤令》中所说的那种“不仁不孝”之徒，而多是具有儒学精神的人。如王郎、华歆、王肃、乐祥、杜畿、刘劭、高堂隆、蒋济、袁涣、卫觊、王粲、王象、隗喜、邯郸淳、贾洪、苏林等，都是曹操当时所提拔的人物，他们当中有的累世儒学，有的雅好经术，有的以儒学名世。他们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曹魏政权的核心和主张以经术治国的儒林之士。如“举动必以礼”的袁涣曾向曹操进言，主张以仁义道德治国，据《三国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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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诛，涣得归太祖。涣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兼抚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与之死而可与之生。……若夫兼爱天下而反之于正，虽以武平乱而济之以德，诚百王不易之道也。”……太祖深纳焉。……魏国初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涣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太祖善其言。……官数年卒，太祖为之流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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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涣不仅以道德仁义进言，他迁为梁相时，每敕诸县：“务存鳏寡高年，表异孝子贞妇。常谈曰‘世治则礼详，世乱则礼简’，全在斟酌之间耳。方今虽扰攘，难以礼化，然在吾所以为之。”(6)为政崇教训德治，百姓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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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早期，不仅以名法为治，而且参酌今古，采纳儒学，任用儒吏，故能较快地统一北方，建立起曹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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