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8528
1702038529
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业者。乃诏曰：“昔先圣既没，而其遗言余教，著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末俗背本，所由来久。故闵子讥原伯之不学，荀卿丑秦世之坑儒，儒学既废，则风化曷由兴哉？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昔伏生将老，汉文帝嗣以晁错；穀梁寡畴，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高堂隆）、散骑常侍林（苏林）、博士静（秦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
1702038530
1702038531
自曹丕称帝建魏以至灭亡，凡四十六年。实际上曹魏政权的建立主要是靠曹操以武力统一北方。从东汉建安元年（196）起，曹氏便逐渐掌握了实际上的军政大权。
1702038532
1702038533
魏明帝曹叡死后，齐王芳继位，改元正始。曹芳继位时年仅七、八岁，由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曹魏的政权又转移到司马氏手中。从齐王正始元年至魏元帝咸熙二年（240—265）是曹魏政权名存实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二十六年中，思想意识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先是曹爽专权，爽喜尚浮华，与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以玄风相扇，曾一度蔚为风气。玄学的创始者何晏、王弼的主要活动及著述均发生在这一时期。玄学主要在一部分名士之间发生影响，而对曹魏政权及同时的蜀、吴政权并未发生重大影响，也并未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常为学术界所忽视。在何、王著述玄论的同时，官方所注意的仍是儒学。据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载，何晏作《道德论》在正始五年（244）前后，王弼则卒于正始十年。这期间，儒学却相当活跃。正始六年，卫尉刘靖上疏，请整顿太学并陈儒训之本，其疏曰：
1702038534
1702038535
夫学者，治乱之轨仪，圣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尊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阐弘大化，以绥未宾；六合承风，远人来格。此圣人之教，致治之本也。(12)
1702038536
1702038537
同年，朝廷立王朗《易传》于学官，为振兴儒教，重书古文、篆、隶三种并刻三体石经，写《春秋》、《尚书》二部，又写《左氏》，共三十五碑。魏末诸帝皆好儒学，魏齐王芳、高贵乡公曹髦、元帝曹奂等，虽然在他们当位时，大权旁落，但都主张以经学治国。曹髦屡幸太学，常与诸儒讲论经义，并亲率群司，躬行古礼，尊王祥、郑小同等当时名儒为三老五更，其在诏书中说：“夫养老兴教，三代所以树风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致敬，乞言纳诲，著在惇史，然后六合承流，下观而化。易妙简德行，以充其选。关内侯王祥，履仁秉义，雅志淳固。关内侯郑小同，温恭孝友，帅礼不忒。其以祥为三老，小同为五更。”(13)按儒家之《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14)此皆反映对儒学的信仰。
1702038538
1702038539
总之，曹魏政权虽以曹操的名法之治起家，但一经掌握了政权，便开始转向儒学，并使政权儒家化，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基本立足点。不仅曹魏政权如此，三国时期蜀、吴政权亦是如此。
1702038540
1702038541
二、蜀汉政权与儒学
1702038542
1702038543
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向以忠义或道义自许，实际上在刘备身上比曹氏父子确实有更浓厚的儒家风格。刘备常以复兴汉室为己任，当曹丕称帝的消息传到巴蜀，刘备便为汉献帝制服发丧，以汉室后裔的名义称尊继位，并立国号为汉，企图仍以儒学维系人心。历史上也多称刘备忠诚仁厚，以礼义为先。辅佐刘备治国的丞相诸葛亮亦忠节之士。虽然在其治蜀过程中，亦用名法，但从整体看来，他的鞠躬尽瘁与忠义精神，多显出儒家特色。他的澄清吏治、劝民农桑、应权通变、信赏必罚等内政外交政策又贯穿了法家的治术。因此，可以说诸葛亮是把法家治术融合到儒学治本的精神中，是三国时期吸收法家思想的儒家政治家。
1702038544
1702038545
章武三年（223），刘备病笃，临死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答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15)刘备重贤才，诸葛亮重忠节，这表现的都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综观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诫子》，都反映了儒学的面貌。其《诫子》说：
1702038546
1702038547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1702038548
1702038549
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致醉，无致迷乱。(16)
1702038550
1702038551
这里强调“修身”、“养德”、“明志”、“好学”、“励精”、“治性”、“接世”、“惜时”、“合礼致情”等，均是儒家所汲汲追求的。在刘备、诸葛亮的影响下，魏正始年间的玄学之风，终未扇及巴蜀之地，相反却出现许多正统的儒学之士，如杜微、杜琼、许慈、胡潜、孟光、卻正、耒敏、尹默、李譔、谯周等等。
1702038552
1702038553
在蜀汉政权的建设中，也多用儒学指导。刘备初定蜀，便置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等官，以推行经术。特别是蜀汉偏安西南，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设立博士。“先主定益州，使尹默领牧，以为劝学从事，以默为仆（射），以《左氏传》授后主……子宗传其业，为博士”。(17)“延熙元年，后主立太子，以李譔为庶子，迁为仆（射），转中散大夫、右中郎将，犹侍太子。……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18)孟光从中原入蜀，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刘备定益州，拜为议郎，与许慈等并掌朝廷礼仪制度，后迁大司农；来敏亦由中原入蜀，涉猎群书，雅好儒学，尤善《左氏春秋》，特精于《仓》、《雅》训诂。初从刘备，为典学校尉，及立太子，以为家令，后为虎贲中郎将。其子忠，亦博览经学，以经术协赞姜维。维善之，以为参军。
1702038554
1702038555
诸葛亮领益州牧，以西南大儒谯周为劝学从事。谯周是巴西西充国人，以儒学传世。其父善《尚书》，兼通诸经。周亦精研六经，尤善书札。著有《论语注》、《五经然否论》、《古史考》、《五教》、《丧服图》、《礼祭集志》、《后汉纪》、《蜀本纪》、《益州志》等十多种。(19)亮卒，蒋琬领益州刺史，徏周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后主立太子，亦以周为仆，转家令，以儒学教太子。后迁光禄大夫，位亚九列，“周虽不与政事，以儒行见礼，时访大议，则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20)从上述可知，蜀汉政权重用儒士并与儒学有密切关系。
1702038556
1702038557
三、孙吴政权与儒学
1702038558
1702038559
曹丕称帝后十年，孙权改元黄龙，称帝于武昌，旋迁建业。孙权得有江东，是由于其继承其父孙坚、其兄孙策所奠定的基业，而建立起东吴政权。东吴政权初建时，所依靠的多是北方人，如张昭、鲁肃、周瑜、程普、吕蒙等。这些人死后，才逐渐起用顾、陆、朱、张等江南吴郡大姓。由于东吴政权地处东南，与中原的交通比巴蜀方便，经济上的开发也比巴蜀为早，故在文化上比蜀地发达，在三国中，不下曹魏。
1702038560
1702038561
孙吴政权在政治上与魏、蜀两国亦有不同特点。魏以名法起家，在制度上多承汉制；蜀以汉室宗亲起家，但偏安西南，地势与中原割绝，政治上也较封闭；而吴则凭借孙权父兄的武力经营，依靠旧部推行世将法，赐奉邑、赐复、赐田宅等制度，由此逐渐形成吴地大姓，靠几大势力集团的联姻关系维持政权，与中原地区大姓一起，成为门阀世族的前身。陆机《乐府·吴趋行》说：
1702038562
1702038563
大皇自富春，矫手顿世罗。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淑美难穷纪，商榷为此歌。(21)
1702038564
1702038565
诗中所谓“四姓”，即上面所述朱、张、顾、陆。《世说新语·赏誉下》注引《吴録士林》说：“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可见，孙吴所属，号称多士，吴郡之地，人文会萃，而儒家者流，盖“粲若春林葩”。其儒风所扇，产生“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的文化传统。东吴政权重门第，而维持门第繁荣的最好手段则是文德与武功，故东吴多以经术传世者。其政权亦显示了儒学的特色。如东吴大儒陆绩、虞翻、韦昭等皆受孙吴政权的礼遇，孙权周围的名臣如张昭、顾雍、诸葛谨等亦博览经籍、兼采儒风。
1702038566
1702038567
张昭字子布，彭城人，生平博览群书，尤精《左氏春秋》。孙策慕其才学，辟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并以师友之礼待之。策临亡，以弟孙权托昭，深得孙权雅重。曾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孙权继立后，曾使张昭、孙绍、滕胤、郑礼等，采周汉之制撰定朝仪。“权尝问卫尉严畯：‘宁念小时所闇书不？’畯因诵《孝经·仲尼居》。昭曰：‘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咸以昭为知所诵”。(22)其博通儒学经传可知。卫尉严畯亦以儒学名世，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著有《孝经传》。避乱江东，与诸葛谨、步骘齐各友善，其于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补益。张昭进之孙权，深得重用。先为骑都尉、从事中郎。权称尊号，擢为卫尉，使至蜀，诸葛亮深善之，后为尚书令。孙权重用儒臣可知。
1702038568
1702038569
顾雍为相十九年，与张昭、诸葛谨等都是东吴政权的核心人物，主张损狱轻刑，恭敬为节，颇有儒臣之风。其子邵亦承父风，博览书传，少与其舅陆绩齐名。妻策女，起家为豫章太守。礼贤儒士，优待其后，“禁其淫祀非礼之祭者，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23)
1702038570
1702038571
诸葛谨是孙权谋臣，曾拜为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谨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其才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其笃慎皆如此”。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儒风淳正。(24)
1702038572
1702038573
东吴三大名儒陆绩、虞翻、韦昭，也深得孙吴政权的重视。此三人均生吴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江东儒学的水平。陆绩字公纪，吴郡吴人。初，孙策在吴，尝与张昭、张纮、秦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绩年少末座，遥大声言曰：“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令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25)其服膺儒教如此，昭等异焉。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博学多闻，星历算术，无不统览。孙权统事，辟为奏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加偏将军。绩有足疾，又志在儒雅，故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有《周易述》、《周易日月变例》、《太玄经注》、《浑天图》、《京房易传注》、《积真杂占条例》等”。(26)
1702038574
1702038575
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先从王朗为功曹，后投孙策，出为富春长。孙权以为骑都尉，性疏直，善于尽言，常犯颜谏争，故被孙权徙放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虞翻博通六经，尤精于《周易》，自其高祖虞光至翻，累世治《易》，世传其业。据《释文·叙录》、《隋志》、《唐志》等文献所载，虞翻著述甚多，著有：《周易注》、《周易日月变例》、《京氏律历注》、《周易集林律历》、《论语注》、《孝经注》、《郑注五经违失事因》、《春秋外传国语注》、《太玄经注》、《川渎记》、《老子注》等十余种，可惜大部亡佚。现仅存《奉上易注》、《奉郑玄解尚书违失事因》部分佚文，保存在裴松之《三国志》注中。从这些佚文中可知，虞翻对《周易》经传精研甚深，对历代《周易》注家如荀谞、马融、郑玄、宋忠等皆有纠正，“所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辄悉改定，以就其正”。对郑玄所注《尚书》及马融《尚书》训注也多所批评，认为“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27)
1702038576
1702038577
东吴通儒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掾。孙权即尊位，使昭依古义改立东吴礼乐，制《铙歌》十二曲，以述功德受命。后迁太子中庶子。会稽王孙亮继位，表昭为太史令，与儒士华覈、薛莹等共撰《吴书》，其以儒学，得与史官。孙休践祚，以韦昭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昭以刘向故事校定群书。其任太子中庶子时，著《博奕论》，以儒道戒太子。其论说：“……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奕，废事弃业，……技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养；其在朝也，竭命以纳忠。临事且犹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贞纯之名彰也。”(28)其儒学之意可知。孙皓即位，以儒学封高陵亭侯，迁中书仆射，职省为侍中，常领左国史。因孙皓欲为其父和作纪，昭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又不信瑞应，渐见责怒，收昭付狱。昭在狱中作《官制训》及《辨释名》，以正当时官爵乖误。又因古历错缪，寻按传记，考合异同，作《洞纪》以纠其缪。著述甚丰，博通经史，著有《汉书音义》七卷、《吴书》五十五卷、《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二卷、《孝经解赞》一卷、《洞纪》四卷、《官仪职训》一卷、《辨释名》、《三吴郡国志》、《与朱育等毛诗答杂问》七卷、《博奕论》、《集》、《录》等。(29)
[
上一页 ]
[ :1.70203852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