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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581 又有阚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有《国语注》、《公羊传注》、《穀梁传注》等,讲授常数十人。“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黄武四年为尚书仆射,卒。”(32)汝南程秉,亦从儒学进。秉曾师事汉末大儒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孙权闻其名儒,以礼征,拜太子太傅,深见优礼。权为太子孙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于吴。秉进言孙登说:“婚姻人伦之始,王教之基,是以圣王重之,所以率先众庶,风化天下,故《诗》美《关雎》,以为称首。愿太子尊礼教于闺房,在《周南》之所咏,则道化隆于上,颂声作于下矣。”(33)其重礼教如此。病卒官,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等凡三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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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583 孙吴政权的儒学之风,至景帝孙休时尤显突出。孙休优膺儒教,志善好学,“锐意于典籍”,常与韦昭及博士盛冲讲论道艺。永安元年曾下诏兴学,命置学官并立五经博士。其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34)又下劝农桑诏:“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只是当时孙吴政权已趋没落,所倡兴学之议更难推行,其死后,孙皓即位。皓穷淫极侈,滥用刑罚,肆行残暴,东吴政权遂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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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588 中国儒学史 [:1702022358]
1702038589 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蒋济及其《万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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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591 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今安徽怀远)人。生年不详,卒于魏齐王芳嘉平元年(249)。曹操时辟为丞相,主簿西曹属,深得曹操重用。操曾嘱令于蒋,称“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藏否得中,望于贤属矣”,说明曹操对他的希望很大。蒋济仕历四世(曹操、曹丕、曹叡、曹芳),累迁要职,生性孤直,敢言直谏。魏文帝时,入为散骑常侍。时文帝钟爱征南将军夏侯尚,在诏书中称“卿腹心重将,特当任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夏侯尚以诏示济,济深忌之。恰遇文帝,文帝问他对天下风教如何看法?济对曰:“未有他善,但见亡国之语耳。”(35)他把文帝给夏侯尚的诏书,敢于直称“亡国之语”,可见其亮直敢言。他对文帝诏书的批评,反映了儒家对君臣关系的看法,即反对大臣擅权和滥用刑罚,因此对文帝诏书中“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名之为“亡国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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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593 魏明帝继位,赐爵关内侯。时明帝欲专任中书监,以统朝政,蒋济既反对大臣擅权,于是又上疏指陈专任一官之弊,他在表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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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595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若此,藏否毁誉,必有所兴,功负赏罚,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则有弄机败官之弊。当今柱石之士虽少,至于行称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职,可并驱策,不使圣明之朝有专吏之名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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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597 蒋济反对专任一官的目的,在于主张君主要兼听任贤,不塞忠谏之路,使政治趋于合理,以达社会清明。为此,他反对耗用民财,主张使民以时。景初中,明帝对外用兵,对内大兴土木,而年景又饥俭,蒋济上疏呼吁“今其所急,唯当息耗百姓,不至其弊”。主张“凡使民必须农隙,不夺其时”,一切都要量民力而行。这些思想当然均属儒学传统,正统儒家思想,向以百姓疾苦,政治清平为念。而曹魏后期,由于玄风所扇,职官多不亲所司,蒋济与曹爽、何晏、丁谧、邓飏等人不睦,正反映出儒学与玄学的矛盾。魏齐王芳即位,济为领军将军,进爵昌陵亭侯,迁太尉。是时曹爽秉政,又轻改法度,会有日蚀之变。诏群臣议其得失。蒋济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应该引起君臣的戒惕,朝廷用人应该敬慎其类,防止比周与朋党之私;国家法度的更改应有利于民,有益于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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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599 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齐侯问灾,晏婴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应天塞变,乃实人事。今二贼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夫为国法度……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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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601 这里,蒋济虽然也打着天人感应的祥瑞之说,但其重心在强调人事。以舜佐尧、周公辅政均戒慎于比周朋党之鉴,影射当时辅政的曹爽有用人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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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603 汉魏之际多尚权谋,重法任诈,当时兵戈未休,儒家经术之治,不足以得天下。这一思想,曹操表达的最为明确。他在夺取政权之时,推行名法之治,并有“天下尚未安定,不得遵古”的遗令。其子曹丕称帝后,遂逐渐抛弃了曹操推行的法家路线,而倾向于道家的无为政治,并由此开启了旷达轻浮的玄学风气。汉魏之际法家与道家思想的流行,导致刑名之学的滥觞;社会的混乱和军阀的争权,又刺激了刑法的严酷。这二者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故蒋济著《万机论》,以儒家立场反对当时的法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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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605 《万机论》全书已佚,其部分佚文保存在《群书治要》、《太平御览》及《北堂书钞》等类书或辑佚书中。严可均据以上各书辑出三篇,盖以各书所征引,收在《全三国文》中,并在案语中谈到历代对此书的著录及版本流传情况,称《万机论》“《隋志》杂家,《蒋子万机论》八卷,蒋济撰。《旧唐志》同,《新唐志》作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称‘《馆阁书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五篇,非完书也’。至明而二卷本亦亡。焦竑《国史经籍志》以八卷入儒家,以二卷入杂家,虚列书名,又误分为两种,不足据”。(38)即是说,《万机论》至明代以后亡佚。且称其为杂家亦不妥。现仅从其佚文的内容,可知其所持乃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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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607 据《全三国文》所辑《万机论》佚文,可知蒋济的儒学思想颇为正统,且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可惜该书已佚,不得见其儒学全貌,据其仅存佚文,其儒学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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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609 一、选官重在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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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611 尚贤任能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而蒋济《万机论》正是坚持这一观点,认为君主治理国家,不能单靠君主一人,也不能专任一官,而是靠君臣的密切合作,贤才辅佐,“相须而行”。即所谓“圣不独立,智不独治,神武之王,亦须佐辅”。(39)这样既可避免君主的独裁,亦可防止大臣的擅权。故又说:“夫君正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40)蒋济的这一思想,虽然还夹杂着一些“法术”观念,并且极力地维护君权,但他以贤为重,强调君臣共治,基本上是属于儒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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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613 二、随俗树化,重在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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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615 蒋济在强调择人的同时,亦重视君主因民的重要。“因民”的观念,最早是由法家提出的,如慎到有“天道因则大”,“因也者,因人之情也”。(41)《管子》亦有“无为之道因也,无益无损也”,“故道贵因”。(42)但法家讲“因”,多是从道家而来,往往用“因循”之道反对尚贤,即“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43)而蒋济强调因民,乃以儒家立论,一面主张尚贤,一面主张君主要随时体察民情,了解民间疾苦,“息耗百姓”,“使民以时”。故他在《万机论》中说:“夫随俗树化,因世建业,慎在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民望而不因,违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择人,败官之患也。三者失,则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则时逆,时逆则天违,天违而望国安,未有也。”(44)择人即是选贤用能,因民即是顺从民意,从时则不违背时代。而在这三者中,因民占有主要地位。由此可知,蒋济把民望看得极重,一国之君若失民望,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而人民则因此互相乖离分裂,像一团散沙,从而导至“时逆”、“天违”,在这种情况下,欲想求治,不可得也。儒家早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念。蒋济所谓“因民”,即有此意,这与道法家的因循观念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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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617 三、近纳英儒,任德不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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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619 任德不任刑向来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孔子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名言。在儒家看来,重刑罚不能唤起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只能积累怨恨,即所谓“刑罚积而民怨倍”。而汉魏之际,常以儒家的德治思想为迂阔,故严刑重罚,任法用诈的法术思想比较流行。蒋济在其《万机论》中,针对这种轻儒重法的倾向给以批评,认为严刑罚往往导致小人专政,使生民受苦,所以它是国家政治的一大祸患,足以乱家败国。他以后汉宣、元二帝为例,“汉元帝为太子时,谏‘持法太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达不足任。’乱吾家者太子也,据如斯言,汉之中灭,职由宣帝,非太子也”。(45)在蒋济看来,汉室中衰非由太子重儒,而恰恰是由于宣帝重法任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他援引历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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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621 昔秦穆公近纳英儒,招致智辨,知富国强兵。至于始皇,乘历世余(当有“业”字或“威”字)灭吞六国,建帝号,而坑儒任刑,疏扶苏之谏,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赵高之谀,身没三岁,秦无噍类矣。前史书二世之祸,始皇所起也。……宣帝受六世之洪业,继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厌兵革之苦,海内归势,适当安乐时也。而以峻法绳下,贱儒贵刑、名。是时则石显、弘恭之徒,便僻危险,杜塞公论,专制干事,使其君负无穷之谤也。如此,谁果乱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鲠之臣,属之社稷,不令宦竖秉持天机,岂近于元世栋桡榱崩,三十年间,汉为新家哉?推计之,始皇任刑,祸近及身;宣帝好刑,短丧天下。不同于秦,祸少者耳。(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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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623 蒋济认为,汉室中衰是由宣帝贱儒贵刑所致,秦始皇祸近及身,秦二世三岁而亡,亦是坑儒任刑的结果。因此刑罚不足恃,名法不足循,“患之巨者,狡猾之狱焉”。《万机论》中有《刑论》一篇,现仅存部分佚文。从这部分佚文中可以看到,蒋济反对滥用刑罚,尤其痛恨那些无事生非、造谣诽谤之徒,他们往往利用重法任刑之弊,随便罗织罪名,陷害无辜,“遂使无罪并门灭族,父子孩耄,肝脑涂地,岂不剧哉”!蒋济所以有如此议论,盖与亲身经历有关。曹操时,“民有诬告济之谋叛主率者,太祖闻之,指前令与左将军于禁等曰:‘蒋济宁有此事!有此事,吾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乐乱,妄引之耳。’促理出之”。(47)为此,蒋在《刑论》中把“妄造诽谤,虚书叛逆”者及那些“诈忠者知而族之”的“求媚之臣”,列为“国之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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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38625 蒋济的儒学思想虽不系统,但却能以此指斥时弊,进谏上言,不失儒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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