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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济反对专任一官的目的，在于主张君主要兼听任贤，不塞忠谏之路，使政治趋于合理，以达社会清明。为此，他反对耗用民财，主张使民以时。景初中，明帝对外用兵，对内大兴土木，而年景又饥俭，蒋济上疏呼吁“今其所急，唯当息耗百姓，不至其弊”。主张“凡使民必须农隙，不夺其时”，一切都要量民力而行。这些思想当然均属儒学传统，正统儒家思想，向以百姓疾苦，政治清平为念。而曹魏后期，由于玄风所扇，职官多不亲所司，蒋济与曹爽、何晏、丁谧、邓飏等人不睦，正反映出儒学与玄学的矛盾。魏齐王芳即位，济为领军将军，进爵昌陵亭侯，迁太尉。是时曹爽秉政，又轻改法度，会有日蚀之变。诏群臣议其得失。蒋济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应该引起君臣的戒惕，朝廷用人应该敬慎其类，防止比周与朋党之私；国家法度的更改应有利于民，有益于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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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齐侯问灾，晏婴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应天塞变，乃实人事。今二贼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夫为国法度……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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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蒋济虽然也打着天人感应的祥瑞之说，但其重心在强调人事。以舜佐尧、周公辅政均戒慎于比周朋党之鉴，影射当时辅政的曹爽有用人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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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际多尚权谋，重法任诈，当时兵戈未休，儒家经术之治，不足以得天下。这一思想，曹操表达的最为明确。他在夺取政权之时，推行名法之治，并有“天下尚未安定，不得遵古”的遗令。其子曹丕称帝后，遂逐渐抛弃了曹操推行的法家路线，而倾向于道家的无为政治，并由此开启了旷达轻浮的玄学风气。汉魏之际法家与道家思想的流行，导致刑名之学的滥觞；社会的混乱和军阀的争权，又刺激了刑法的严酷。这二者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故蒋济著《万机论》，以儒家立场反对当时的法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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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机论》全书已佚，其部分佚文保存在《群书治要》、《太平御览》及《北堂书钞》等类书或辑佚书中。严可均据以上各书辑出三篇，盖以各书所征引，收在《全三国文》中，并在案语中谈到历代对此书的著录及版本流传情况，称《万机论》“《隋志》杂家，《蒋子万机论》八卷，蒋济撰。《旧唐志》同，《新唐志》作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称‘《馆阁书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五篇，非完书也’。至明而二卷本亦亡。焦竑《国史经籍志》以八卷入儒家，以二卷入杂家，虚列书名，又误分为两种，不足据”。(38)即是说，《万机论》至明代以后亡佚。且称其为杂家亦不妥。现仅从其佚文的内容，可知其所持乃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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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三国文》所辑《万机论》佚文，可知蒋济的儒学思想颇为正统，且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可惜该书已佚，不得见其儒学全貌，据其仅存佚文，其儒学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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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官重在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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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任能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而蒋济《万机论》正是坚持这一观点，认为君主治理国家，不能单靠君主一人，也不能专任一官，而是靠君臣的密切合作，贤才辅佐，“相须而行”。即所谓“圣不独立，智不独治，神武之王，亦须佐辅”。(39)这样既可避免君主的独裁，亦可防止大臣的擅权。故又说：“夫君正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40)蒋济的这一思想，虽然还夹杂着一些“法术”观念，并且极力地维护君权，但他以贤为重，强调君臣共治，基本上是属于儒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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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随俗树化，重在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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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济在强调择人的同时，亦重视君主因民的重要。“因民”的观念，最早是由法家提出的，如慎到有“天道因则大”，“因也者，因人之情也”。(41)《管子》亦有“无为之道因也，无益无损也”，“故道贵因”。(42)但法家讲“因”，多是从道家而来，往往用“因循”之道反对尚贤，即“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43)而蒋济强调因民，乃以儒家立论，一面主张尚贤，一面主张君主要随时体察民情，了解民间疾苦，“息耗百姓”，“使民以时”。故他在《万机论》中说：“夫随俗树化，因世建业，慎在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民望而不因，违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择人，败官之患也。三者失，则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则时逆，时逆则天违，天违而望国安，未有也。”(44)择人即是选贤用能，因民即是顺从民意，从时则不违背时代。而在这三者中，因民占有主要地位。由此可知，蒋济把民望看得极重，一国之君若失民望，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而人民则因此互相乖离分裂，像一团散沙，从而导至“时逆”、“天违”，在这种情况下，欲想求治，不可得也。儒家早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念。蒋济所谓“因民”，即有此意，这与道法家的因循观念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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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纳英儒，任德不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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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德不任刑向来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孔子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名言。在儒家看来，重刑罚不能唤起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只能积累怨恨，即所谓“刑罚积而民怨倍”。而汉魏之际，常以儒家的德治思想为迂阔，故严刑重罚，任法用诈的法术思想比较流行。蒋济在其《万机论》中，针对这种轻儒重法的倾向给以批评，认为严刑罚往往导致小人专政，使生民受苦，所以它是国家政治的一大祸患，足以乱家败国。他以后汉宣、元二帝为例，“汉元帝为太子时，谏‘持法太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达不足任。’乱吾家者太子也，据如斯言，汉之中灭，职由宣帝，非太子也”。(45)在蒋济看来，汉室中衰非由太子重儒，而恰恰是由于宣帝重法任刑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他援引历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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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秦穆公近纳英儒，招致智辨，知富国强兵。至于始皇，乘历世余（当有“业”字或“威”字）灭吞六国，建帝号，而坑儒任刑，疏扶苏之谏，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赵高之谀，身没三岁，秦无噍类矣。前史书二世之祸，始皇所起也。……宣帝受六世之洪业，继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厌兵革之苦，海内归势，适当安乐时也。而以峻法绳下，贱儒贵刑、名。是时则石显、弘恭之徒，便僻危险，杜塞公论，专制干事，使其君负无穷之谤也。如此，谁果乱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鲠之臣，属之社稷，不令宦竖秉持天机，岂近于元世栋桡榱崩，三十年间，汉为新家哉？推计之，始皇任刑，祸近及身；宣帝好刑，短丧天下。不同于秦，祸少者耳。(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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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济认为，汉室中衰是由宣帝贱儒贵刑所致，秦始皇祸近及身，秦二世三岁而亡，亦是坑儒任刑的结果。因此刑罚不足恃，名法不足循，“患之巨者，狡猾之狱焉”。《万机论》中有《刑论》一篇，现仅存部分佚文。从这部分佚文中可以看到，蒋济反对滥用刑罚，尤其痛恨那些无事生非、造谣诽谤之徒，他们往往利用重法任刑之弊，随便罗织罪名，陷害无辜，“遂使无罪并门灭族，父子孩耄，肝脑涂地，岂不剧哉”！蒋济所以有如此议论，盖与亲身经历有关。曹操时，“民有诬告济之谋叛主率者，太祖闻之，指前令与左将军于禁等曰：‘蒋济宁有此事！有此事，吾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乐乱，妄引之耳。’促理出之”。(47)为此，蒋在《刑论》中把“妄造诽谤，虚书叛逆”者及那些“诈忠者知而族之”的“求媚之臣”，列为“国之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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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济的儒学思想虽不系统，但却能以此指斥时弊，进谏上言，不失儒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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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桓范及其《世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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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范字元则，沛国人。生年不详，卒于魏嘉平元年（249）。范出身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旋为羽林左监。因擅长文学，曾与当时大儒王象等典集《皇览》。明帝时为中领军尚书，迁征虏将军、东中郎将，使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正始中拜大司农。范在阁台号为晓事，司马懿称其为“智囊”。高平陵事件中，与曹爽、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皆伏诛。其在曹氏与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斗争中，与上节蒋济相反，属曹爽集团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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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范的儒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所著的《世要论》中。此书至南朝亡佚，现仅存佚文。《隋书·经籍志》著录“《世要论》十二卷，魏大司农桓范撰，梁有二十卷，亡”。桓范此作，历代称谓不一。严可均《全三国文》：“《旧唐志》作《代要论》十卷。各书征引，或称《政要论》，或称《桓范新书》，或称《桓范世论》，或称《桓公世论》，或称《桓子》，或称《魏桓范》，或称《桓范论》，或称《桓范要集》。互证之，知是一书。宋时不著录。《群书治要》载有《政要论》十四篇”。(48)严氏据各书征引，补改缺伪，定为一卷，载《全三国文》中，以下所引均据《全三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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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引《世要论》于法家类中，实有不妥。今察《世要论》所存佚文，明显表现出儒家倾向，其中虽夹杂着一些法家思想，但其成分甚少。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儒学的经学系统和纯粹的经学家外，大部分儒家学者或儒学思想家，都多多少少夹杂着一些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甚至佛教的思想。这正说明，此一时期的儒学受到儒学以外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力求吸收各家的学说，以增强自己的适应能力，并以自己的理论架构和传统观念改换和同化儒学以外的思想，使之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桓范的《世要论》正带有这一特点并表现出儒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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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刑合用，以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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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专讲仁政德治，反对法家的专任刑罚。至汉代董仲舒便开始吸收法家思想，并以阴阳五行说论证德、刑关系，讲阳德阴刑。因此汉代以后的儒家一般都不排斥刑法在政治上的作用。魏晋时期，由于军阀混战，社会不安，政治混乱，统治者专任刑罚以钳制人口，弹压反叛，甚至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故“魏晋之际，天下多故”，不仅百姓常陷于刑戮，就是名士学者，亦“少有全者”。如桓范说，动依典礼，事念忠笃之臣，一旦“或为邪臣所谮、幸臣所乱，听一疑而不见信，事似然而不可释，忠计诡而为非，善事变而为恶，罪结于天，无所祷请，激直言而无所诉，深者即时伏剑赐死，浅者以渐斥逐放弃，盖比干、龙逢所以见害于飞亷、恶来，孔子、周公所以见毁于管、蔡、季孙也”。(49)魏晋之际，这种猜忌之风和强权政治所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人才遁迹，“庸人众而贤才寡”，贤者或退隐山林，或随世俯仰；不肖者悦主取容，图禄干进，遂使政治愈发昏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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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济、桓范虽属不同的政治派别，但在反对专任刑罚，提倡德治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桓范认为，治国虽需刑法，但不能偏用，必须刑德合用，以德为主。他说：“夫治国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50)桓范的这一看法显然来自汉儒的阳德阴刑说。虽然德刑“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但在他看来，还是有所侧重，即人君必以“至德加于天下”，“阐化立教，必以其道”。他援引历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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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51)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达专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当其德，禄必使当其功，官必使当其能。此三者，治乱之本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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