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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俭则能广，时则农修，贵农则谷重，贱商则货轻，有常则民一，有度则不散，货布则并兼塞，抑谈说之士则百姓不淫，塞朋党之门则天下归本。知此八者，国虽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国虽大必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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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材料可知，袁準的八条富国措施完全体现了儒家精神，其中尤其重视农业生产，他所谓的“常民之业”，即指农民所从事的农业活动。他认为，保护这种“常民之业”的作用和意义，不仅在于增加生产，而且能够使农民安于现状，保持稳定和一致（“常则民一”），这样就会有利于国家的管理。为了能够维持“常民之业”，最重要的政策莫过于“贵农贱商”和“以货均财”。他认为，抑制工商业的发展，避免财富的过度集中，是保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条件，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在他看来，“贵农则谷重”、“贱商则货轻”，“货布则并兼塞”。谷重货轻就会避免农民弃农经商；财货平均流布，就会避免巨商大贾通过对经济的垄断而达到对土地财产的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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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立国，因此在历代儒家学者的经济思想中，都强调以农业为本，而轻视工商业的发展。以农为本的经济政策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果，往往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合，很难突破已有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一个完全富足的程度。因此要想“足食”，又必须辅之以节俭。尽力抑制社会的消费水平，使社会成员之间保持一定的均平，以避免两极分化。这样，节约均平的思想又成为农业社会的重要观念。只要以农业为主，农民的收入就易于平均，因为天时是大家共同的条件。只要在相差无几的地力水平之上，投入相同的人力，所获得的劳动产品也几乎相差不多，人们享受的成果无论从质到量都差别不大。最易于突破这种自然经济而导致均平的破坏，莫过于商业。因为商业与农业有极大的不同，它虽然也多少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但不像农业那样受到决定性的制约。它与经商者自身的能力、水平、才干都有重要关系，因此它的收获差别极大。一个不合格的农民可以靠几亩地糊口，但一个不合格的商人却可能遭到破产，同时一个精明的商人又可能获取巨额利润。这种农业与商业的不同，决定了它们自身在农业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所遭受的待遇。正因商业具有突破平均主义的功能，故能引起一系列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这也是中国历代重农抑商的一个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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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贤使能，去私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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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用人路线，多崇尚贤能，袁準在其《正书》中亦如此主张，但其特点却更强调公私之别，认为凡有国有家者，以公则治，以私则乱。因此他把“去私贵公”作为“用贤使能”的前提和治家治国的重要原则。他认为：“为官长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贤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归之。”(34)这里说，用贤使能的目的在治国，而不是专为君长个人服务，故不能把贤能都当做工具来役使，而是要处以公心，讲究道德，这样天下贤才也就乐于归附。如果“论士不以其德，而以其旧，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这便是废公而立私，以此求才，不可得也。这里，袁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用人标准和用人原则的问题，即选用人才应以其德、才，而不应依其“旧”、“久”。“旧”，指故旧，包括朋友、乡党、门生、故吏等关系好的熟人。“久”，指资历、年龄等因素。这就是说，袁準当时就反对在用人方面的论资排辈和裙带关系，并把它作为“公”、“私”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则，提到“治国之本”的高度。这是袁準用人思想的重要儒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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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準认为，要真正做到“用贤使能”，用人者必须遵循五条原则：“一曰以大体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无私，五曰与天下同忧。”(35)这里，他非常强调对人的信任、宽容和去私立公。“以大体期之”，即包含了宽容的内容，对人不求全责备，宽以待人。在他看来，“宽则得众，虚则受物，信则不疑，不忌讳则下情达而人心安”。(36)若以尖刻为能，以苛察为明，以忌讳为深，“三物具则国危矣”。袁準的这些思想，在现代亦有其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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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诸项原则中，袁準最重视“去私立公”的原则，这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袁準认为，如果一个人被私欲所蔽，就会不辨清浊，不分是非。他举例说，“古之人有当市繁之时，而窃人金者，人问其故，曰：吾徒见金，不见人也。故其爱者必有大迷”。他认为这就是受私欲所蔽的结果，“故心倚于私者，即所知少也；乱于色者，即目不别精粗；沈于声者，则耳不别清浊；偏于爱者，即心不别是非。是以圣人节欲去私”。(37)袁準主张的“去私立公”，主要是针对为政者而言，这是魏晋南北朝的儒学与宋明儒学在公私问题上的一个主要区别。对一般百姓的私欲，主要是“瞻民心而立法”，其私若触犯法律，则以法治之，而非以道德强求。但对于为政者（君主、官吏）则不然，面对私心、私欲对公利的破坏，为政者一方面以法律刑罚处之，更重要的则是以身作则，用道德来感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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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知其然也，虽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亲，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即邪私无所隐矣。向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即百姓之所道者万。一向公，则明不劳而奸自息；一向私，则繁刑罚而奸不禁。故公之为道，言甚约而用之甚博。(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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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準看来，百姓之私与为国者之私有密切关系，“凡有国而以私临之，则国分为万矣”。也就是说，不能只要求百姓去私立公，为政者首先要以身作则，然后百姓才能风行草偃，这仍是“君子之为政，以正己为先”的儒学传统。中国儒学向私欲斗争了几千年，但至今私欲不断，这急需现代新儒家为之作现实的与理论的检讨，方能使儒学的这一重要传统在现代社会有新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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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傅玄及其《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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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卒于晋武帝咸宁四年（278）。曹魏时期曾任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封鹑觚男爵。入晋为散骑常侍，进爵为子加驸马都尉，泰始四年（268）为御史中丞，旋迁太仆，转司隶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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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仕官于魏晋两朝，《晋书》本传称他“所居称职，数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直言不忌，“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于是“贵游慑服，台阁生风”。可见傅玄是位疾恶如仇，不阿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骨鲠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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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初建，傅玄依儒家制礼作乐的精神改汉之短箫铙歌曲，制为二十二篇。又与儒臣中书监荀勖、黄门侍朗张华等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等，为西晋政权草创朝仪，隆礼作乐。傅玄崇儒尚学，尊礼重道，极其推重儒家思想，以为治国之务，莫过复儒兴学，崇化贵业，提出“儒学者，王教之首也”。认为为政者必以儒学为先，“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黜放荡之论，贬浮游之说，贵农而贱商，经国而治事，极力反对魏晋时期由于重道家之言所掀起的虚无放荡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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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是魏晋之际著名大儒，善道好学，泛观博览，终生著述不辍，“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39)向来学者多以傅玄为杂家，《隋书·经籍志》即列《傅子》于杂家类中。但考其观点，窥其涵蕴，傅玄实为儒家者流。这一点，与傅玄同时代的王沈早已说得清楚。王沈在给傅玄的信中说：“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40)王沈把傅玄的著作与荀、孟的言论齐观，可见傅玄所具有的多是儒家精神。王沈卒于司马炎称帝的第二年，即泰始二年（266），在此之前，他就看到了傅玄的著作，可见，《傅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当在魏而不在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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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艺文志》著录《傅子》一百二十卷，《崇文总目》仅著录五卷二十三篇。可见此书至唐、宋以后，已大部分亡佚。所存佚文散见于唐以后的各种类书或辑佚书中，如《文选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群书治要》、《意林》、《永乐大典》等，均载有《傅子》佚文。由于各书称引不一，以至互相羼越，遂使此书佚文真伪舛误。清季严可均遍搜各书，重加排比，以《群书治要》、《永乐大典》等书所载整篇为二卷，以其他各书所载，为补遗二卷，共辑得《傅子》佚文约四万余言。(41)本节所述及所引傅语，皆据《晋书》本传及《全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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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是魏晋间名儒大家，其著述广博，经史兼通，所著书多达数十万言，现存佚文不过十分之一，故其思想不可详知，但从目前保留下来的佚文看，其儒学思想仍表现得十分充分，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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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儒贵教，讲信修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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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生活在魏晋之世，亲眼目睹，“贵力尚争”和“专任刑名”所带来的弊害，以为天下必行仁政，必遵人道而后能治，如果一味地“贵力尚争”，则“父子相危”、“民不聊生”，“若夫商韩孙吴，知人性之贪得乐进，而不知兼济其善，于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下唯力是恃，唯争是务。恃力务争，至有探汤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独用也。人怀好利之心，则善端没矣”。(42)他认为社会上如果没有“善端”，再加上“任法尚力”，则“杀人如杀狗彘”，将“无道甚矣”。“以不道遇人，人亦以无道报之。人仇之，天绝之，行无道，未有不亡者也”(43)。据此，他严厉批评魏晋之世的法术刑名之治和虚无放诞之论，是“亡秦之病复发于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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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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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无论是刑名法术，还是玄虚之论，离开了“先王之制”，即离开了儒家的仁义礼乐德化，因此都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傅玄所以成为典型的儒家学者，就在于他把儒家的仁义、礼乐、德化作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企图以此改变魏晋时代浇薄的世风。他的《傅子》一书，专有《仁论》、《义信》、《礼乐》、《贵教》等篇，阐发儒家的礼乐仁义教化。在刑名与玄论交相充斥的魏晋时期，傅玄高举儒家的旗帜，向统治者大声疾呼尊儒贵教是当务之急。他说：“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凌迟而不觉也。”(45)他认为，儒家的礼乐仁义之教是人道的基础，偏法之士残礼乐，废人道，将导致“有国有家者亟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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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礼教兴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虽蔽天地，不可以质文损益变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国；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妇，以别内外。三本者立，则天下正；三本不立，则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则有国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废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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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知其然也？他以秦亡为例，说明儒家礼乐之教不可废。他认为，秦始皇任用商鞅，摧残礼乐，“贼九族，破五教，独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去礼乐之教的结果，虽荷戟百万，石城造天，威凌沧海，胡越不动，但一朝变故，便亲遇其祸，“身死未收”，而“奸发于内”；太子死于外，胡亥二岁亡，此诚“无尽忠效节之臣以救其难，岂非敬义不立，和爱先亡之祸也哉”！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礼义者，先王之藩卫也。秦废礼义，是去其藩卫也。夫赍不訾之宝，独宿于野，其为危败，甚于累卵，方之于秦，犹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盗思代之。’其秦之谓与！”(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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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玄看来，不以仁义礼乐治天下，则天下必至于暴。以暴易暴，必然败亡。因为“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不欲，无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子者，不失其事亲之道矣……”。(48)只要能推己及人，推己以及天下，即使政有所失，亦不至“上害于下”或“下患于上”，就不会出现“以暴易暴”的行为。因为“尊儒贵学，则民笃于义”，“义成而教行，因义而立礼，礼设而义通”。傅玄认为，仁、义、礼三者是构成社会政治的基本要素，也是推行仁政的基本内容。与此同时，还要讲信。他说：“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圣君贤佐，将化世美俗，去信须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49)“信”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也是“人道”的内容。在傅玄看来，人与人之间不讲信用，就会“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妇相疑于室。上下纷然而竞相欺，人伦于是亡矣”。因此“讲信修义，而人道定矣”，“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况本无信者乎”。(50)这样，儒家的仁、义、礼、信便成为傅玄儒学思想的基本观念，强调立于礼，兴于仁，笃于义，履于信，由此构成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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