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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赏一无功，则天下饰诈矣；罚一无罪，则天下怀疑矣。是以明德慎赏，而不肯轻之；明德慎罚，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故独任威刑而无德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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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礼与法，德与罚二者相须而行，不可独任，一旦独任刑罚或独任德惠，都会使政治走上片面。因为“独任”之失，不是无功受赏，就是无罪受罚。赏一无功，天下饰诈；罚一无罪，天下生疑，二者都离开了治国之道。因此“暴君昏主”与“柔愿之主”、“偏法之士”与“迂腐末儒”都不能正确处理礼与法、德与罚的关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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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昏主，刑残法酷，作五虐之刑，设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无所措其手足。……柔愿之主，闻先王之有哀矜仁爱，议狱缓死也，则妄轻其刑而赦元恶。刑妄轻，则威政堕而法易犯；元恶赦，则奸人兴而善人困。……末儒见峻法之生叛，则去法而纯仁；偏法见弱法之失政，则去仁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轻世重，而恒失其中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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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办法，应该常使仁义礼德与法治刑罚“恒得其中”，不使之偏于某一方面，即“礼法并用”或“威德相须”，此即“礼法殊涂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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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的“礼法并用”或“赏刑相济”，充分表现了儒家对法家的吸收和综合，也是对汉代以来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模式发展下来的。先秦儒家多讲仁政德治，而不太注意法治问题，西汉儒家讲阳德阴刑，开始吸收法家思想，并把法治附属于德治之下。至魏晋南北朝，法治思想趋向于独立发展，但始终未摆脱儒家人治传统的影响。这一点，在傅玄的政治思想中也有明显地表现。他虽然主强礼法并用，但在重要性上，仍十分强调仁义礼制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他较多地批评刑名法术和残酷的暴政，把注意力转向对下层百姓或一般民众的关心和同情上，这也构成他政治思想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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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贵本贱末，重农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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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述两点是傅玄的政治思想和法治思想。由于他基本上从儒家立场立论，故其经济思想亦体现了儒家特点，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时代儒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在这一问题上，傅玄与上节所述袁準持相同的观点，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主张“贵本贱末”，“重农抑商”，这也是儒家的一贯传统。与袁準稍有不同的是，傅玄虽然主张以农为本，但对商业并不是一概排斥。他认为商贾的功能在于“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制，通有无而一四海之财”，即具有互通有无，各得其所的作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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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商贾者，所以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利，通有无而一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盖众利之所充，而积伪之所生，不可不审察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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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承认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于互通有无，方便民生，故认为“其业不可废”。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又可能成为贪婪、虚伪、欺诈、淫欲、奢侈和侵夺农民，使农业破产的根源。他认为中国的商业自秦汉以后即产生了这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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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秦，乱四民而废常贱，竞逐末利而弃本业，苟合一切之风起矣。于是士树奸于朝，贾穷伪于市，臣挟邪以冈其君，子怀利以诈其父，一人唱欲而亿兆和。上呈无厌之欲，下充无极之求，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商贾富乎公室，农夫伏于陇亩而堕沟壑。上愈增无常之好以征下，下穷死而不知所归。哀夫！且末流滥溢而本源竭，纤靡盈市而谷帛罄，其势然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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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傅玄把农民破产的原因归咎于商业的发展，又把商业的发展归结为“上逞无厌之欲，下充无极之求”。因此，他提出抑商的主张，并以此作为扶助农业发展的基本原则。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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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明君止欲而宽下，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朝无蔽贤之臣，市无专利之贾，国无擅山泽之民。一臣蔽贤，则上下之道壅；商贾专利，则四方之资困；民擅山泽，则兼并之路开。而上以无常役，下赋一物，非民所生，而请于商贾，则民财暴贱。民财暴贱，而非常暴贵。非常暴贵，则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国富民安，未之有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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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上述抑商政策，实际上主要包括取消商人的专卖权，禁止人民擅开山泽之利。也就是说，重要商品的专卖和水湖山泽之利，都应由国家控制起来。这一政策，从汉代起，中国就开始实行，至魏晋，由于政权屡易，国家失去了对商业的控制能力，因此出现了像糜竺、王恺、贾谥、石崇等官商巨贾，利用特权发财致富，奢侈无度。如石崇常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幛四十里，崇作锦布幛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57)《世说新语》载：“石崇厕，常有十数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入厕。”(58)《笺疏》引《语林》说：“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59)这些官商巨贾争靡斗富如此，决不是一般提倡重农抑商所能解决。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商农矛盾，以及儒家长期以来所鼓吹与中国历代政权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皆未认真触及“官商”的问题。财富与权势集于一身，既官且商，由他们来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所抑者皆一般商人，而官商勾结的高官巨贾却得不到抑制。这是中国商业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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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傅玄的这些主张，更多的是强调“重农”。他在《陈要务疏》中，针对当时“游手多而亲农者少”的问题，提出“分数定制”的措施。他认为，士农工商各有分工，“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贾以通其货”。但魏晋以来，这种传统的分工被搞乱了，遂使“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60)因此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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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以为宜亟定其制，而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夫为政之要，计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而废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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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玄的“分数定制”措施中，特别强调裁减冗官。他认为，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之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这些冗官闲吏，凭空“坐食百姓”，成为社会的巨大负担。因此他主张，“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傅玄的这一主张，虽然也难于做到，但它却揭示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官僚机构的庞大，冗散官吏的繁多，严重阻碍了当时农业的发展，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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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赋均役，附法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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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玄具有改革性、建设性的经济思想中，除上述“贵本贱末，重农抑商”外，他还提出了“平赋均役”的思想。在《傅子》中，专有《平赋役》与《安民》两篇，讨论赋役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兴赋役的最终目的是“安上济下，尽利用之宜”，因此，赋役之兴不能伤民之财，夺民之时，竭民之力。也就是说，赋役的轻重与国计民生、社会安定有直接的关系。他以历史为鉴，说明平赋均役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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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之际，弃德任威，竞相呑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内，遂灭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内造阿房之宫，继以骊山之役；外筑长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赋过大半，倾天下之财，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闾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于是蓄怨积愤，同声而起，陈涉、项梁之畴，奋剑大呼，而天下之民，响应以从之。骊山之基未闭，而乱国已收其图籍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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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魏晋之际，中国仍处封建割据状态，长期丧乱造成人口减少，而封建政权对徭役劳动力以及赋税的需求却不断增加，这就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以至不堪忍受起来造反。傅玄似乎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呼吁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特别在赋役方面要宽简、平均，“度时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赋”。如果背其常道，而“不度时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赋无常，横求相仍，弱穷迫不堪其命”，人民就会“蓄怨积愤”，总有一天会同声而起，推翻统治者。因此他主张“役赋有常，不过其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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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先王之兴役赋，所以安上济下，尽利用之宜。是故随时质文，不过其节。计民丰约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财足以周用。乃立一定之制，以为常典。甸都有常分，诸侯有常职焉。万国致其贡，器用殊其物，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务公而制有常也。(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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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赋役有常制”与其“重本贱末”、“重农抑商”的思想相一致，都是企图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政治上的和谐，使人民“莫怨其上”而“堪其命”，从而维持和保障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提出的“计民丰约而平均之”的赋役制度的构想，对社会下层百姓还是有利的。尽管这些议论，在贪得无厌的门阀世族的统治下，具有空想的成分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且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它反映了儒家经济理论与其政治思想的一致性，即从“爱民”、“恤民”、“安民”的角度出发，来制定其政治、经济政策，并以此推动政治、经济实际运作过程。如傅玄在其《安民篇》中提出七条安民的具体建议，可以反映他的上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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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其业而一其事”。此即上文所说“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废”，亦即保证社会上的各种分工，并使其专心致志从事于自己的工作。业分则不相乱，事一则各尽其力。如此，“则民必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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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亲民之吏而不数迁”。即鼓励和重视那些能够体察百姓，关心百姓疾苦的“亲民之吏”，使他们稳定地留在自己的岗位上，而“不流于它官”。这样就能使这些“清官”，“尽心恤其下，则民必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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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附法以宽民者赏，剋法以要名者诛”。若以“剋民为能者进”，则民力必不堪用；“下力尽矣而用之不已”，则民必不安。这就是说，不能以法剋民，而要以法宽民，这一条是儒家与法家的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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