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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纵欲之徒，往往因欲望太盛，专擅恣意，独揽利益，而导致仇怨、攻斗、招致盗贼的侵袭等一系列灾祸的降临，这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即由于过分重视生命，结果反而丧失生命。这是在对待自身生命问题上的一种极端。裴认为，贵无论看到这种一味追求外物所引起的“失生”的“偏质之弊”，于是提倡减损欲望。老子著五千文的目的，即在“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在裴看来，老子的这一主张，确有使人“释然自夷”的作用，符合儒家《周易》中《损》、《谦》、《艮》、《节》四卦所包含的减省、谦让、静穆、节制的含义。但《周易》这四卦所推重的谦、静、节、减，只是君子之道的一个方面。如果把它夸大为是整个《周易》的基本精神，以为《周易》亦“以虚为主”或“以无为本”，这就歪曲了儒家经典。他说：“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107)裴的这些说法，显然是针对玄学家特别是王弼“以老入易”、“以无入有”的主张。如王弼《周易·复卦注》说：“复者，反本之谓也……寂然至无是其本矣。”这正是裴所批评的把《周易》的基本精神归结为“以无为本”的玄学观点。裴表面上批评王弼对《周易》的曲解，但实际上却主要是针对玄学所依恃的老庄道家之学。他批评老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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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故其辞曰：“以为文不足。”若斯，则是所寄之涂，一方之言也。若谓至理信以无为宗，则偏而害当矣。(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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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认为，道家学说只是“一家之辞”或“一方之言”，就其反对“秽杂之弊”来说，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若把它推向极端，认为“至理信以无为宗”，即把“以无为本”作为最终的归宿或最高的道理，就会产生片面性而导致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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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极端都违背儒家的中庸原则。在裴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这是说，过奢的欲望可以减少，但不可以完全禁绝；过分的欲求可以节制，但不能“以无为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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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理并而无害，故贵贱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观乎往复，稽中定务。(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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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在《崇有论》中，正是用儒家“稽中定务”的思想，批评了在养生问题上的两种极端倾向，肯定了人的情欲“不可绝”。认为“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但不是放纵情欲，而必须“交物有会”与“择乎其宜”。所谓“会”，即恰到好处。很明显，裴所谓的“观乎往复，稽中定务”，就是儒家的中庸思想。所谓“众理并而无害”、“贵贱形焉”、“吉凶兆焉”等说法亦出自《易传》和《中庸》。在裴或儒家看来，“天地之所以为大”，正在于天道之诚。圣人效法天道，有包容宇宙万物的精神，因此对儒家来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无论高低贵贱，都可相安无事。裴的这一说法也是反对玄学的。因为贵无论认为，“殊其己而有其心，则一体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110)从而主张“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的贱有绝欲之论。裴承认“万物”与“众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反对以“无”来统率“众有”，主张以“慎乎所接”、“交物有会”的中庸思想为指导，来调节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强调礼制教化的作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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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忽然忘异，莫有迁志。况于据在三（疑三后脱“五”字）之尊，怀所隆之情，敦以为训者哉！斯乃昏明所阶，不可不审。(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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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认为，能不能以儒家思想来教化百姓，是政治昏乱或清明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他把儒家思想作为教化、政刑和国家政治及人君治国的指导思想。强调通过这种教化，使百姓“信于所习”，从而避免玄学贵无论的影响。这是他撰写《崇有论》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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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裴《崇有论》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儒学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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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之际的儒学，与当时盛行的玄学，在理论上有很大的差别。因为玄学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讨论本末有无问题，在理论上和思想方法上都比当时的正统儒学有更大的吸引力。它像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当时的思想学术园地，使传统儒学在理论形态上有相形见绌之感。对此裴亦深有感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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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有讲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112)，盛称空无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狎，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人情所殉，笃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染其众也。(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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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看到，玄学流行的原因之一，是听者感到眩惑，虽然存在着与玄学不同的想法，但由于“辞不获济”，因此很难与玄学展开辩论，时间一长，听者便“屈于所狎”，承认玄学在理论上的深刻性（“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致使很多人在思想上成为玄学的俘虏。裴所谓的“辩名析理”、“辞不获济”，即是指儒学在语言上不能明确表达玄学的概念、逻辑及其中所包含的方法论等问题。也就是说，此时的玄学已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其中尤以王弼的“得意忘言”和荀粲等玄学家的“言不尽意”为代表。他们以这样“新”的方法，论证天地万物“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这与当时正统儒学比较起来，当然深刻得多。因此，儒学若不改变方法，就必然“辞不获济”。不是沉默寡言，束手无策；便是“屈于所狎”、“遂易门肆”。对这种状况，裴深感忧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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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矍然，申其所怀，而攻者盈集，或以为一时口言。有客幸过，咸见命著文，擿列虚无不允之征。若未能每事释正，则无家之义弗可夺也。退而思之，虽君子宅情，无求于显，及其立言，在乎达旨而已。然去圣久远，异同纷纠，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济先典，扶明大业，有益于时，则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静默？及未举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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