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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夷甫（衍），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正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及其末年，人望犹存，思安惧乱，寄命推务。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虏，弃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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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侃、庾翼，晋之武官也，虽不能在思想、学术上弘扬儒学，但能推深致远，躬行儒道，可略见儒学在东晋的影响及复兴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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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检讨政权得失相配合，东晋始建，便敦崇儒教，明经兴学。从三国至两晋，由于战争迭起，政权沦替，再加之玄风所扇，贵游子弟渐对儒学失去兴趣。因此历代国学、太学及地方教育屡兴屡废，儒学也随之起伏。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使儒学难于振作，但当权者总是不遗余力地提倡，这本身即表明政权与儒学的密切关系。如上节所述，东晋政权建立后，有鉴于前代灭亡的教训，在检讨得失，批评玄论的同时，亦大力提倡敦崇儒教，明经兴学，以此作为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首要任务。在司马睿继位头一年即建武元年（317），便有骠骑将军王导、征南将军戴邈上书兴学，可见东晋政权似乎把崇儒兴学作为当务之急。王导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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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人知士之贵由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乡，学于乡以登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朴之业著，浮伪之竞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孟轲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后其君者也”。……今若聿遵前典，兴复道教，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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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邈上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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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天道之所大，莫大于阴阳；帝王之至务，莫重于礼学。是以古之建国，有明堂辟雍之制，乡有庠序黌校之仪，皆所以抽导幽滞，启广才思。盖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养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国之大夫耳，兴礼修学于洙泗之间，四方髦俊斐然向风，身达者七十余人。……今或以天下未一，非兴礼学之时，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奥，不可仓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经，比天下平泰然后修之，则功成事定，谁与制礼作乐者哉？……圣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运，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笃道崇儒，创立大业。明主唱之于上，宰辅督之于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实在感之而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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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戴邈的奏疏，深得司马睿的赞许，遂于建武元年十一月丁卯立太学。这是东晋政权始建后敦崇儒学的重要表现。王导、戴邈的兴学疏，从思想上看并无新的发展，与以往的兴学率教之论亦无重大区别。但就其疏的时间及其内容看，却比以往来得急迫，且非表面的官样文章。它是在分析魏晋以来政权得失、社会治乱、道德幽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一种具有战略性的政治主张。自此以后，东晋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儒学的名教化功能。大兴二年（319），太常贺循，建议置经博士，以恢崇儒教，兼明经义，其奏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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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二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况今学义甚颓，不可令一人总之。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其余则经置一人，合八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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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学校修立，遂置《周易》、《尚书》、《毛诗》、《周官》、《礼记》、《春秋左传》、《孝经》、《论语》等博士九人。时方减省博士，《春秋》公羊、穀梁、《仪礼》及郑氏《周易》皆未置博士。故太常荀崧于大兴四年，又上疏议增《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等博士。会王敦之难，未能实行。但从荀崧的上疏中，可看出东晋的朝臣及东晋政权对儒学的尊崇和恢复儒学的努力。荀崧认为，“崇儒兴学”不仅是历朝政治的需要，也是改革社会，移风易俗的需要，故西晋以来，虽遭丧乱，但明经儒训不绝于庭。“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何况东晋，恢复儒学，“於今为盛”，“故宜增诸经博士而不能减省”。元帝诏曰：“崧表如此，皆经国之务，为政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不暇给，岂忘本而遗存耶！可供博议者详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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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王导、戴邈、贺循、荀崧的奏疏及元帝之诏，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强调儒学“固君臣之义”，“顺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的伦理道德作用，并把它看做是“为政所由”。这是历代政权兴学复儒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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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建国之初，存在着南北士族的矛盾。为安抚南方士族，稳定动荡不安的局面，元帝任用王导，采取了宽容舒缓的政策。提倡儒学，重用儒士即舒缓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儒学在元帝统治时期，颇显活跃。但不久，王敦叛乱，元帝忧死，明帝在位三年即崩，太子衍继位，是为成帝，年仅五岁。咸和二年（327），又遭苏峻谋反，建康陷落，直到咸和四年才平定叛乱。王苏之乱，使东晋儒学又遭挫折。直到成帝咸康初，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提倡礼义，国子祭酒彭瓖上疏议立国学，儒学才又开始复苏。庾亮在《开置学官教》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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洙泗邈远，风雅弥替，后生放任，不复宪章典谟。临官宰政者，务目前之治，不能闲以典诰。遂令《诗》、《书》荒尘，颂声寂寞，仰瞻俯省，能弗叹慨！……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礼乐、敦明庠序，其何以训彝伦而来远人乎？魏武帝于驰鹜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心远览，大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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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庾亮又提出弘敷礼乐、敦明庠序的重要性，并称赞曹操在兵戈未息之时即留心远览，开学兴业，是谓通才。庾亮是东晋名臣，有恢复中原之志，于两次叛乱之后，再次提倡弘教兴学，完全反映了东晋政权对儒学的重视。这种重视非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儒家文化虔诚信仰的基础上，深信其对政权的巩固和对人生的陶冶作用，故能使儒学于政治变乱、社会动荡的时代，续而不绝，微而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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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亮以武昌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步骤，“便处分安学校处所，筹量起立讲舍。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贵家子弟亦令受业。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论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者，以充此举”。(15)又命与武昌临近的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明为条制，令法清而人贵”。(16)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瓖在朝亦上疏议立国学，建议朝廷“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以培养儒学人材，并具体提出“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17)疏奏，成帝从之，于是国学又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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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局面维持不久，东晋政权屡次兴兵用武，朝廷上下连年忙于战事，遂使儒学又处低潮。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太学生徒，学校由此遂废。在东晋穆、哀、废、简四帝当政时期的三十余年间，桓温兴兵，西取巴蜀，殷浩三次北伐均以惨败告终。之后又有桓温三次北伐，虽偶有小胜，非但不能兴复中原，反而养奸蓄恶，意在篡夺。直至桓温死后，孝武帝临朝，由谢安、王彪之、王坦之三人秉政，东晋政治又开始走上正轨。太元元年（376），谢石上疏，请复儒兴学，谢石奏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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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翼善辅性，唯礼与学。虽理出自然，必须诱导。故洙泗阐弘道之风，《诗》、《书》垂轨教之典。敦《诗》悦《礼》，王化以斯而降；甄陶九流，群生于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时亡。光武投戈而习诵，魏武息马以修学，惧坠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晋受命，值世多阻，虽圣化日融，而王道未备，庠序之业，或废或兴。……今皇威遐震，戎车方静，将洒玄风於四区，导斯民于至德，岂可不弘敷礼乐，使焕乎可观！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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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奏，帝纳其言。于是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选学舍一百五十五间。但由于长期废业，学校的教学“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于其列”。故又有国子祭酒殷茂上疏，建议朝廷，沙汰混杂，选内外清官子姪入学，并制定课程，“佥与后生，兴复儒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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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石、殷茂复兴儒教的主张，虽然施行时仍有许多曲折，但对弘扬儒学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由于政权的不稳定，再加之王恭叛乱，北方的军事搔扰，桓玄篡逆，以及孙恩、卢循的农民暴动等等。一连串的内乱外患，使东晋政权不得喘息，故其儒学的推行亦因此常常有始无终。尽管如此，朝廷和地方复儒兴学的运动仍不断进行。据《晋书·儒林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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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郡范平，研览墳素，敦悦儒学，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其三子奭、咸、泉“皆以儒学至大官”。泉子蔚，关内侯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延来读者恒有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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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江杜夷，世以儒学称。少而恬泊，操尚贞素，居甚贫窘，不营产业，博览经籍百家之书，寓居汝、颍之间，十载足不出户，闭门教授，“生徒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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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留范宣，晋之大儒，博综群书，尤善“三礼”。平素虽闲居屡空，但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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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汪、范宁父子，世好儒学，“汪屏居吴郡，从容讲肆”，“在大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范宁为余杭令时，“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太元中，为豫章太守，在郡大设庠序，“教授恒数百人”，又“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远近至者千余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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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材料可知，东晋时期，儒学曾屡次兴起，故造成东晋政权的儒家化，并出现一批著述甚丰的儒家饱学之士。除上面所举的范宣、范宁、杜夷、范平、孙盛、袁宏等人外，尚有大儒贺循、孙衍、谢沈、范汪、虞喜等，这些儒学之士在中国儒学史上都应占有一定地位。由于他们的提倡和推动，使儒学思想始终成为东晋政权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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