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39756
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二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况今学义甚颓，不可令一人总之。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其余则经置一人，合八人。(12)
1702039757
1702039758
至是，学校修立，遂置《周易》、《尚书》、《毛诗》、《周官》、《礼记》、《春秋左传》、《孝经》、《论语》等博士九人。时方减省博士，《春秋》公羊、穀梁、《仪礼》及郑氏《周易》皆未置博士。故太常荀崧于大兴四年，又上疏议增《仪礼》、《公羊》、《穀梁》及郑《易》等博士。会王敦之难，未能实行。但从荀崧的上疏中，可看出东晋的朝臣及东晋政权对儒学的尊崇和恢复儒学的努力。荀崧认为，“崇儒兴学”不仅是历朝政治的需要，也是改革社会，移风易俗的需要，故西晋以来，虽遭丧乱，但明经儒训不绝于庭。“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何况东晋，恢复儒学，“於今为盛”，“故宜增诸经博士而不能减省”。元帝诏曰：“崧表如此，皆经国之务，为政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不暇给，岂忘本而遗存耶！可供博议者详之。”(13)
1702039759
1702039760
由以上王导、戴邈、贺循、荀崧的奏疏及元帝之诏，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强调儒学“固君臣之义”，“顺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的伦理道德作用，并把它看做是“为政所由”。这是历代政权兴学复儒的根本目的。
1702039761
1702039762
东晋建国之初，存在着南北士族的矛盾。为安抚南方士族，稳定动荡不安的局面，元帝任用王导，采取了宽容舒缓的政策。提倡儒学，重用儒士即舒缓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儒学在元帝统治时期，颇显活跃。但不久，王敦叛乱，元帝忧死，明帝在位三年即崩，太子衍继位，是为成帝，年仅五岁。咸和二年（327），又遭苏峻谋反，建康陷落，直到咸和四年才平定叛乱。王苏之乱，使东晋儒学又遭挫折。直到成帝咸康初，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提倡礼义，国子祭酒彭瓖上疏议立国学，儒学才又开始复苏。庾亮在《开置学官教》中说：
1702039763
1702039764
洙泗邈远，风雅弥替，后生放任，不复宪章典谟。临官宰政者，务目前之治，不能闲以典诰。遂令《诗》、《书》荒尘，颂声寂寞，仰瞻俯省，能弗叹慨！……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礼乐、敦明庠序，其何以训彝伦而来远人乎？魏武帝于驰鹜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心远览，大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14)
1702039765
1702039766
这里，庾亮又提出弘敷礼乐、敦明庠序的重要性，并称赞曹操在兵戈未息之时即留心远览，开学兴业，是谓通才。庾亮是东晋名臣，有恢复中原之志，于两次叛乱之后，再次提倡弘教兴学，完全反映了东晋政权对儒学的重视。这种重视非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儒家文化虔诚信仰的基础上，深信其对政权的巩固和对人生的陶冶作用，故能使儒学于政治变乱、社会动荡的时代，续而不绝，微而不坠。
1702039767
1702039768
庾亮以武昌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步骤，“便处分安学校处所，筹量起立讲舍。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贵家子弟亦令受业。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论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者，以充此举”。(15)又命与武昌临近的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明为条制，令法清而人贵”。(16)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瓖在朝亦上疏议立国学，建议朝廷“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以培养儒学人材，并具体提出“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17)疏奏，成帝从之，于是国学又兴。
1702039769
1702039770
但这种局面维持不久，东晋政权屡次兴兵用武，朝廷上下连年忙于战事，遂使儒学又处低潮。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太学生徒，学校由此遂废。在东晋穆、哀、废、简四帝当政时期的三十余年间，桓温兴兵，西取巴蜀，殷浩三次北伐均以惨败告终。之后又有桓温三次北伐，虽偶有小胜，非但不能兴复中原，反而养奸蓄恶，意在篡夺。直至桓温死后，孝武帝临朝，由谢安、王彪之、王坦之三人秉政，东晋政治又开始走上正轨。太元元年（376），谢石上疏，请复儒兴学，谢石奏疏说：
1702039771
1702039772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翼善辅性，唯礼与学。虽理出自然，必须诱导。故洙泗阐弘道之风，《诗》、《书》垂轨教之典。敦《诗》悦《礼》，王化以斯而降；甄陶九流，群生于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时亡。光武投戈而习诵，魏武息马以修学，惧坠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晋受命，值世多阻，虽圣化日融，而王道未备，庠序之业，或废或兴。……今皇威遐震，戎车方静，将洒玄风於四区，导斯民于至德，岂可不弘敷礼乐，使焕乎可观！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18)
1702039773
1702039774
疏奏，帝纳其言。于是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选学舍一百五十五间。但由于长期废业，学校的教学“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于其列”。故又有国子祭酒殷茂上疏，建议朝廷，沙汰混杂，选内外清官子姪入学，并制定课程，“佥与后生，兴复儒肆”。
1702039775
1702039776
谢石、殷茂复兴儒教的主张，虽然施行时仍有许多曲折，但对弘扬儒学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后，由于政权的不稳定，再加之王恭叛乱，北方的军事搔扰，桓玄篡逆，以及孙恩、卢循的农民暴动等等。一连串的内乱外患，使东晋政权不得喘息，故其儒学的推行亦因此常常有始无终。尽管如此，朝廷和地方复儒兴学的运动仍不断进行。据《晋书·儒林传》载：
1702039777
1702039778
吴郡范平，研览墳素，敦悦儒学，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其三子奭、咸、泉“皆以儒学至大官”。泉子蔚，关内侯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延来读者恒有百余人”。
1702039779
1702039780
庐江杜夷，世以儒学称。少而恬泊，操尚贞素，居甚贫窘，不营产业，博览经籍百家之书，寓居汝、颍之间，十载足不出户，闭门教授，“生徒千人”。
1702039781
1702039782
陈留范宣，晋之大儒，博综群书，尤善“三礼”。平素虽闲居屡空，但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
1702039783
1702039784
范汪、范宁父子，世好儒学，“汪屏居吴郡，从容讲肆”，“在大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范宁为余杭令时，“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太元中，为豫章太守，在郡大设庠序，“教授恒数百人”，又“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远近至者千余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
1702039785
1702039786
从以上材料可知，东晋时期，儒学曾屡次兴起，故造成东晋政权的儒家化，并出现一批著述甚丰的儒家饱学之士。除上面所举的范宣、范宁、杜夷、范平、孙盛、袁宏等人外，尚有大儒贺循、孙衍、谢沈、范汪、虞喜等，这些儒学之士在中国儒学史上都应占有一定地位。由于他们的提倡和推动，使儒学思想始终成为东晋政权的指导思想。
1702039787
1702039788
1702039789
1702039790
1702039792
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葛洪《抱朴子外篇》的儒学思想
1702039793
1702039794
葛洪（283—343）是东晋著名道士和道教理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具有总结性、综合性的思想家、批评家和学者。在中国思想史上，葛洪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著述丰赡，学术视野宽厚。其笔触所及，上及天文，下及地理，旁及医药、丹术、兵略、经史、诸子、儒、墨、道、法，无所不包。可以说，他是东晋前期著述最多、思想体系庞杂的一位思想大家。其儒学思想，集中表现在《抱朴子外篇》中。
1702039795
1702039796
一、葛洪事迹及生卒年考
1702039797
1702039798
据《晋书》本传和《抱朴子外篇·自叙》等文献记载，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祖彬（《晋书》本传“彬”作“系”，《抱朴子外篇·自叙》作“彬”，今从《自叙》），仕吴历官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父悌，仕吴历官中书郎、中获军、拜会稽太守，入晋，为吴王司马晏郎中令、迁邵陵太守，卒于官。仅从以上可知，葛洪的祖、父两代皆为高官，故其出身为江南世家大族无疑。
1702039799
1702039800
至于葛洪的自身经历，虽《抱朴子外篇·自叙》有较详细记载，但由于史家对其生卒年说法不一，多少影响了对葛洪生平事迹的准确考察。(19)其中，造成生卒年说法不一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关于其生年，二是关于其年寿。关于其生年，杨明照先生在其《抱朴子外篇校笺》中，考订葛洪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20)而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考订葛洪生年为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21)
1702039801
1702039802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据葛洪《自叙》有“齿近不惑”一语，推定洪之生年为晋武帝咸宁四年。其文说：“关于葛洪的生卒年岁，《自叙》及本传都无记载，但从《自叙》中，我们可以间接把近似的年岁推断出来。《自叙》说‘今齿近不惑’。又说‘今将遂本志，委桑梓，适嵩岳，以寻方平梁公之轨。先所作子书内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复撰次，以示将来云尔’。又说‘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22)该书据此认定，此时即是建武中。“计上距年二十余草创子书之时凡十余年。二十余，加上十余年，正合‘齿近不惑’”。(23)该书又接着说，两晋时期，“建武”年号有两个：一是晋惠帝于公元304年秋七月改元“建武”；另一个是东晋元帝以丞相琅琊王，晋位晋王时亦改元“建武”。两个“建武”年号，均不到一年即废。由此断定，“葛洪所指‘建武’，当为晋王之‘建武’。……由此可知，在晋王‘建武’初（317），洪‘齿近不惑’，那时封侯食邑，而子书内篇也已撰定。从这里上推四十年，为西晋武帝咸宁四年”。(24)
1702039803
1702039804
若按上述葛洪生于晋武帝咸宁四年考订，再与葛洪《抱朴子外篇》中的《吴失》、《自叙》等篇之所记对照，存在明显的矛盾。
1702039805
[
上一页 ]
[ :1.70203975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