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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外篇》所表达的儒学思想，是多方面的。其中，“贵礼”思想最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疾谬》、《讥惑》、《刺骄》、《省烦》、《博喻》、《广喻》、《自叙》等篇中。魏晋以降，礼法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以致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此，葛洪几乎是“痛心疾首”，并作了大量的揭露。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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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摴蒱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繻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野。……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往者务其必深焉，报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虑见答之后患，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周禾之芟，温麦之刈，实由报恨，不能已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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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礼教颓靡，社会逐渐失去了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从而演绎出卑劣的社会风气，最终导致社会人群之间的争斗和“报恨”，甚至彼此交恶、械斗不已，给社会带来灾祸。葛洪认为，造成这些恶果的原因，皆由“托云率性”、“背礼叛教”所致。由此，他转向了对魏晋风教和放达的批评：“轻薄之人，迹厕高深，交成财赡，名位粗会，便背礼叛教，托云率任，才不逸伦，强为放达。”(44)这些人倨傲孤高，妄行所在，无所不至。甚至“入他堂室，观人妇女”，“载号载呶，谑戏丑亵，穷鄙极黩，尔乃笑乱男女之大节，蹈《相鼠》之无仪。”(45)葛洪以《诗·相鼠》为喻，老鼠尚且有皮有齿有体，而人没有威仪，没有行止，没有礼义，那就连老鼠都不如，活着还有何意义？真是不如早点死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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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为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人而无礼，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亲也，盖欲人之敬之，必见自敬焉。不修善事，则为恶人。无事于大，则为小人。纣为无道，见称独夫。仲尼陪臣，谓为素王。则君子不在乎富贵矣。今为犯礼之行，而不喜闻遄死之讥，是负豕而憎人说其臭，投泥而讳人言其汙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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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在这段文字里，两次提起前述的“相鼠”之喻：一是“人而无礼，其刺深矣”；一是“今为犯礼之行，而不喜闻遄死之讥”。可见他对“人而无礼”或“犯礼之行”深恶痛绝。甚至以此为夷夏之辨和区分“独夫”与“素王”、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在葛洪看来，礼义不啻为人的生命和国家民族文明的标志，失去了它，就等于人失去生命，国家民族失去文明的标准，从而导致亡国败家，此即夷夏之辨的应有之义。他说：“昔辛有见被发而祭者，知戎之将炽。余观怀、愍之世，俗尚骄亵，夷虜自遇。其后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47)这是说，葛洪似乎已预见到永嘉之乱及西晋的灭亡，其祸根即在于从上到下礼义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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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葛洪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败坏礼教的公子王孙，以及那些自命为“通达”而实质乃是“通乎亵黩”、“达于淫邪”的骄慢之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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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夫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乎亵黩，而达于淫邪哉！……此俗之伤破人伦，剧于寇贼之来，不能经久，岂所损坏，一服（“服”，当做时）而已。(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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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洪眼中，汉晋间的“任达”、“放达”、“作达”或“通达”之士，其所作为及言说，都是背叛礼教的。由此他对所谓“通达”，站在儒家立场给予了新的解释：“古人所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而决不是通于亵黩而达于淫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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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对待礼教的问题上，葛洪的儒家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在当时玄风盛行，“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的环境中，遵守礼义道德之士往往被人嘲笑，但葛洪坚守礼义的操守是明确的。他说：“夫节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夺也；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荣犹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摈之，而操不可改也。……困瘁而益坚，穷否而不悔。”(49)葛洪反对的正是那些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所造成的陋习恶俗，表达了“志不可夺”、“道不可屈”、“操不可改”、“荣由在我”的坚定立场。在葛洪看来，骄亵、淫邪等积习恶俗，对人伦礼义的破坏，更甚于寇贼。因为寇贼对社会人伦的伤害，可能只在一时而不能经久，而积习恶俗对社会人伦的破坏，却是长期的。因此，如果任凭它们扇播下去，便一发不可收拾，甚至会导致家国的败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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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桀倾纣覆，周灭陈亡，咸由无礼，况匹庶乎！……古人鉴淫败之曲防，杜倾邪之端渐，可谓至矣。修之者为君子，背之者为罪人。然禁疏则上宫有穿窬之男，网漏则桑中有奔随之女。纵而肆之，其犹烈猛火于云梦，开积水乎万仞，其可扑以箒篲，遏以撮壤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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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葛洪把夏、商、周三代灭亡的原因归之于“咸由无礼”。这一结论，虽然对礼的作用有些夸大，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礼的重视，并可以甄别出葛洪的儒学立场。“咸由无礼”之“礼”，从广义上说，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规范。在葛洪看来，任何社会，没有制度规范，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规范主要体现在儒家通过对三代礼制的总结所制定和发展出来的礼乐典章。因此，从狭义上说，“咸由无礼”之“礼”，又是儒家具体的礼仪规范。对此，葛洪也多有阐发，并以这些具体的礼仪规范作标准，批判那些“穿窬”、“奔随”之徒。如他在批评“男女杂错”、“谑戏丑亵”的丑陋现象时，即是以具体的礼仪规范作标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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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美雎鸠，贵其有别。在《礼》，男女无行媒，不相见，不杂坐，不通问，不同衣物，不得亲授。姊妹出适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内言不出。妇人送迎不出门，行必拥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圣人重别杜渐之明制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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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的这些议论，均源自儒家经典。《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傅》解释说：“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52)《礼记·曲礼上》：“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又：“男女不杂坐；……叔嫂不通问”；又：“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受”；又：“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同席而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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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均是葛洪在针对汉晋之际世风日下、沦溺败德之行所展开的批判中所表达的贵礼重德思想。同时，他也有贵礼思想的正面论述，提出“夫唯无礼，不厕贵性”、“礼者，人理之所急也”等命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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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浊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应对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玃识往，归终知来，玄禽解阴阳，虵螘远泉流，蓍龟无以过焉，甘、石不能胜焉。夫唯无礼，不厕贵性。(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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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简短精赅，处处有典，持之有故。在葛洪看来，自宇宙开辟以来，万物生生化化，产生了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生命体。生物的多样性使宇宙大化千姿百态，功能各异：鹦鹉或能学语以应对，猩猩或似人而能言，于玃顾盼或识过去，归终聪颖或能预知未来，玄鸟云燕冬去春归知解阴阳之变，蛇、蚁穴居故能远避泉流，……。自然界的生物林林总总，千奇百怪，卜筮无能占其缘委，甘德、石申亦难测其奥玄。尽管如此，但它们与人类比较起来，最本质的差别乃在礼义道德。人类知礼而禽兽不能，此即：“夫唯无礼，不厕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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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夫唯无礼，不厕贵性”，看做是葛洪贵礼的重要命题。无礼，指禽兽；贵性，谓人。《抱朴子内篇·论仙》：“有生最灵，莫过乎人，贵性之物，”又《内篇·黄白》：“人之为物，贵性最灵”。这些说法，均指人为贵性之物。在葛洪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点，即在礼义，它是人的自觉的道德行为。他说：“天秩有不迁之常尊，无礼犯遄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兽，虽能言而不得厕贵牲（牲当做性）；蛩蛩之负蹷，虽寄命而不得为仁义。”(55)葛洪认为，天道秩次有恒常的高低，人道亦效法天道，也有恒常的秩次和尊卑，这就是礼。因此，无礼之人还不如“遄死”。因为人如果失去了礼的道德自觉，就如同能言的禽兽，“不得厕贵性”，即不得列入人类的范畴。他用“蛩蛩负蹷”的典故，说明禽兽之间虽也有相互恃仰、相互寄命的关系，但皆出于生存本能，而非出于仁义这一人类所特有的道德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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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葛洪的上述说法，对儒学并没有太多的发明和创见。他所提出的“夫唯无礼，不厕贵性”的命题，只是对自孔、孟以来，儒家所确立的礼义规范和基本价值理念所作的简要概括而已，其源头皆在儒家经典。《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56)由此可见，葛洪的礼论并未超出前人的水平。但在魏晋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葛洪的礼论思想对于匡正时弊，即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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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初邃古，民无阶级，上圣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可鄙，故构栋宇以去鸟兽之群，制礼数以异等威之品：教以盘旋，训以揖让，立则罄折，拱则抱鼓，趋步升降之节，瞻视接对之容，至于三千。盖检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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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葛洪阐释了礼的起源及其作用，特别提出“礼数”是用来“异等威之品”和“检溢之隄防”。前者是肯定社会的等级尊卑及社会秩序；后者则强调如何保证社会等级尊卑的秩序不至于紊乱。针对魏晋之世由礼数的混乱所造成的社会失序，葛洪提出：“检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我们可以把这两句话概括为一个重要命题，即：“礼者，人理之所急也。”一个“急”字，反映了葛洪对魏晋之世礼教败坏的不安和焦虑。如何“坚隄防以杜决溢”？在葛洪看来，惟有守礼一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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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俨若冠于《曲礼》，望貌首于五事，出门有见宾之肃，闲居有敬独之戒。颜生整仪于宵浴，仲由临命而结缨。恭容暂废，惰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盖人之有礼，犹鱼之有水矣。鱼之失水，虽暂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弃礼，虽犹靦然，而祸败之阶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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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见于“恭容暂废，惰慢已及”的礼教的废弃，葛洪提出“鱼水之喻”来强调“安上治民，非此莫以”的贵礼思想。人者鱼也，礼者水也。鱼失水，虽可苟延残喘而暂活，但其枯干腐烂则为必然。同样，人弃礼，虽可表面尊荣于一时，但其横遭祸败却是早晚会发生的。因此，鱼失水则糜，人弃礼则败。这是葛洪“鱼水之喻”所给出的必然结论。这里的人，既包括个体的人，也指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尤其对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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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贵礼思想是葛洪《抱朴子外篇》儒家立场或儒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它构成《外篇》儒学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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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崇教勖学，精六经之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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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政权建立后，一大批才学之士，有鉴于汉晋以来的丧乱，在检讨得失，批评玄论的同时，都大力提倡敦崇儒教，明经兴学。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之《百里》、《安贫》、《博喻》、《广譬》、《应嘲》、《百家》、《重言》、《崇教》、《勖学》等篇中，也大力鼓吹崇教、兴学，充分反映了他的儒学立场。他在《勖学》篇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