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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含在《更生论》中认为，世间的人与物都各有自己的“定数”。虽然“聚散、隐显”变化不已，但不会被消灭，它们永远“环转于无穷之途”。因此他认为“天地虽大，浑而不乱；万物虽众，区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125)这就叫做“更生”。在他看来，人与物正是在这种无究的“环绕”中，“还复其物”、“与运泯复”，并且“自然贯次，毫分不差”。由此可以看出，罗含用玄学本体论的语言和方法，论证了佛教的轮回思想。肉体的死亡，是可以靠感性经验来证明，而灵魂的存在与否却很难用感性经验来说明。既然认为人与物可以“环转于无穷之途”，那么，这一“环转”者，必然是灵魂。因为在罗含看来，灵魂是摸不着、看不见的超感性、超经验的东西，所以佛教便以“灵魂不灭”作为“环转”、“轮回”的承担者。罗含即是以“灵魂不灭”来论证“肉体可以更生”。他认为，人的生死不过是“神”与“质（肉体）”的“离合之变”。他说：“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化也。”(126)这就是说，人的精神与人的形体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它们有时相合，有时相离，合则为聚为显，离则为散为隐，因此人的生死就是肉体与精神的离合、聚散、隐显。他认为，一般人“皆悲合之必离”，生则必死，而不知“散之必聚”，死则可以更生的道理。罗含“神质相偶”、“神质冥期”的思想与佛教的神不灭基本一致，可以说罗含的更生论是东晋佛教盛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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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盛针对罗含的上述思想，提出了“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的神灭论命题，以驳斥罗含的《更生论》。他在《致罗君章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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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更生论》，括囊变化，穷寻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辞致亦快，是好论也。然吾意犹有同异。以今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有还得形者无？缘尽当须冥远，耳目不复开逐，然后乃复其本也。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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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如果认为人物变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复有常物”，那么，古今往来，万化无穷，究竟有谁“还得形者”？也即是说，没有哪一个人，死后复得更生，还得其形。在孙盛看来，所谓“更生复本”，是感性经验所无法证明的，因此认为，“形既粉散，知亦知之”。即是说，形体既然死亡粉散。那么“神”也就与形体一起归于消亡。形体消亡后，一旦转化为异物（现代所谓物理的或化学变化），便失去原来的本质，即“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因此决不可能再更生复本，“还复其物”。孙盛认为，正因人死不再复生，所以有情者常常悲叹死亡。孙盛的这封信言简意赅，对生死、形神问题虽然没有展开更多的议论，但其“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的神灭观点，却极为鲜明，表现了“未知生焉知死”的传统儒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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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章中谈到，中国儒学，从其创立时期起，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的儒家学者，始终对社会、人生抱极大的关注，因此，对宗教所宣扬的彼岸世界、天堂、地狱等观念缺乏热情。表现了一种关心现世的人文主义传统。孙盛的上述言论即是这一传统的体现。同时，他的人文思想还表现在他的史学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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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孙权晚年崇尚巫术，迷信鬼神，“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周旋民间，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孙权闻之后，专门派人“斋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并为之立馆舍，备酒食，听其说水旱灾异之事。孙盛对此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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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闻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权年老志衰，谗臣在侧，废嫡立庶，以妾为妻，可谓多凉德矣。而伪设符命，求福妖邪，将亡之兆，不亦显乎！(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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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同书《赵达传》载，河南有赵达者，能逆占天象，“谓东南有王者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又能“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孙权行师征伐，“每令达有所推步，有如其言”。孙盛对此亦持批评态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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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玄览未然，逆鉴来事，虽裨灶、梓慎其犹病诸，况术之下此者乎？《吴史》书达知东南当有王气，故经举济江。魏承汉绪，受命中畿，达不能豫睹兆萌，而流窜吴越，又不知吝术之鄙，见薄于时，安在其能逆睹天道而审帝王之符瑞哉？……流俗好异，妄设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弃，是以君子志其大者，无所取诸。(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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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条材料，都明显反映出孙盛的儒家人文思想。他认为，孙权迷信鬼神，伪设符命并不能挽救吴国的灭亡。一个国家的兴衰是由其政治、道德决定的，与鬼神、符命没有关系。而赵达以“吝术之鄙”，逆占天道，妄设神奇，更是违背历史事实，即使有时不幸而言中，也只是偶然的巧合，并不能说明符瑞迷信的灵验，也不能“玄览未然，逆鉴来事”，故为“仲尼所弃”。孙盛以春秋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和无神论精神驳斥了宗教神学及方士的虚妄迷信，这是魏晋南北朝儒学发展中的宝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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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评中的儒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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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早期史学，本为经学的一部分，如《尚书》、《春秋》、《左传》等。既属经学，又属史学，故后人有“六经皆史”的说法。由于儒家讲习诗、书、礼、乐，所以形成以诗书礼乐精神评断历史的儒学传统。司马迁作《史记》，即以《春秋》为法，故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130)这种史学中的儒学传统，是造成中国古代多数史学家大都是儒家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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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盛作为魏晋南北南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同样继承了上述传统。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完全贯穿了儒家精神。他站在儒家立场，以忠、孝、节、义、仁、礼、贤、德等儒家的重要观念为标准，评论古今得失，褒贬人物臧否，由此构成他的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评论“法正说先主宜厚许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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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礼贤崇德，为邦之要道，封墓式闾，先王之令轨，故必以体行英邈，高义盖世，然后可以延视四海，振服群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靖处室则友于不穆，出身则受位非所，语信则夷险易心，论识则殆为衅首，安在其可宠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虚是崇，偷薄斯荣，则秉直仗义之士，将何以礼义？正务眩惑之术，违贵尚之风，譬之郭隗，非其伦矣。(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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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是刘备的谋士，许靖是汉末人物品评家，汝南名士，与其从弟许劭知名海内，曾事刘翊、董卓、刘璋。刘备入蜀，“薄靖不用”，法正说曰：“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132)在孙盛看来，许靖在“出”、“处”、“信”、“识”等方面的表现均有背儒家的典训。在家“友于不穆”；作官“受位非所”；交友“夷险易心”；论识则“殆为衅首”。法正把这种“虚浮是崇，偷薄斯荣”的人作为典型来礼敬，不仅不能“振服群黎”，反而会使那些真正的贤能之人和忠贞诚信仗义之士疏而远之。孙盛批评法正的做法是“务眩惑之术，违贵尚之风”，不符合儒家“礼贤崇德”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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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盛的这段评论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反对法正思想中的权术观念，以为法正明知许靖是“获虚誉而无其实者”，却硬要刘备把他作为贤者加以礼敬，这就违背了儒家“礼贤崇德”的真实意义；二是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在孙盛看来，若用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标准来衡量，许靖还不够贤者的资格。这两点内容，均可反映孙盛的纯儒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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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纯儒的观念，更明显地表现在他对“郤正以姜维为一时仪表”的评论中。据《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载：蜀臣郤正曾著论论姜维为“一时之仪表”。孙盛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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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哉郤氏之论也！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义、节，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徇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侮之任而致敌丧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维无一焉。……而云人之仪表，斯亦惑矣。(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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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以儒家的忠、孝、节、义、智、勇等德目，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他在评论“谯周说后主降魏”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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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义，因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指谯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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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孙盛又引《春秋》之义，批评后主刘禅和蜀臣谯周，不能为社稷而死，而“亡礼希利”，“偷生苟免”，实为闇主驽臣。他认为，国家的兴盛与否，主要在于建立稳固的“道德之基”，这比“山水之固”、“合纵连横”都重要得多。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大因素中，人的因素最为重要，而后主、谯周既放弃地利，又不图人和，“匆匆遽自囚虏”，故导致家亡国破，不亦哀哉？所以他在评论蜀汉政权的联吴政策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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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帝王之保，唯道与义。道义既建，虽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诈力，虽强必败，秦、项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连横万里，永相资赖哉？昔九国建合纵之计，……夫以九国之强，陇汉之大，莫能相救，坐观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强弱之心难一故也。而云“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岂不谄哉！(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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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盛对上述史实及人物的评价，无论从古代还是从现代的角度看，都未必恰当，但他所持的儒家立场和儒学观点则表现得十分鲜明。他的史学著作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从当时及以后史学家对他的征引来看，他的儒家正统史学观对东晋南北朝以后的史学发展，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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