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0255
1702040256
且儒家尚誉者，本以兴贤也，既失其本，则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者，欲以笃实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则仰詠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伪薄者，非二本之失，而为弊者必托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是以六经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圣贤所无奈何也。(151)
1702040257
1702040258
这是说，儒家尚誉，其宗旨在于兴贤；道家去名，其目的在于笃实。兴贤与笃实都是名教不可或缺的内容。但玄学放达派舍本逐末，舍掉儒道两家兴贤与笃实的宗旨和目的，而片面追求“尚誉”与“去名”，必然导致“情礼俱亏”、“仰詠兼忘”，而出现“以容貌相欺”和“越检之行”。这种“伪薄”的发生，并不是“兴贤”与“笃实”本身有什么不对，而是为弊者打着兴贤与笃实的招牌，“徒利其纵肆而已”。这里，戴逵指出了不能把一种学说本身可能存在的缺点与利用这种缺点达到某种目的混为一谈。也即是说，不能因为一种学说被某些人利用，从而否认这一学说本身存在的价值。“道有常经，而弊无常情”，一种学说被利用，被歪曲，“固圣贤所无可奈何也”。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对于一种学说或行为的判断和评价，必须“求其用心之本，识其枉尺直寻之旨，採其被褐怀玉之由”，即以无害于“名教之体”为最后标准。
1702040259
1702040260
由此可见，戴逵的《放达为非道论》，基本上反映了他的儒家立场和对儒家名教之治的维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道家的学说，表现了此一时期儒家学者注意到玄学家所倡导的“儒道合一”的理论并受其影响，开始逐步由批评道家转向联合道家，以共同应付佛教思想的挑战。
1702040261
1702040262
三、对佛教“善恶报应”说的批评
1702040263
1702040264
戴逵的反佛著作主要有：《释疑论》、《与远法师书》、《重与远法师书》、《答周居士难释疑论》、《答远法师书》等文章与信札。这些著作收在《广弘明集》卷二十和《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七中。
1702040265
1702040266
戴逵对佛教“善恶报应”说的批评，完全是站在儒家立场，并从维护儒家一贯主张的“劝教”、“体仁”、“入世”等一系列基本原则为出发点，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儒家精神和儒学传统。先是戴逵作《释疑论》，批评佛教的“善恶报应”说，并把论文送庐山的慧远，同时写信给慧远说明他写《释疑论》的动机和目的。慧远在回信中说：“去秋与诸人共谈君论，并亦有同异观”，并附居士周道祖《难释疑论》一文，以表示反对意见。于是戴又作《答周居士难释疑论》，由此就佛教善恶报应问题，双方展开反复辩论，互相攻难。
1702040267
1702040268
在辩论中，戴逵以儒家思想为武器，坚决否认“幽司”的存在。他认为，佛教“一善一恶，皆臻冥应”的善恶因果报应说，常常把人引向对“幽司”的恐惧，从而“欣慼于得失之间，沦溺于生死之域，故多祈验于冥中之报”。在他看来，祈验于冥中之报，就是“舍己而外鉴”，“未喻由于求己”。他说：
1702040269
1702040270
仆所为能审分命者，有呼识拔常均，妙鉴理宗，校练名实，比验古今者耳。不谓沦溺生死之域，欣戚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殇之寿夭，则知修短之自然，察尧舜于朱均，以得愚圣之有分，推渊商之善恶，足明冥中之无罚，等比干盗跖，可知福祸之非行。既能体此难事，然后分命可审，不祈冥报耳。若如来难，宅情于理，则理未可喻，请求诸己，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于求己，非为无理可喻也。若舍己而外鉴，必不远而复矣。(152)
1702040271
1702040272
这就是说，寿夭、修短、愚圣、善恶、祸福等人生的遭遇，都有其自身的原因。寿命的长短是生理自然现象；愚圣之别是由愚者、圣者自身的性分决定的。在这些现象背后并没有“幽司”主宰，亦不是因果报应决定的。因此，对这些问题的了解，不能“舍己而外鉴”，而必须“请求诸己”，亦即人的自身“性分”决定寿夭、福祸、贤愚等等。
1702040273
1702040274
他说：“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后行善，以致于善也。恶者自恶，非本分无恶，长而行恶，以得于恶也。故知穷达、善恶、愚智、寿夭，无非分命。”(153)在戴逵看来，善者自善，恶者自恶，这都是每个人的“性分”或“分命”不同所造成的，因此一个人的福与祸，寿或夭，并不是前生行善或行恶的结果。亦即人的不同遭遇的原因不在人自身以外，而是随着生命产生就被自然决定了的。戴逵虽然对“性分”、“分命”等概念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但从其内容看，基本上是儒家的人性论与命定论的一种综合。同时吸收了王充以来的自然气化说。如他说：
1702040275
1702040276
夫人资二仪之性以生，禀五常之气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殇之殊；气有精粗之异，亦有贤愚之别。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154)
1702040277
1702040278
很显然，戴逵是用天地之性、五常之气来解释人的生命现象，把人的生命看做是气化的结果，这正是王充的天地自然无为的思想路数。这里所谓“人资二仪之性以生，禀五常之气以育”，即有“天地合气，人偶自生”的含义。天地之气相交合，由此产生的人类自然含有天地的自然之性，这种由天地之性所赋予的人之性分，决定了人的寿夭、贤愚、穷达、善恶，从而排斥佛教所宣扬的“冥中之罚”和“善恶报应”的说法。
1702040279
1702040280
戴逵举出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人生的经验来证明“善恶报应”说的虚妄。“尧舜大圣，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诞生有舜；颜回大贤，早夭绝嗣；商臣极恶，令胤克昌；夷叔至仁，饿死穷山；盗跖肆虐，富乐自终；比干忠正，毙不旋踵；张汤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类，不可称数。验之圣贤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贤愚善恶，修短穷达，各有分命，非积行之所致也”。(155)这种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完全相反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几乎比比皆是，戴逵自己即有如此经历和体会。他在写给慧远的信中说：
1702040281
1702040282
弟子常览经典，皆以祸福之来，由于积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负于所知，言不伤于物类。而一生艰楚，荼毒备经，顾景块然，不尽唯己。夫冥理难推，近情易缠，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怀，始知修短穷达，自有定分，积善积恶之谈，盖是劝教之言耳。(156)
1702040283
1702040284
由此可以看出，戴逵写《释疑论》是在其晚年。此论是他经过了一生的曲折之后，对人生经验的总结。正如他在《释疑论》中所说：
1702040285
1702040286
又有束修履道，言行无伤，而天罚人楚，百罗备婴；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荣贵，子孙繁炽。推此而论，积善之报，竟何在乎！(157)
1702040287
1702040288
戴逵以人生的经验和历史的事实为根据，批评佛教善恶报应说的荒谬，反映了儒家的现实主义和尊重经验、尊重理性的特点。这一思想对戴逵以后的儒家学者产生一定的影响。
1702040289
1702040290
既然善恶报应之说不能成立，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特别是在儒家著作中常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呢？在东晋以后的儒佛之争中，佛家常引出《周易·坤·文言》中的这句话，作为“善恶报应”说的根据。戴逵认为，此“积善积恶之谈，盖是劝教之言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性欲既开，流宕莫检。圣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设教，故理妙而化敷，顺推迁而抑引，故功元而事适”。(158)这就是说，人的欲望一旦开启，往往流于放任而不好控制，于是产生争夺、嫉恨、甚至相互残杀等一系列弊害。圣人为了救其流弊，疏导人们去恶扬善，故设积善积恶之说以劝诫百姓，这就是“因神道以设教”。在戴逵看来，“神道设教”只是手段，其目的只在于劝善，而不是真的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个超自然的主宰者在那里主持报应。因此他又说：
1702040291
1702040292
是以六合之内，论而不议，钻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见所极，设礼乐而开其大朦，名法以束其形迹，贤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过，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义笃，长幼之礼序，朋执之好著。背之则为失之道人，讥议以之起，向之则为名教之士，声誉以之彰。此则君子行己处心，岂可须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责实，以期报应乎！(159)
1702040293
1702040294
正因“神道”是手段，“设教”劝善是目的，所以儒家的纲常伦理完全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设礼乐而开其大朦，名法以束其形迹”，其目的都在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和谐。贤者依靠礼乐而成就自己的志向，不尚者也力求用礼乐免除自己的过失。礼乐教化的社会作用，会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因此，在戴逵看来，儒家的礼乐教化是建立在现实社会的基础之上，指导人们的行为和思想的有力武器。违背它则为“失道之人”，会受到人们的讥讽；维护它则为“名教之士”，会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样，人们在行为和思想上就会以儒家礼乐为标准，时时刻刻不会忘记对善的追求，何必一定要根据“神道设教”的形式而硬要证明“幽司”的存在，从而许以善恶报应呢？
1702040295
1702040296
由此可以看出，戴逵反佛的主要特点有三：第一，用“自然分命”说论证善恶由个人的“性分”决定，而非由前世修行所致。而个人的“性分”又是由天地之性和五常之气决定，它们都是自然的产物，从而否定了超自然的佛教轮回说，这种说法企图用自然的原因说明人类的生命现象及人生遭遇，有其合理性。但却忽略了个人的修行及社会方面的原因对人生遭遇及生命的影响，最终倒向机械命定论。第二，用历史事实和现实的人生经验证明报应说的虚妄，反映了儒家的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这一点对后来的反佛人物有较大影响。第三，用“神道设教”思想肯定“神”的形式而否定“神”的内容和作用，这是儒家的一贯传统。这一传统的核心内容是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肯定，反对追求彼岸世界，从而肯定仁义礼乐的存在价值。这也是儒家人文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具体表现。
1702040297
1702040298
戴逵正是从这三点上展开对佛教善恶报应说的批评，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儒佛之争的序幕，戴逵的反佛思想，在东晋南北朝的儒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1702040299
1702040300
(1) 《抱朴子外篇·刺骄》，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9、36页。
1702040301
1702040302
(2) “四友”：西晋惠帝时，“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皆衍所亲善，号为四友”。（《晋书·王衍传》）
1702040303
1702040304
(3) 《抱朴子外篇·刺骄》，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第43页。
[
上一页 ]
[ :1.70204025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