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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142) 《晋书·范宣传》，第2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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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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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晋书》卷九十二，第2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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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晋书》，第2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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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戴逵：《放达为非道论》，《晋书》，第2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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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放达为非道论》，第2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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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第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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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150) 《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第7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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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放达为非道论》，《晋书》卷九十四，第2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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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戴逵：《答周居士难释疑论》，《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七，第1487—1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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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戴逵：《答周居士难释疑论》，《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七，第1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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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155) 《释疑论》，全晋文第1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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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戴逵：《与远法师书》，全晋文第1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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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释疑论》，《全晋文》，第1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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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159)《释疑论》，《全晋文》，第1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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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五章 南朝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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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思想学术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其主要表现于玄学思潮归于沉寂，而佛教思想大为流行。东晋张湛《列子注》的出现，标志玄学走向没落。而佛教经过东晋的大量译经，至南北朝时期则普遍地开花结果，并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出现了所谓“风惊雾起，驰荡不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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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一些佛教的上层僧侣，与当权的统治者相互援结，自由出入宫廷，甚至直接参与政治。在经济上，由于出家者人数不断增加，“天下户口，几亡其半”。一方面造成社会劳动力的减少，同时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广修庙宇，供养僧尼。宋元嘉十二年（435），丹阳尹萧摩之上疏说：“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姱尚。甲第显宅，于兹始尽，材竹铜，糜损无极。无关神祇，有累人事……不为之防，流遁未息。”(1)至南朝梁武帝时，佛教的发展有增无减，仅建康一地，就有大小寺庙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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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发展和兴盛，一方面对儒学提出严峻挑战，遂使中国文化史上出现第一次儒佛之争的高潮；同时，由于佛教在社会、文化各层面的渗透和急速膨胀，使原来的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东晋时期的老庄玄学转向了佛教，出现了一批反佛思想家如何承天、周朗、郭祖深、范缜、荀济等，他们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批评佛教，而很少再批评道家和玄学。不但很少批评，反而常常孔老并提，援引道家思想以对抗佛教。这即是说，出于反佛的需要，至南北朝时期，儒道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这在范缜、刘峻、朱世卿等人的反佛言论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老庄玄学本体论思想及道家的自然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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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佛关系方面，固然出现儒佛之争的高潮，但有许多信奉佛法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不但不排斥儒学，反而援佛入儒或援儒入佛，认为佛教的许多戒律和观念都有助于儒家教化的推行和民风的敦厚，力图调和皈依佛教，但在思想深处，仍以儒学为标的。沈约著《难范缜神灭论》批评范缜的反佛观点，但自己却又主张“以华礼兴教”，并著《均圣论》，以为“内圣外圣，义均理一”。即主张孔子、释迦牟尼都是圣人，儒学与佛教在理义上，有许多共同点，故虽提倡佛教而不反儒学。刘勰早年便投身禅门，后又入仕。他对于儒、道、佛三者的关系，常以高下别佛道，而以内外别释儒。与沈约一样，虽推崇佛教，但不反儒学，其所著《文心雕龙》，亦以儒家六经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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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看来，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在南朝，儒学的发展呈现出与魏晋之际及两晋时期的儒学不同的面貌。此时期的儒学，已经吸取了魏晋的名法和两晋的道玄，并且通过儒佛之争，在一部分学者身上，体现了儒家对佛教的融合和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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