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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经学教授质量，武帝又广求饱学硕儒以供学馆师资。本来，齐梁间名师硕儒多与武帝有旧，故其践阼后，屡次下诏征致。如大儒何胤，曾师事宋齐间名儒刘，受《易》及《礼记》、《毛诗》，入梁后隐居云门山不出。武帝亲敕手书，招以从政，以为“世道浇暮，改俗迁风”，有待儒者。屡诏不至，武帝乃遣生徒入山受业，并手敕胤曰：“顷者学业沦废，儒术将尽，闾阎搢绅，尠闻好事。吾每思弘奖，其风未移，当扆兴言为叹。……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想深思诲诱，使斯文载兴。”(26)于是，遣何子朗、孔寿等六人于东山受学，又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同年六月立孔子庙。从上述材料中，可知梁政权对儒学经术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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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政治渐趋稳定和儒学教育的推广不足，天监七年，武帝又诏广开庠序，博延胄子，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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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以镕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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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武帝明确道出了儒学教育的目的，即在于对社会广大人群“砥身砺行”，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以使人际和谐，国家安定。特别是对那些贵游子弟，更要以儒学“鎔范”，使之“纳诸轨度”，以“式敦让齿”，有君子之德，以保持既得政权。从文化的角度而言，耕耘雅业，敦明经术，亦可使儒家的微言大义，“陶钧远被”，流传不废。由此可知，梁武帝对继承和传播儒家文化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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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弘扬儒家经术作为“建国君民”的首务，其中尤重通经取仕，不拘年限与资历，实际开始突破魏晋以来以世族阀阅取仕的框子，继南朝刘宋政权重视寒门的传统，开启隋唐庶族参政的先河。梁武帝自身即是如此，他为人恭俭近礼，“虽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他所信任的大臣，亦多太学博士起家，有儒者之风，且俭朴守法，家无蓄积，如周舍、徐勉等皆如是。这种亲事、勤俭、好学的政风，亦多与推行儒家经术教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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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监八年，武帝又下《叙录寒儒诏》，进一步强调以经术取士的政策。他在诏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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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馆，造次以之。故负袟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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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开馆兴学，在敦儒术；学以从政，在明治纲。只要能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并通一经，经过考核便可叙录登用，而不必追求门望出身，“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都可“随才试吏”。这很有曹操“唯才是举”的味道，但所不同的是，梁武帝录用官吏的条件，恰恰强调“式敦让齿”、“砥身励行”等儒家的道德修养，把敦明儒术提到“建国君民”之“治纲”的高度。一直到他崇奉佛法，亲注《大品经》的时候，甚至一面宣称“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为化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唯佛一道，是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29)一面又命太子及王侯子弟从师学儒，并幸国子学，亲临讲肆。说明萧梁政权对儒学的需要。这一点在尚书仆射徐勉的《上修五礼表》中体现得尤其清楚。徐勉在表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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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众；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婚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於斯攸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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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其所修“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又副五经典书各一通，以梁武帝普通六年（525）修齐上闻。梁武帝亲为称制断疑，并下诏曰：“勉表如此。因革允厘，宪章孔备，功成业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诸百代，俾万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坠。”(31)“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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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梁武帝尊儒并极力推行儒家礼乐制度，并未受其崇奉佛法的影响，相反却认为佛法内典有助于教化，因此佛儒可并行不悖。直到他临死的前几年，还把他所著《孝经义疏》、《孔子正言章句》等儒家典籍列于学官，各置助教及生员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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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梁武帝的提倡，有梁一朝儒学特盛。从京师到地方，讲学之风不堕。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地方州郡亦延聘学者讲学，邵陵王纶于南徐州聘请马枢讲学，听者多至二千人。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同时，梁朝亦出现一大批文士名儒，除上面所提到的徐勉、周舍、朱异、贺琛、孔子祛等人外，还有何佟之、贺玚、严植之、明山宾、沈峻、伏曼容、何胤、皇侃、范缜等。他们多撰有儒学及经学著述。仅武帝、简文帝、元帝三人所撰儒学书目即达六百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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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批史学家或经史兼通的学者如沈约、阮孝绪、萧子显、裴子野；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钟嵘、刘孝标、萧统（昭明太子）、刘勰等。这些学者当中，有的本身就服膺儒学，有的则儒释兼通。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学的熏陶和影响。梁朝文化在这些人物的推动下，可谓“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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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陈朝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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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56年，梁将陈霸先迫梁敬帝逊位，仍以禅让的形式获得萧梁政权，改元永定，国号陈，是为陈武帝，都建康。梁历四主，凡五十五年，至是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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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帝建国于丧乱之余，疆土、户口锐减，再加之梁武帝太清二年（548）的侯景之乱（又称太清之乱）及梁末诸王的相互攻伐，使陈初经济，陷于瘫痪，文化亦遭破坏。东晋以来由于南方开发所带来的小康局面，至此遭到空前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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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帝建国之初，便遇到地方豪绅的割据和王琳之乱，在位不到三年便死去。此后陈政权又历经四帝，在南北战争不息，内部矛盾重重的形势下，延续近三十年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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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朝政权的三十余年里，儒学又处于低潮。虽然在陈朝的五代皇帝中，不乏提倡儒学者，但由于治世的环境及条件已不复存在，故儒学亦难得立足。惟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立国学。他在疏奏中强调儒学的重要，以为“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只有以儒学设训垂范，才能“人伦以睦，卑高有序，忠孝理明，君臣之道攸固”。(32)陈文帝在诏书中亦加肯定，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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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表闻之。自旧章弛废，微言将绝，朕嗣膺宝业，念在缉熙，而兵革未息，军国草创，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灭。卿才思优洽，文理可求，弘惜大体，殷勤名教。付外详议，依事施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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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儒臣沈文阿兼国子博士，于东宫讲《孝经》、《论语》。陈宣帝太建五年（573），以儒臣周弘正领国子祭酒，亦于东宫讲疏《论语》、《孝经》，太子降情应礼，甚有师资之敬。天嘉中，国子助教王元规在东宫，为陈后主亲授《礼记》、《左传》、《丧服》等义，每国家议吉凶大礼，亦常参预。可知，陈政权同样以儒学中的礼乐仪则为其政教朝仪，并仍重视以儒家经传教育弟子。同样，地方亦有儒学教授，王元规后为南平王府限内参军。王为江州，元规随府之镇，“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请道者，常数十百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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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建中，太子陈叔宝（陈后主）征四方名儒讲于承光殿，陆德明始弱冠，往预，后迁国子助教，作《经典释文》，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凡三十卷，“古今并录，括其枢要，经注毕详，训义兼辩，质而不野，繁而非芜，示传一家之学，用贻后嗣”。(35)此为陈代儒学建设的一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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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唱者疏而合者寡，陈代儒学随着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衰退而呈现衰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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