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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故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众；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婚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於斯攸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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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其所修“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又副五经典书各一通，以梁武帝普通六年（525）修齐上闻。梁武帝亲为称制断疑，并下诏曰：“勉表如此。因革允厘，宪章孔备，功成业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诸百代，俾万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坠。”(31)“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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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梁武帝尊儒并极力推行儒家礼乐制度，并未受其崇奉佛法的影响，相反却认为佛法内典有助于教化，因此佛儒可并行不悖。直到他临死的前几年，还把他所著《孝经义疏》、《孔子正言章句》等儒家典籍列于学官，各置助教及生员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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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梁武帝的提倡，有梁一朝儒学特盛。从京师到地方，讲学之风不堕。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祛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地方州郡亦延聘学者讲学，邵陵王纶于南徐州聘请马枢讲学，听者多至二千人。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同时，梁朝亦出现一大批文士名儒，除上面所提到的徐勉、周舍、朱异、贺琛、孔子祛等人外，还有何佟之、贺玚、严植之、明山宾、沈峻、伏曼容、何胤、皇侃、范缜等。他们多撰有儒学及经学著述。仅武帝、简文帝、元帝三人所撰儒学书目即达六百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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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批史学家或经史兼通的学者如沈约、阮孝绪、萧子显、裴子野；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钟嵘、刘孝标、萧统（昭明太子）、刘勰等。这些学者当中，有的本身就服膺儒学，有的则儒释兼通。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学的熏陶和影响。梁朝文化在这些人物的推动下，可谓“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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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陈朝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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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56年，梁将陈霸先迫梁敬帝逊位，仍以禅让的形式获得萧梁政权，改元永定，国号陈，是为陈武帝，都建康。梁历四主，凡五十五年，至是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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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帝建国于丧乱之余，疆土、户口锐减，再加之梁武帝太清二年（548）的侯景之乱（又称太清之乱）及梁末诸王的相互攻伐，使陈初经济，陷于瘫痪，文化亦遭破坏。东晋以来由于南方开发所带来的小康局面，至此遭到空前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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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帝建国之初，便遇到地方豪绅的割据和王琳之乱，在位不到三年便死去。此后陈政权又历经四帝，在南北战争不息，内部矛盾重重的形势下，延续近三十年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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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朝政权的三十余年里，儒学又处于低潮。虽然在陈朝的五代皇帝中，不乏提倡儒学者，但由于治世的环境及条件已不复存在，故儒学亦难得立足。惟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立国学。他在疏奏中强调儒学的重要，以为“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只有以儒学设训垂范，才能“人伦以睦，卑高有序，忠孝理明，君臣之道攸固”。(32)陈文帝在诏书中亦加肯定，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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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表闻之。自旧章弛废，微言将绝，朕嗣膺宝业，念在缉熙，而兵革未息，军国草创，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灭。卿才思优洽，文理可求，弘惜大体，殷勤名教。付外详议，依事施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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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儒臣沈文阿兼国子博士，于东宫讲《孝经》、《论语》。陈宣帝太建五年（573），以儒臣周弘正领国子祭酒，亦于东宫讲疏《论语》、《孝经》，太子降情应礼，甚有师资之敬。天嘉中，国子助教王元规在东宫，为陈后主亲授《礼记》、《左传》、《丧服》等义，每国家议吉凶大礼，亦常参预。可知，陈政权同样以儒学中的礼乐仪则为其政教朝仪，并仍重视以儒家经传教育弟子。同样，地方亦有儒学教授，王元规后为南平王府限内参军。王为江州，元规随府之镇，“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请道者，常数十百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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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建中，太子陈叔宝（陈后主）征四方名儒讲于承光殿，陆德明始弱冠，往预，后迁国子助教，作《经典释文》，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凡三十卷，“古今并录，括其枢要，经注毕详，训义兼辩，质而不野，繁而非芜，示传一家之学，用贻后嗣”。(35)此为陈代儒学建设的一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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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唱者疏而合者寡，陈代儒学随着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衰退而呈现衰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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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何承天的儒学思想及其对佛教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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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370—447），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南朝刘宋时期重要儒家学者和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经学家、史学家。从祖伦，晋右卫将军。承天五岁丧父，由母亲徐氏抚养。徐氏是东晋礼学专家兼史学家徐广的姐姐，家世好学，有丰富的儒学传统。何承天受徐广及其母亲的影响，“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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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仕历晋宋两朝，东晋隆安四年（400），任南蛮校尉桓伟参军。后又任长沙公陶延寿辅国府参军。刘裕平桓玄，何承天出为抚军刘毅的行军参军。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刘宋王朝建立。何承天被刘裕召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共撰朝仪。宋武帝永初末（422），补南台治书侍御史。谢晦镇江陵，请为南蛮长史，后又为刘彦之右军录事等官。元嘉十六年（439），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又三年，宋立国子学，何承天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何承天与颜延之同为执经。后又迁御史中丞。元嘉二十四年病卒，年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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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是刘宋时期著名大儒。《隋书·经籍志》著录何承天撰《礼论》三百卷、《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杂传》九卷、集二十卷，均佚。关于何承天的儒学思想，就目前保留下来的材料看，主要体现在他的反佛言论中。著有《达性论》、《报应问》及《与宗居士书》、《答宗居士书》、《重答颜光禄》等。此外尚有《安边论》、《新历叙》、《浑天象论》、《上元嘉历表》及—些有关礼论的佚文。保存在《全宋文》、《弘明集》等辑佚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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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黑论》引起的儒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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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东晋的孙盛与戴逵之后，南北朝时期站在儒家立场排佛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何承天与范缜。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前后，沙门慧琳著《白黑论》(37)，以问答形式辩论儒释同异。实际上却是抑佛而扬儒，故得到何承天的支持。慧琳在《白黑论》中，借白学先生（儒家）之口，对黑学道士（佛家）的空无、报应、神不灭等观点进行了批驳。其主要论点有四：第一，认为佛教所谓“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体”，“兴灭无常，因缘无主”等说法是经不住事实验证的。他批驳说：“今析毫空树，无伤垂荫之茂；离材虚室，不损轮奂之美。”(38)意思是说，佛教把大树说成是“空”，但事实上却无损于大树的繁茂；把砖瓦砌成的房屋说成是“空”，也无损于耸立着的高大众多的房屋的真实之美。也就是说，佛教把事物的本性说成是“空”，但实际上却不能取消事物的存在。第二，佛教所谓“神变无不周，灵泽靡不覃（延及）”，主张神不灭。其实这些都是与事实不符的。因此，他们只能是“徒称无量之寿，孰见期颐之叟？咨嗟金刚之固，安见不朽之质”？(39)佛教向人们昭示“幽冥之理”，“来生之化”，好像是“以慈悲存心”，但实际上却是愚弄百姓。因为“幽冥之理固不极于人事”，故儒家对此“疑而不辨”；而佛教要“废其显晦之迹”，故常常是“辨而不实”。第三，佛教立天堂地狱之说，劝诫人们积善去恶，以求解脱，故“叙地狱则民惧其罪，敷天堂则物欢其福”。慧琳认为，佛教的这些说法，是“热望来生之利”，“施一以徼百倍”，即企图以一分的本钱换取百倍的利益。其结果只能是“美泥洹之乐，生耽逸之虑”，“近欲未弭，远利又兴。虽言菩萨无欲，群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开利竞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40)第四，批判佛教大兴土木，“树无用之事，割群生之急；致营造之计，成私树之权；务劝化之业，结师党之势”。(41)即指出佛教的流行，使国家在经济、政治上都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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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琳《白黑论》的出现，标志这一时期儒佛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所以如此，主要在于此论是从佛教营垒内部起来批评佛教的文章，实质上是儒家思想在佛教内部的反映。文中涉及的批评内容与佛教以外的儒学思想相默契。尤其涉及佛教的空无、因果报应、出世主义、形神观等重大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充分展开，但对于儒家学者反对佛教的流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此论一出，“旧僧谓其贬黜释氏，欲加摈斥”。如慧远的“在家”弟子宗炳、名士颜延之、当朝权贵何尚之等都加入了对慧琳的围攻。何承天在谈到慧琳受佛教各派及笃信佛法之士的非难与攻击时说：“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论》，乃为众僧所排摈，赖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罗夷耳。”(42)按照何承天的说法，慧琳所受到的责难相当严重，若无皇帝的保护，必受到严厉的惩罚。由此可以看出，《白黑论》在当时儒佛之争中的作用和影响。也正由于《白黑论》抑佛而扬儒，故得到何承天的支持。他认为，“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虚，似夫深识真伪，殊不肯忌经护师，崇饰巧说，吾以是敬之”。(43)何承天与慧琳的唱和，以及宗炳、颜延之等人站在佛教立场对何、慧的反驳，在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一文中亦有明确记载，何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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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有沙门慧琳，假服僧次，而毁其法，著《白黑论》。衡阳太守何承天，与琳比狎，雅相击扬，著《达性论》，并拘滞一方，诋呵释教。永嘉太守颜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检驳二论，各万余言。琳等始亦往还，未抵迹乃止。炳因著《明佛论》以广其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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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尚之所谓的“假服僧次”、“与琳比狎”、“拘滞一方”、“未抵迹乃止”等说法，显然也是站在佛教立场，对慧琳、何承天所作的贬损之词。其实，当时双方并未分出胜负，它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化史上儒佛之争的延续和南朝刘宋时期儒佛之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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