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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出身儒学世家，这在其家世谱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其先祖范汪即精通礼学，《通典》中保留了不少范汪对礼学及丧服的议论。范宁、范泰都是晋宋大儒。范宁尤以经学著称。其为豫章太守时，在郡大设庠序，敦教五经，尊儒反玄，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包括范氏疏族在内，范隆、范宣、范弘之均入《晋书·儒林传》。其中范宣是东晋名儒，范弘之“以儒学该明，为太学博士”。范缜的叔祖范晔是中国史学大家，自幼好学，博通经史，所著《后汉书》亦常褒儒学。以为自《春秋》以来的史书，“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退邪归正之路”。元嘉二十二年（445），有人告发他与孔熙先等密谋拥立刘义康，以谋反罪名被处死。范晔死时，范缜已在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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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有丰厚的儒学传统，他被列入《梁书·儒林传》并非偶然。同时他的师承关系亦可反映他的儒学背景。据《梁书》及《南史》本传载，范缜“年未弱冠，闻沛国刘聚众讲说，始往从之，卓越不群而勤学，奇之，亲为之冠”。刘是南朝宋齐间著名儒家学者，其舅孔熙先与范晔同时以谋反罪被杀。他看到被卷入政治漩涡的知识分子，仕途变幻无常，故“素无宦情”，专心于授徒讲学。齐高帝萧道成、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等都亲自向他问学。“恣状纤小，儒业冠于当时，都下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当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郑”。著有《周易乾坤义》、《周易系辞义疏》、《周易四德例》、《毛诗序义疏》、《毛诗篇次义》及《丧服经传义疏》等。范缜“在门下积年”，学业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其子范胥“传父学，起家太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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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范缜所以能在佛教盛行之时，异军突起，以儒家的人文思想和入世精神为武器，写出中国思想史上难得的《神灭论》一文，是有其深厚的儒学背景和思想渊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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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灭论》的儒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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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的著作，据《梁书》本传载，有文集十卷。《南史》本传载有文集十五卷。《隋书·经籍志》著录《范缜集》十一卷。以上三书，记载各有不同。可见范缜的著作，在陈隋间即开始散佚。至新、旧《唐书》已不见著录。《神灭论》一文因在当时影响较大，曾引起“朝野喧哗”，故得以保留在《梁书》本传及《弘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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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范缜“博通经术，尤精三礼”和其子范胥“传父学”的情况看来，范缜无疑是一位儒家学者。由于他的著作佚失，其儒学思想的全貌不可详知。但仅就《神灭论》一文看，亦可反映其儒学宗旨和儒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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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范缜在《神灭论》中，明确表示他主张“神灭”的理由，乃是出于对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的关心。特别是佛教在政治、经济、风俗、道德等各方面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使范缜深感不安，故促使他“思拯其溺”。这种注重现世人生的精神正是儒家的一贯传统。他在《神灭论》中设问说：“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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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卹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岂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阙于周急，归德必于在己！又惑于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缾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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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范缜指出，由于佛教的流行，使许多人不顾倾家荡产，竭尽钱财去敬僧拜佛，而不肯帮助和照顾亲戚邻里，不同情和救济贫困之人，这都是出于自私自利的考虑。因为在信奉佛教的人看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即把钱财捐给佛僧，可以得到好的报应。范缜认为，有了这种求报的思想，自然会产生“济物之意浅”、“务施阙于周急”的功利观念，此即慧琳在《白黑论》中所说的“施一以侥百倍”，“热望来生之利”。这种图报的思想，正是与儒家“正其义不谋其利”的思想相矛盾。同时，范缜认为，报应说是一种“茫昧之言”，佛教正是以这种虚诞不实的言论，对人们“惧以阿鼻之苦”或“欣以兜率之乐”。“阿鼻”，梵语音译，佛教所谓八大地狱之一，是最苦处。“阿鼻之苦”，意谓受苦无间断。“兜率”也是梵语音译，佛教所谓六重天中第四重。“兜率之乐”，意谓极乐世界。这就是说，佛教诱惑人们相信天堂、地狱之说，遂使人们“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缾钵”。这里，范缜明显地把儒佛对立起来。“逢掖”泛指儒家的服饰。“俎豆”，泛指儒家的礼乐制度。在他看来，抛弃儒家学说的结果：①“家家弃其亲受，人人绝其嗣续”；②“致使兵挫于行间；”③“吏空于宫府”；④“粟罄于惰游”；⑤“货殚于土木；”⑥“奸宄不胜，颂声尚拥”。即从人伦、道德、军事、行政、经济、政治等方面揭示了背弃儒学、崇尚佛教所带来的危害。这表明范缜有浓厚的经世思想及对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的强烈关怀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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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范缜以“神道设教”解释祭祀鬼神，实际上即是主张无鬼论，以此反对佛教的神不灭论和人死为鬼的说法。这是儒家人文思想的典型表现。在范缜与佛教辩论中，佛教方面常常引证儒家的经典，证明神不灭和人死为鬼，企图以此驳难范缜。范缜在《神灭论》中自设问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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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问“经云‘为之宗庙，以鬼飨之’，何谓也？”答曰：“圣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厉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谓矣。”(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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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易》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又曰‘载鬼一车’，其义云何？”答曰：“有禽焉，有兽焉，飞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灭而为鬼，鬼灭而为人，则未之知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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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灭论》中的这两段话，集中反映了范缜对儒家经典中所谓鬼神的看法。他认为《孝经》、《易传》中有关鬼神的说法，其目的不在于论证鬼神的存在，而在于假借言教而劝化世人，这就是“神道设教”的作用。如果像佛教那样，以灵魂为不灭，以鬼神为实有，便违背了儒家圣人的初衷。“夫圣人者，显仁藏用，穷神尽变，故曰圣达节而贤守节也，宁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谓伤化败俗，导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三光明于上，黔黎悦于下，何欺妄之有乎？”(63)范缜认为，正因儒家以安上治民，经世致用为目的，故以鬼神为虚设，“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渊府也，而非形神之滞意当如此”。在范缜看来，如果人们都能像圣人那样“达节”、“知本”，了解生死乃禀于自然就不必有宗教。问题在于，“黔首之情，常贵生而贱死。死而有灵，则长畏敬之心；死而无知，则生慢易之意。圣人知其若此，故庙祧坛土，以笃其诚心；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已。尊祖以穷郊天之敬，严父以配明堂之享。且忠信之人，寄心有地；强梁之子，兹焉是惧。所以声教昭于上，风俗淳于下，用此道也”。(64)这就是说，儒家经典中的鬼神说教，完全是为了教化百姓，淳正风俗和安邦治国而设的。因为按着常人之情，总是只看到眼前个人的得失，不能敬始而慎终。故设神庙、祭先祖、配明堂、使其能够慎终追远，这样不仅可以使忠信之人有寄托哀思的场所，而且能够使强梁之子有所警惧，不敢为非作歹。范缜在《答曹舍人》一文中又引述孔子与弟子的对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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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问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则孝子轻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无知，则不孝之子弃而不葬。”子路问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适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许其事邪？死而有知，轻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答邪？研求其义，死而无知，亦已审矣。宗庙郊社，皆圣人之教迹，彝伦之道，不可得而废耳。(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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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范缜对孔子言论的解释和发挥，足以看出他的人文主义立场。他对鬼神、生死等问题的看法，是紧密地围绕现实人生来立论的，这是儒家的一贯传统。孔子即是以行道为其终极关怀，故言“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亦即“尽人事而俟天命”，“朝闻道夕死可也”。孟子亦寄死于生，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荀子则一再强调“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在儒家看来，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因此宗庙郊社之立，生死鬼神之谈，只是圣人的“教迹”，是使彝伦之道可得而行的手段和桥梁。其最终目的不在于论证鬼神的存在，而在于完成和实现“人道”的内容。范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对神不灭论，从而否定有脱离人生的彼岸世界的存在。这些思想都反映了儒学以人生为中心的本质特点，这也是儒家关于生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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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范缜神灭思想的形而上学根据是儒道结合的“天理自然”的宇宙观，其理想的社会人生则是儒家的存天理，尽人事。他在《神灭论》的最后一段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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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怳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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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缜所描绘的这幅图景，具有一定的道家色彩，但其归宿仍表现为儒家的特性。“陶甄禀于自然”，是指万物的发生皆出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是指万物的变化都是以自身为根据。这就是说，万物的发生发展或生长变化并没有一个造物主或神灵在背后主宰，它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因此对于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生命来说，它的产生与消亡都有其自身的根据或偶然性，都是“忽焉自有，况尔而无”。事物的这种自然本性，并不能依人的意愿及好恶改变它。所以对一个人的生死来去，不应有非分之想。“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即根据自然道理，安于自己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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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范缜“天理自然”的宇宙观和魏晋以来由道家脱胎出来的玄学自然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关于“独化”、“各安其性”等思想，是直接受了玄学家郭象的影响。他把这种儒道结合的“天理自然”的宇宙观推广到社会人生，便成为其反对佛教神不灭论和“尽人事而俟天理”的儒家生死智慧的哲学基础。这也正是对道家强调“自然”，儒家强调“人事”的一种结合，或为儒学的人文经世思想提出了形而上学的根据。因此，范缜《神灭论》的宗旨，仍在于强调儒家注重社会和人生的现实性品格。因为在范缜看来，认识“天理”（自然的道理）的目的，在于“乘夫天理”，即按着自然的本来面目去行动，这样人们就不会舍弃自己的本性，而去追求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从而使小人、君子各自努力，创造一个上下和谐的社会。“用此道也”，则能“全生”、“养亲”、“为己”、“为人”、“匡国”、“霸君”。这显然又回到了儒家的“尽人事”和修己、治人、经世的宗旨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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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灭论》对道玄本体论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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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论上，范缜《神灭论》的最大特点，是吸收了道家、玄学甚至佛教本体论思想。这是他在当时的儒佛之争中，之所以能够具有理论思维优势的重要原因。《神灭论》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形神相即”和“形质神用”的命题，改变了以往用精气说解释精神的形神二元论的理论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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