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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诗》至《书记》共二十一篇，是《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在这二十一篇里，刘勰的主旨在于阐明各种体裁的源流、特征、写作方法及各种文体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列举有代表性的作品和作家，进行扼要的评价。这些都表现了刘勰在《序志》、《原道》、《宗经》、《徵圣》等篇中所提出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注意到刘勰对文体论的内容要求，便会发现，其中贯穿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传统观念。如诗教观念，史学直笔观念，孝义观念，诚信观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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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诗教观念由来已久，它几乎成为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传统。自孔子提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以后，儒家的诗教便以此为中心形成一套思想观念。其中包括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四种功能。在儒家看来，诗本性情，发为吟咏，最易感人，故能兴起人之好恶是非之心，所以称“可以兴”。诗为王官所采，贡于天子，列于乐官，故可通过世俗之美恶，而观察思考政治得失，所以称“可以观”。人不能离群索居，必辅仁会友，移风易俗，常赖于诗，所以称“可以群”。以风刺上，规讽时政，谲谏君主，故称“可以怨”。“思无邪”是儒家诗教的宗旨，其要求为“用意纯正，修辞诚恳”，兴、观、群、怨是其宗旨的具体应用，也是儒家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最重要的体现。于是儒家的诗教观念便逐渐演变为文学对政治、道德、修身、治国等内圣外王的辅助工具，构成儒家的文学观。《文心雕龙·明诗》篇开头便强调这一点，“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116)“舒文载实”，“义归无邪”，均指上述儒家诗教的基本精神。刘勰认为不仅诗如此，赋、乐府、颂、赞等其他文体亦均如此，在思想内容上必须体现儒家的诗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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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篇说：“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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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赋》篇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这是说，赋的思想内容，必须光明正大。它不管有什么漂亮的形式，却必须有纯正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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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盟》篇说：“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忠信可矣，无恃神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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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吊》篇说：“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割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这是说，对哀吊这种文体的内容要求，应该是思想纯正，表扬美德，杜塞违逆，对表扬什么，批评什么都应该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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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说》篇说：“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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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启》篇说：“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这是说，奏启这种文体，本来就以坦白忠诚为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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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篇说：“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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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文所包含的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刘勰对儒家诗教精神所推衍出来的文学功能论的服膺与推行，其中包括以“思无邪”为中心，以兴、观、群、怨为具体内容的忠、孝、贞、正、诚、信等儒家的正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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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儒家的正统观念还体现在刘勰对历代文史作家及作品的评论中。他对屈原《离骚》的评论即是典型一例。他认为，如果用儒家经典或儒家诗教的标准衡量屈原的《离骚》，则有四点相合，四点不合。合于经典的四个方面是：其一：“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即是说，《离骚》陈述唐尧虞舜的光明伟大，称赞成汤周武的虔诚敬肃，这就属于经典的体制。其二：“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这是说，《离骚》讥刺夏桀、殷纣的狂暴淫乱，伤感羿、浇的颠覆毁亡，这正符合《诗经》劝诫讽喻的宗旨。其三：“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用虬、龙比喻贤人君子，用云霓比喻奸邪的小人，这正是发挥了《诗经》比、兴的作用。其四：“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每一回望都门，便幽思而落泪，慨叹宫门紧闭而不得面君，表现了诗人的忠贞怨恨的文辞。不合经典的四个方面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是指屈原作品中的“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康回倾地，夷羿骅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依彭咸之遣则，从子胥以自适”及“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棠；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等。其标准，亦是儒学的正统观念，如“子不语怪、力、乱、神”及“男女授受不亲”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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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对诸子的评价，也是依据上述标准。认为诸子之书因“述道言治”，都像枝条对干茎一样，是“五经”的附庸。其中思想纯正者，符合经典的规范；思想驳杂者则违反经书的法度。如：“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117)他认为商鞅、韩非所以遭祸，也与他们的思想不合经典有关，“至如商、韩，六虱五蠹，弃孝废仁；药之祸，非虚至也”。(118)他对魏牟批评公孙龙持肯定态度，认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孤犊未尝有母”等逻辑命题都是诡辩，“辞巧理拙”，故魏牟把公孙龙比作昼伏夜出的猫头鹰，“非妄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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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史传的评论，刘勰认为也必须以经典为标准。他称赞孔子修《春秋》的目的乃在于“举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标劝戒”。因此史传最忌“违经失实”的过失。他严厉批评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与《汉书》中为吕后写本纪。认为这是违背经典，不合史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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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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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评论，最能反映刘勰的正统儒学观念。他所谓“失实”是不正确的。其所谓“违经”，倒是符合儒学本义。因为自汉代以来，儒家学者中包括董仲舒、班固等人一直主张阳尊阴卑，对妇女持一种歧视态度。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企图从理论上论证这一问题，班固主持编纂的《白虎通义》则进一步肯定了妇女的从属地位。班固的儒学立场已经很褊狭，但尚且在《汉书》中为吕后立传，而刘勰对此又持批评态度。由此可知，在某些问题上，刘勰的儒学立场要比班固更褊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不得参与政事的原则，确实是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传统。“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是无经籍可考，但在武王伐纣时的誓词中确有“牝鸡无晨”之语。《尚书·牧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武王也是引用“古人有言”。可见，这一思想的产生盖由来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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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不仅批评司马迁与班固，也批评张衡。认为“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帝王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120)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到刘勰的正统儒学观念是很强烈的，这导致了他在文学批评中的一些思想局限性。当然，刘勰也不单是为“牝鸡无晨”而发，他所强调的仍是史传或文章要为经国体制服务，即“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徵盛衰，殷鉴兴废”。(121)因此，“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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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的创作论强调“积学”。而“积学”的主要内容，仍是向传统学习。他在《风骨》中要求“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在《通变》中指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在整个《文心雕龙》中，他即是以“矫讹翻浅，还宗经诰”的思想为指导，对历代文章进行评论，其中亦反映出许多正统儒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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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曹植、左思、潘岳等人的文章中有违背传统儒家礼仪之处，如《指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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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馀不足观矣。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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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认为，曹植用“永蛰”、“浮轻”的词语称颂武、明二帝，是极不恰当的。因为“轻飘飘的”（“浮轻”）有点和蝴蝶相像，“永远蛰伏”大致和昆虫相似。这种比喻对地位至高无上的人来说，就违背了尊卑之礼。至于左思的《七讽》，说孝道不必顺从父母的意旨，这更违背了孝悌之道。违道之论如此，其余论点就没有什么可观的了。潘岳是有才华的作家，尤善哀祭之文。但他所作《悲内兄》一文，却说“不忍再用其内兄的饮器，是因有感于内兄的口泽犹存”。为了伤悼自己的孩子而作的《伤弱子》，却用了《礼记》中用来哀悼父母的词语和意义。所有这些，都因违背了基本的礼仪常识，而有损于经典之道，因此，文章写得再好，也没有意义。刘勰的这些评论，基本上是从文章的思想内容不符合礼的规定出发的，反映了刘勰对传统儒学正统观念的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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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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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宋书·乐志一》，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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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书·王淮之传》，第1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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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书·武帝纪下》，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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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书·雷次宗传》，第2293—2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