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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的创作论强调“积学”。而“积学”的主要内容，仍是向传统学习。他在《风骨》中要求“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在《通变》中指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在整个《文心雕龙》中，他即是以“矫讹翻浅，还宗经诰”的思想为指导，对历代文章进行评论，其中亦反映出许多正统儒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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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曹植、左思、潘岳等人的文章中有违背传统儒家礼仪之处，如《指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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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馀不足观矣。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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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认为，曹植用“永蛰”、“浮轻”的词语称颂武、明二帝，是极不恰当的。因为“轻飘飘的”（“浮轻”）有点和蝴蝶相像，“永远蛰伏”大致和昆虫相似。这种比喻对地位至高无上的人来说，就违背了尊卑之礼。至于左思的《七讽》，说孝道不必顺从父母的意旨，这更违背了孝悌之道。违道之论如此，其余论点就没有什么可观的了。潘岳是有才华的作家，尤善哀祭之文。但他所作《悲内兄》一文，却说“不忍再用其内兄的饮器，是因有感于内兄的口泽犹存”。为了伤悼自己的孩子而作的《伤弱子》，却用了《礼记》中用来哀悼父母的词语和意义。所有这些，都因违背了基本的礼仪常识，而有损于经典之道，因此，文章写得再好，也没有意义。刘勰的这些评论，基本上是从文章的思想内容不符合礼的规定出发的，反映了刘勰对传统儒学正统观念的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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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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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宋书·乐志一》，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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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书·王淮之传》，第1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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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书·武帝纪下》，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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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宋书·雷次宗传》，第2293—2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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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宋书·文帝纪》，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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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宋书·文帝纪》，第8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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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南史·刘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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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南史·刘传》，第1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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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南齐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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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齐书·礼志上》，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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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资治通鉴·齐纪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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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南齐书·王俭传》，第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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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南齐书·王俭传》，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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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见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卷四，《王俭著述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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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南齐书·礼志上》，第11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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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南齐书·陆澄传》，第6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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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南史·王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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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梁书·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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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梁文》卷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