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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文帝在位六年，于公元471年传位于太子拓跋宏，是为高祖孝文帝。时宏仅五岁，五年后，由文明太后临朝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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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太后，是北魏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高宗文成帝死后，因献文帝年少，她曾临朝听政，擢拔高允，推行汉化。献文帝退位，孝文帝年幼，因此从公元471年至公元490年，她又再度临朝专政达十七年之久。她原是汉人，颇有才智，孝文帝初期定班禄、立户籍及推行均田制等重大政治经济政策，都是在她的策划下施行的。孝文帝后期掀起的尊孔崇儒的汉化高潮，亦与她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文明太后称制及孝文帝亲政共二十八年，这是北魏政权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北魏的兴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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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对汉文化推崇备至，常雅好读书，手不释卷，遍览五经、史传、百家之言。他亲政后，修律令、正典礼、革鲜卑旧俗，悉力推行汉化，以期与南朝抗衡并向南进取。为此，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于太和十七年（493）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迁都洛阳。其次，力改鲜卑旧俗。如禁止同姓为婚、断绝死囚裸形、礼化男女杂处、减省淫祀群神等等。第三，广泛推行汉语。太和十九年（495）六月，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鲜卑人三十岁以下者，须悉用汉语。第四，禁止归葬。诏令凡“近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第五，改革度量。使鲜卑民间度量皆依《周礼》制度，“改为长尺大斗”。第六，提倡鲜卑人与汉族联姻。孝文帝为此专下诏书，令皇子皇弟聘汉族名门之女为正室，“前者所纳，可为妾媵”。第七，更改鲜卑人的复姓为单姓，以与汉族相同。太和二十年下诏改拓跋氏为元氏，其余功臣旧族亦悉令改姓。第八，禁止胡服。改鲜卑人的短狭之衣为汉人的宽衣长带，令其族人所穿衣服悉依汉制，并为朝廷官吏制定五等公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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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汉化措施，均以儒学为其根据，如其断诸北语、禁止胡服时所说：“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表明了他对文明进化的关心。由于朝廷之提倡在上，故此时期的儒学得到推广，其优势大于佛教。如太和十年（486）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并诏起明堂辟雍。太和十一年，下诏恢复乡饮古礼，以敦民间风俗，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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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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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文帝初，儒臣高允定北魏学制，只限郡级。至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高祐（高允从祖弟）又于西兖州各县立讲学，各党立小学。到此，北魏的儒学教育，上自太学、国子学，下至郡学、县学与乡党之学，均已充备。故北魏在当时已隐为中国教育中心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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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六年，又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同年四月，“幸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八月尊立三老五更；十七年七月“幸太学，观石经”；十九年四月，“幸鲁城，亲祠孔子庙”，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园栢，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二十年，“命御史中尉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等妙选英儒，以崇文教，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助教二十人”；二十一年夏四月又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虞舜”，诏修尧、舜、禹庙；同年七月亲为群臣讲《丧服》于清徽堂。(19)这一连串的尊儒祭祀活动，表明北魏政权对汉族文化，特别是对儒学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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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人物，他为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及中国文化在政治分裂的时代仍能继续保持其连续性和统一性，做出了巨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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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死后，北魏政权又经历了宣武、孝明、孝庄、节闵、孝武五帝，历时三十余年。虽然也不断地兴学崇儒，但由于佛教兴盛，诸帝皆笃信佛教，不遗余力地穷土木之力，开凿石窟、营造佛刹寺塔，诸如洛阳龙门、大同云冈皆其属。据史籍所载，从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六月，“凡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人”，“其诸费用不可胜计”。(20)再加之倖臣、外戚、后宫的干政，使北魏政权日趋腐化，终于在梁中大通六年（534）分裂为东、西魏，北魏遂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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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魏北齐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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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后，大抵以今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为界，西魏占有黄河以西关陇之地，都长安；东魏则占黄河以东及淮北以北之地，都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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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仅历孝静帝一帝即亡，有国十七年。故其政权与儒学的关系不甚明显。从总体上说因东魏所占之地多属中原地区，上承北魏孝文帝汉化的成果，其文明程度及儒学的影响应高出关陇地区。但由于国祚有限，再加之高欢父子的专权，鲜卑勋贵的贪淫，遂使东魏国事日非，儒学停滞。公元550年，高欢子高洋迫孝静帝禅位，改国号为齐（为与南朝萧齐区别，史家称高洋所建之齐为北齐），是为北齐文宣帝，于是东魏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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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历六主，凡二十八年。其文化上的表现亦显不振，对于儒学虽也曾提倡，但较北魏大所不及。北齐开国伊始，文宣帝即下诏修立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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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儁，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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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东魏高欢曾命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但在搬运途中，至河阳岸崩，石经多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仅五十二枚，此后又移置学馆，以鼓励学子敦述儒风。因为政治久不上轨道，朝廷欲整顿风俗，建立制度，故能稍重儒学。文宣帝天保七年（556），下诏有司校定群书，以供朝廷览读，樊逊等十一人共同刊定，“凡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22)孝昭帝皇建元年（560），又下诏于国子寺备置生员，讲习经典，岁时考课，并命外州郡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此后，齐主又命儒臣魏收、杨休之、颜之推等二十余人选录诸书，集论经传，撰成《修文殿御览》，供皇帝专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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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政权虽然尊尚儒学，建立学官，但由于当时兵戈未息，当权者无心于学术，故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当时佛教亦非常流行，皇帝、后妃多皈依佛教，崇佛多于崇儒。据《续高僧传》载，时“昭玄一曹，纯掌僧録，以沙门法上为大统。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23)又据《佛祖经纪》载，“所部僧尼四百余万，四百余寺，咸禀风教。齐主筑坛具礼，尊为国师。布法于地，令上统践之升座，后妃重臣皆受菩提戒”。(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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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流行，引起儒家学者的反对，北齐章子仇、李公绪、樊逊、邢劭等人站在儒家立场排佛，即反映了这一时期儒学所关心的问题。然而，佛教也并非完全为了出世，佛教的流行，虽由各种因素促成，但它往往多与社会混乱、政治黑暗以及人生困苦有关。北朝后期，佛教尤盛，盖可反映在这一时期社会的混乱和残酷的杀夺。从这一意义上说，佛教本有劝善之用，但与儒学不同，佛教作为宗教，常“藉象以表真”，然其“象”无止，甚至导致“倾竭府藏”，“造制穷极”，引起很多经济问题，往往成为社会混乱的一大原因，与其劝善初衷相违。尤其在乱世，佛教更无助于治，北齐之末即如此，终于在577年被北周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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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魏、北周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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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武帝因高欢叛乱，逃赴长安，以宇文泰为大丞相辅政，是为西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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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时期，实权都掌握在宇文泰手中。宇文泰明达政治，且崇儒好古，不尚虚饰，“恒以反风俗，复古始为心”。但认为中国文化昌盛于周代，而周又发源关中，故中国文化正统即在关中，欲借此提高西魏在当时诸国中的地位。所以西魏与北周政权多重用儒臣，标榜儒学即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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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宇文泰崇儒好古，故能礼贤儒士，留心治术，企图从儒学中寻找治国办法，厘定治国方略。如时有大儒苏绰，少好学，博览群籍，宇文泰召为行台郎中。初，泰未深识之，有一次宇文泰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向左右，无有知者。召绰，具以状对，泰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对答如流。“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宇文泰）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25)于是任之以政，宠遇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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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宇文泰正欲革易时政，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省官员，并置屯田，提出六条治国方案，宇文泰以此定为“六条诏书”，置诸座右，命百官司习诵并施行之。其六事为：第一曰清心；第二敦教化；第三尽地利；第四擢贤良；第五卹狱讼；第六均赋役。这六条诏书，完全是以儒家《大学》修齐治平的原则为指导制定出来的。如第一条的内容是，“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心治然后身治，身治先从君始，只有君主首先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八者，才能作臣民的楷模，国家才能兴旺。其后，字文泰又任用苏绰及大儒卢辩依《周礼》建立官制，于朝廷置六卿之官，以革汉魏官繁，此亦苏绰所谓“清浊之由，在于官司之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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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条诏书，及其依《周礼》所建立的官制，成为西魏及以后北周治国的基本方略。它基本上是在儒家的伦理、政治、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宇文泰诏定百官“非通此六事及计账者，不得居官”。故其时民间风俗趋于敦实，吏治亦颇可观，在当时诸国中，可算是国富兵强，齐、梁皆不敢犯。这些制度在以后的隋唐两朝，亦常有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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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泰死后，其子宇文觉嗣位，公元557年迫恭帝禅位，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或后周）。西魏历文、废、恭三帝，凡二十三年，至此西魏亡。北周于公元577年灭北齐，重新统一北方，但四年后旋灭于隋。由于西魏自始至终由宇文泰秉政，故西魏、北周，虽国号不同，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为一体，前后共四十七年都是在宇文氏的统治之下，故颇有政治、文化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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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世历五主，凡二十四年。但前后四主加起来执政不到六年。故二十四年中，北周武帝高祖宇文邕享国十八年。周武帝继位后，承继了宇文泰所创立的一系列基本国策，在思想文化上则更重儒学。在他执政的十八年中，多次幸太学，并为群臣亲讲《礼经》，礼贤儒士。如保定五年（565），他听说南朝大儒沈重，明经行修，尤精《诗》、《礼》及《左氏春秋》，特遣使至后梁征之，并致书恳求。他在书中说：“有周开基，爰踪圣哲，……常思复礼殷周之年，迁化唐虞之世。惧三千尚乖于治俗，九变未叶于移风。欲定画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说。知卿学冠儒宗，行标士则。……爰致束帛之聘，命翘车之招。”(26)周武帝的这封信，基本上表明了他招纳儒士、奖崇儒学的目的。即欲以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学中关于“礼”的思想来移风治俗，统一北周及中原的思想、文化（“欲定画一之文”），以杜绝佛、道二教的流行（“思杜二家之说”），从而达到重新统一北方的目的。此后，北周灭佛罢道崇儒的文教政策，在此已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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