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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刘子》的作者，除上述傅亚庶归纳的七种外，还有一种。此种亦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清吴骞《尖阳丛笔》卷九云：“芚兮大令有抄本《刘处玄集》，纸墨甚旧，细视其书，即世所传之《刘子》五十五篇，不知何写作《刘处玄集》。按《道藏》目录有《仙乐集》五卷，乃刘处玄造，皆诗词歌颂耳，意者后人又以伪刘昼书托之处玄乎？大令谓刘昼书乃实处玄作，未知然否。”(65)余嘉锡考辨：“刘处玄为金末王嚞弟子，见《元史·释老传》，若《新论》果为处玄所作，何以宋人先为刻版，又有唐人为之作注，其言可发一噱。芚兮为海宁周春字，不识何以发此谬论。”(66)此条亦可看做是对《刘子》为刘处玄所撰之说的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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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家对《刘子》作者的六项排除，皆有实据，难于否定。最后只余《刘子》一书究竟是刘昼所著还是刘勰所撰，至今仍有争论。因为前六者，虽有不同看法，皆为猜测之辞，且不合逻辑，如上述实为《刘子》五十五篇之文，却冠以《刘处玄集》之名，即是逻辑悖谬之例，确实“可发一噱”。但“刘勰撰”则不同，因为新、旧《唐志》及宋明以来的一些私家刻本和藏书，皆有标名“刘勰撰”者，因此，只有明其原委，探其缘由，内证与外证统一，历史与逻辑相侔，方可断定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学术公案。前贤对此已有许多论证和发明，可概括为“还原法”。还《刘子》一书作者的本来面貌，按还原法，盖有两个方面的“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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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称“历史的还原”。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首引袁孝政《刘子注》序文：“昼伤己不迂，天下凌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旧人莫知，谓为刘勰、刘歆、刘孝标作。”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材料。因为袁氏为《刘子》作注，必对所注对象有一番了解，这是一个起码的学术常识。今人尚且如此，何况古人乎！若对此条较原始的材料于不顾，即违背了历史。况且这条材料并非孤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检得宋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九《诗话续集》引唐张鷟《朝野僉载》云：“《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所撰，乃渤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窃取其名，人莫知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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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检得的这条材料，十分宝贵。短短三十余字，却向世人昭示了《刘子》一书作者的真相。这条材料在肯定该书为“渤海刘昼所制”的同时，也揭示了“咸以为刘勰撰”的原因，乃是“昼有才无位，积为时人所轻，故发愤著此，窃用刘彦和之名以行其书，且以避当时之忌讳也。人既莫知，故两《唐志》及诸传本皆题刘勰矣”。(68)据余嘉锡考辨，《朝野僉载》为唐张鷟所著（《旧唐书·张荐传》称鷟“聪警绝伦，书无不览”，“下笔敏速，著述尤多”，“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博学有才，且去北齐不远，其言必有所本，自足聚信。(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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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袁孝政《刘子注》序和张鷟《朝野僉载》所记这两条材料，都还原了《刘子》一书作者的真实情况，他们都揭示了《刘子》一书的真正作者是刘昼而非刘勰。袁孝政的生平史籍失载，但从张鷟的生平及对《刘子》一书作者的关注看，袁氏其人距北齐不会太远，甚至可能略早于张鷟。二人生活的时代盖与《隋书·经籍志》的成书年代相仿，或略晚于《隋书·经籍志》的成书年代。他们的说法当是针对《隋书·经籍志》断《刘子》为亡书及当时《刘子》传本题名刘勰撰这两项内容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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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鷟《野野僉载》的这条记载，可以说还了《刘子》作者的历史真相，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洞察历史。“晁公武未见《僉载》原书，陈振孙亦仅见节略之本，……至明其书遂亡，……为自来考据家所未见，且即令见之，又孰知小说、诗话中有此一事哉”。(70)可见考据之艰辛。连晁、陈这样的版本考据大家都有所疏忽或不见，更何况不及晁、陈者乎！故新旧《唐志》沿袭题名刘勰的传本，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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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可称“逻辑的还原”。考辨《刘子》作者，除注重历史还原的“外证”外，尚有“内证”一法，即从逻辑或思想方面进行对比，以揭示其思想、逻辑之差异。按《四库提要》，史惟称刘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不云更有别书，且《文心雕龙·乐府》篇称“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而《刘子·辨乐篇》称“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与勰迥异。又史称勰长于佛理，后出家，改名慧地，而《刘子》末篇乃称归心道教，志趣迥殊。因此，《提要》认为“近本仍刻刘勰，殊为失考”。(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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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余嘉锡、杨明照、程天祜、傅亚庶等又广增《四库提要》《刘子》与刘勰“迥异”说。余氏称，尝取《刘子》一书“反复读之，而确认其出于刘昼有四证焉”。(72)余之“四证”，通过大量征引《刘子》之文与《北齐书》、《北史》刘昼本传的记载相比较，认为无论在思想上、语意上，皆“鍼芥相应”。余氏对“《刘子》为刘昼撰”的考辨，除个别之处还有待商榷外，可以说还原了《刘子》作者的逻辑真相。其考辨用力之深，挖掘之广，亦可称前无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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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之后，又有傅亚庶《刘子作者辨证》一文，也是专从《内证》入手，分别就《刘子》与《文心雕龙》二书所反映出来的政治观点、思想倾向、美学思想；对《纬书》的不同看法、道德观、创作动机及语言风格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刘子》的作者不是刘勰。在当前情况下，属《刘子》为刘昼所撰，是比较稳妥”的结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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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意这些说法，取《刘子》一书为北齐刘昼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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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昼其人及《刘子》书的历史评价及学派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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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判定《刘子》一书为刘昼撰，那么刘昼其人与《刘子》其书的学派归属便可有其着落。因为一本书与这本书的作者总是会有某种联系，这也为我们解开或提供了刘昼其人之所以入《北齐书》及《北史》两书《儒林传》的谜底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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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齐书》刘昼本传，昼于“天统中，卒于家，年五十二”。天统为北齐后主高纬年号，共五年。因此，“天统中”，即天统三年（567）前后。由此可知，刘昼卒年当在公元567年前后（最大误差不会多于一年）。由此上推五十二年，可知其生年当约为北魏熙平元年（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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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少孤贫，爱学，负笈从师，服膺无倦。据《北齐书》、《北史》两书《儒林传》刘昼本传载，昼从同乡儒者李铉（字宝鼎）受《三礼》，又从河间儒者马敬德习《服氏春秋》，俱通大义。（其师承关系，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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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经学（儒学）师承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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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刘昼师承李宝鼎、马敬德。而李宝鼎、马敬德与北齐另一大儒熊安生，又都曾受业于北朝大儒徐遵明。李铉居徐遵明门下五年，常称高第，主要受徐遵明《三礼》，后除太学博士，寻正国子博士，曾与邢劭、魏收等参议朝廷礼律，并教授太子高殷，撰定《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三传同异》、《周易义例》等合三十余卷，成为北齐重要经传大儒。刘昼的另外一位老师河间马敬德，其经历与李铉接近。师事徐遵明受《诗》、《礼》、《春秋》等。后投身政治，先擢国子助教，迁太学博士，又除国子博士，入为后主高纬侍讲，遂以师傅之恩，拜国子祭酒，加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显赫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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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昼的师承关系及其早年所受的教育，可知其儒学根基并非浅薄。他在青年时期便师从李铉、马敬德习《三礼》、《服氏春秋》等儒家经典，奠定了儒学基础。此后又展转入都，四处求学，尝在邺令宋世良家教授子弟。宋家有书五千卷，昼“恣意披览，昼夜不息”。昼尝求秀才，十年不得。及得，但考策又不第，乃恨不学嘱文。于是缉缀辞藻，言甚古拙，制《六合赋》一首，自谓绝伦，并叹曰：“我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作文，便得如是。”但其学文的成绩并不大，当他把自谓绝伦的《六合赋》呈当时大才魏收、邢子才评阅时，得到的却是嗤笑和挖苦。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见其赋，又愚于名。”(75)邢子才曰：“君此赋，正似疥骆驼，伏而无妩媚。”(76)可能受到这样的刺激，昼“发愤撰《高才不遇传》”，以泄胸臆。孝昭继位，好受直言，昼乃步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故不见收采。于是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以指机政之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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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刘昼一生及其学术活动，大约在四十岁以前，以研习儒家经传为主（“读儒书二十余年”）；四十岁以后，为求取功名，求秀才不得，得而考策又不第；建言上书，言虽直切但因多非世要又不采。故发愤著书，成为其学术活动的惟一指向。故其学术撰著活动，当集中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其主要学术倾向亦在儒家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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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刘子》一书，史籍本传虽未著录，但经前贤诸子的考证，为刘昼所撰盖无大的疑问。其中，《北齐书》、《北史》关于《刘昼传》传主之所以入《儒林传》的理由，除本传所记传主刘昼的儒学师承外，其学术经历及其所隐涵的儒学特征，亦与现存《刘子》一书的基本思想倾向相符合。因此，它为考察《刘子》一书的学派归属，提供了一定的学术背景和文献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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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对《刘子》一书的评价及学派归属，自《旧唐志》著录以来，一直到清代，基本上列于杂家类。其有似于《吕览》、《淮南子》、《抱朴子外篇》之类。盖由历史上儒学正统思想的影响，使其不得预儒者之列。如晁公武轻其“辞颇俗薄”，黄震讥其文类俳，“杂取九流百家之说”，“不能自有所发明”，故“不足预诸子立言之列”。马端临《经籍考》列《刘子》为道家。《四库全书提要》称其书末篇“乃归心道教”，盖源于《刘子》一书为《道藏》所收。受此影响，近代以来亦有归《刘子》为道家类者，如余嘉锡认为，“昼好老、庄之学，故上书诋佛，此书之归心道家以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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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一书的学派归属，也有归于儒家者，郑樵《通志略》即列之儒家。明李维桢《蒋本刘子十卷刘子叙》说：“自宋诸儒以理学自命，直取濂、洛、关、闽，与邹、鲁相承；而孔孟以后千四百年，含经味道之士，诸所论著，率摈之余分闰位，不与正统，甚者比僭王受诛。《刘子》是书，何足辱宋儒唇物哉！……《刘子》咀英吐华，成一家言，其大指不谬于圣人，是所谓千里一贤犹比肩，百世而遇犹旦暮也，而必屏诸门外，无乃已甚乎？”(77)李氏此说，实有见地，《刘子》一书，“大旨不谬于圣人”。因此不必如宋儒限立门户，致使“有一言之几于道者，不得陈于前，何示人不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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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又有《孙鑛评本王道焜北齐刘子序》。王道焜在其序中对刘昼及《刘子》书在历史上的遭遇给予了同情的理解，对书的行文内容作了充分肯定：“甚矣哉！立言之难也。凭意而敷，则率易而乏典雅；借古为镜，则捃摭而鲜空灵。高其旨，多迂而无当；卑其论，恒庸而无奇。质语也，似邻于野；藻语也，屡毗于芜。约言之，每促节而寡致；长言之，患支离而无伦。求其辩不诡于理，文不揜其情，虽一家之言，而擅众之长者，无有也，惟北齐《刘子》者足称焉。……读之，其浅处令人解颐；深处令人起舞。又不沦偏驳，不坠玄虚，求之诸子中，不一二屈指者。……且子书至是日叠若积薪，能以此书居上，是在善读书者。”(78)针对《刘子》一书在历史上的遭遇，序的作者十分感叹立言之难，因此对《刘子》不能求全责备，这才是善于读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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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清，有严可均《铁桥漫稿》，称《刘子》言治国修身之道，有大醇无小疵，并批评晁公武对《刘子》“词颇俗薄”的评价有失公允。又有周中孚在其《郑堂读书记》中，虽列《刘子》为杂家，但在对《刘子》与《文心雕龙》比较后，亦肯定《刘子》一书的基本思想倾向，乃杂论治国修身之道，“不失为儒者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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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至近世，对《刘子》的学派归属多称道家或道教。归于此类者多引征《四库提要》“刘子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异”之说，而少论证，尤其未顾及刘昼入《北齐书》、《北史》儒林传的事实。其中，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检出《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所载刘昼诋佛之言，从而证明《刘子》一书“归心道家”。此说最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