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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蘧瑗不以昏行变节，颜渊不以夜浴改容，勾践拘于石室，君臣之礼不替，冀缺耕于坰野，夫妇之敬不亏。斯皆慎乎隐微，枕善而居，不以视之不见而移其心，听其不闻而变其情也。(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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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慎独”是君子居善的必要条件，是道德的自觉行为。因此，不能因处“隐”、“微”，而放松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更不能因无人监督而移其心志或变其情操。在刘昼看来，“修操于明，行悖于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则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则己知之”。即使人不知，鬼神不知，但“行悖于幽”，自己总是知道。自己知道行为有悖于道德，就应避免。因此，在隐、微之际，独处之时，恰是对君子道德操行的考验，只有“为善孳孳”、“以善为乐”、“身恒居善”，使道德之善成为自觉，才能使自己的道德行为超越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此即儒家所谓“慎独”的道德意义。有了这种“慎独”的修养工夫，“则内无忧虑，外无畏惧，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愧于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伦。德被幽明，庆祥臻矣”。(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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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佛的崛起及学术思想的转型，儒家的“慎独”作为儒家的道德修养论，很少被人提及。即使是在儒家内部，也因时代变迁及儒学功能的弱化等原因，“慎独”观念逐渐被儒家学者所淡忘或忽视。而刘昼却在其《刘子》一书中，设专章给以讨论，足见其对儒学及其慎独思想的服膺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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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在其道德论中，还强调了儒家的经权统一思想，由此加强了《刘子》一书，在理解和诠释儒家道德论及其他思想时，所具有的灵活态度。这一点，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儒家学者所缺少的。对于经权关系，《刘子》一书亦专设《明权章》以论其义。他说：“循理守常曰道，临危制变曰权。权之为称，譬犹权衡也。衡者，测邪正之形；权者，揆轻重之势。量有轻重，则形之于衡。”(130)这里，刘昼“权”与“道”对举，以“循理守常”为道，以“临危制度”为权。而“道”与“经”属同一范畴。道与权的关系，即经与权的关系。《说文·木部》：“权，反常。”又《广韵·仙韵》：“权，变也。反常合道，又宜也。”因此，经权是儒家关于遵守常道与通权达变的一对范畴。也是儒家对于处理事务所应持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重要思想。刘昼继承了儒家的这一思想传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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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于事，临危制变，量有轻重，衡之平，亦犹此也。古之权者，审于轻重，必当于理而后行焉。《易》称：“巽以行权。”《论语》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权者，反于经而合于道，反于义而后有善。(131)若棠棣之华，反而更合也。(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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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傅亚庶《刘子校释》，“反于经而合于道，反于义而后有善”句，疑“道”、“义”二字误倒，此句当读作“反于经而合于义，反于道而后有善”。因为经权并称，始于《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刘昼师承李宝鼎、马敬德，除受“三礼”外，亦受《春秋》经传。故刘昼“反于经合于义而后有善”，盖直接本于《春秋公羊传》亦有可能。只是刘昼在此处加上了“合于义”三字，是为了突出“义”对“权”的约束，此正与上引《广韵》“权，变也。反常合道，又宜也”相合。由此可以看出，刘昼的权变思想突出了“义”的作用，此为刘昼经权观之新义。即强调“权变”并非主观随意，而必须符合“义”的原则，方为合理。义者，宜也；宜者，合理者也。故刘昼称“古之权者，审于轻重，必当于理而后行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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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尽孝尽敬。及其溺也，则揽发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已，权之所设也。慈爱者，人之常情，然大义灭亲，灭亲益荣，由于义也。(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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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手部》：“捽，持头发也。”祝，指古代宗庙祭祀中所设代鬼神传言之人。这是说，按礼，子之事亲，须尽孝尽敬，不违其心，不辱其体。臣之事君，尊卑有等，不能直衍其事，直呼其名。但也有非常之时、紧急之势，如父亲溺水，情急之下，抓住父亲的头发，把他救起来；宗庙祭祀时，尸祝代鬼神传言而直称君名。此皆属“势不得已，权之所设”，“人之于事，临危制变”者也。而临危制变的条件，则须“权必合义”，此即“反于经合于义而后有善”之谓。在刘昼看来，慈爱与正义比较，“义重则亲可灭”，此谓“以义权亲”或“大义灭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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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子事亲、臣事君有经权大义外，处理任何事务，都存在经权问题。因此，明权亦包括“顺时合宜”、“顺时制变”等涵义，刘昼在《随时章》中亦多有阐发。总之，刘昼之“明权”论，主张经与权、道与权、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对于匡矫时弊、反对经道绝对论等均有重要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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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贻爱不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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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在《崇学章》中已有“因学以鉴道”、“假学以光身”之议，认为学习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手段，“明道”与“光身”即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其在《履信章》中又强调“立行”、“立信”、“立德”对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性，即“用能德光于宇宙，名流于古今，不朽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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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于古今”，即“立名”者也。《北齐书》刘昼本传亦有“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之语，及《北史》本传称其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初又著《金箱璧言》等，此又为“立言”者也。《本传》又称，孝昭即位，好受直言，刘昼闻之，喜曰：“董仲舒、公孙弘可以出矣，”于是“乃步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虽未被采纳，但其入世之意，求仕之心，溢于言表，此可谓急欲“立功”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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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的上述言行，在《刘子·惜时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此章可当做《刘子》一书的序言亦未尝不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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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停灯于缸，先焰非后焰，而明者不能见；藏山于泽，今形非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则时时灭，山亦时时移。夫天回日转，其谢如矢，騕褭迅足，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唯立德贻爱，为不朽也。(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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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指灯座。“騕褭”，也作“要褭”，古良马名。《说文》：“炯，光也。”在刘昼看来，时间有如疾矢、有如神马、有如石火，在时间面前，人生短促，年岁不能存留，时光不能挽住，宇宙间一切事物，皆随时光流逝而消失殆尽。对此，《庄子》书论之详矣。刘昼所述亦多取自庄子，但其结论却与庄子不同。庄子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没有限度的知识、智慧，乃至道德，其结果一定是“殆已”。而刘昼却明确提出，“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既然如此，如何度过一生？如何才能使生命具有意义？他的回答是，“唯立德遗爱，为不朽也”，这明显是儒家对人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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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穆叔入晋，曾与晋国执政大夫范宣子讨论“何谓不朽”的问题时，叔孙豹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三不朽”说。又《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这里所谓“爱”，即儒家的仁德。一生行仁德以遗后世，在儒家看来，这是最高的人生标准，此即“太上有立德”之谓。刘昼“立德遗爱为不朽”的论题，盖本于此。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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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之君子，欲行仁义于天下，则与时竞驰，不吝盈尺之璧，而珍分寸之阴。故大禹之趋时，冠挂而不顾；南荣之访道，踵趼而不休；仲尼棲棲，突不暇黔；墨翟遑遑，席不及暖。皆行其德义，拯世救溺，立功垂模，延芳百世。(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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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刘昼列举大禹、南荣(136)、孔子、墨子四位历史人物，表其“立德”、“立功”之迹，以明垂世不朽之义。以上四人，为行仁义于天下，不惜宝璧而贵光阴，可谓“争分夺秒”。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帽子挂在树枝上，都顾不得再戴上，鞋子脱落于地，也顾不得再穿上，一心为治水忙碌。南荣为了追求真理，步陟山川，展转道路，脚后跟都磨出了重茧，也顾不上休息。孔子、墨子更是食不安饱，居不安寝，突灶不至于黑，坐席不至于温，栖栖遑遑，历行诸国，务在匡时行道。在刘昼看来，这些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为的是推行德义和仁爱，以“拯世救溺，立功垂模”。这些人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功名美誉，必能流芳百世以致不朽。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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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退不知臭腐荣华，划绝嗜欲，被丽弦歌，取媚泉石。进不能被策树勋，毗赞明时，空蝗梁黍，枉没岁华。生为无闻之人，殁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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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昼看来，人生意义在于能够为社会和人群带来德义和仁爱，像大禹、南荣、孔、墨一样，“立功垂模”、“拯世救溺”，而不能穷达失义，进退无据。而当今之世，有些人即贪恋荣华富贵，追求嗜欲享乐，沉迷于声色嗅味之间，取媚于游山玩水之乐。有些在位者，虽居官职，不但不能出谋划策，建立功勋，有助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反而“尸禄耽宠，仕不事事”，像蝗虫一样，白白地蚕食粮米，浪费年华。这些人一生默默无闻，“死惟一棺之土”。在刘昼看来，这样的人生，如同草木自生自灭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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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昼对生命的价值似乎颇有体悟，他对“立德”、“立功”、“立言”也倍加推崇，有时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这种功名之心，离道家精神可谓渐行渐远，但却成为他著书立说的基本动力。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和飘忽不定的古今人生，他甚至有一种没世无闻的悲凉之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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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秋也，凉风鸣条，清露变叶，则寒蝉抱树而长叫，吟烈悲酸，萧瑟于落日之际，何也？哀其时命，迫于严霜而寄悲于菀柳。今日向西峰，道业未就，郁声于穷岫之阴，无闻于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霑衿于将来，染意于松烟者哉！(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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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韵·迄韵》：“菀，茂也，《诗》：‘有菀者柳。’通作郁、蔚。”郁，滞也；声，名也。王叔岷曰：“‘郁声’犹滞名。”岫，山洞、岩穴。穷岫，有穷山僻埌之意，引申为贫困之地。松烟：由松材加工而成的烟灰，用来制墨，引申为文章著述。刘昼的这段文字，有如一首婉转、悲怆、凄凉的哀时叹命的挽歌：悲“人之短生，犹如石火”；叹“行仁天下”，“立德遗爱”之未就。卢文弨在其《抱经堂文集·刘子跋》中说：观刘昼此言，“此其所以著书之意也。古人留意于身后之名若此，读此能不瞿然有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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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著书，以求立言，刘昼有会于此，其所谓“染意于松烟”者，即留意于立言之表述。实际上，儒家的“三不朽”，可总归于“立名”，即刘昼所谓“名流于古今”者。从汉代的司马迁、扬雄、王充，到魏晋时期的曹丕、傅玄、葛洪，再到南北朝的刘勰、萧绎等，皆以文章传世为意。如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而声名自传于后”；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无论是刘昼的“德光于宇宙，名流于古今”，还是曹丕的“寄身于翰墨而声名自传于后”，以及刘勰的“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说的都是“立名”可以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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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2014
立名可以不朽说，直接源于儒家。从孔子开始，即强调重名。《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礼记·哀公问》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孝经》亦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君子事亲孝，……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儒家对于名的重视，体现其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故孔子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有“舍生以取义”，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闪烁古今的名言。此皆以“三不朽”之说建立起来的积极的人生观和生死观，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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