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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颜氏家训·文章》，《颜氏家训集解》，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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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颜氏家训·止足》，《颜氏家训集解》，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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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颜氏家训·止足》，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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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颜氏家训·省事》，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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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颜氏家训·勉学》，《颜氏家训集解》卷三，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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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颜氏家训·勉学》，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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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以上所引见《颜氏家训·教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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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颜氏家训·文章》，《颜氏家训集解》，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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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颜氏家训·文章》，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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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颜氏家训·文章》，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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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颜氏家训·文章》，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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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颜氏家训·文章》，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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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颜氏家训·文章》，第237—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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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沈揆：《颜氏家训宋本沈跋》，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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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余慎行：《明万历甲戌颜嗣慎刻本后叙》，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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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及经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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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皮锡瑞《经学历史》对中国经学历史分期的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分别为“中衰”和“分立”两个时期。实际上，若从经学的发展及其形式与内容变化的角度看，把它作为一个时期亦未尝不可。因为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包括经学在内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变迁，尽管受当时政权更迭以及政治、经济、地域等条件的制约，其表现各有不同，但其总的特点及趋势，却具有相对的同一性。且从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历时性说，两汉经学历四百年，魏晋南北朝亦近四百年，隋唐至宋初亦近四百年。所以，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年，无论从思想、文化，乃至哲学、文学及经学，都可归为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经学，相对于两汉经学来说，其内容、形式、特点及其基本性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但其变化的总趋势、总特点所体现的正是魏晋南北朝思想学术转型的一部分。经学自不能例外，它与当时文化各部类的转型当是同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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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历史际遇及其转型，其总趋势是综合化和义理化。其具体表现则是在观点和方法上，综合儒道而力图创新。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打破两汉经学的今古文壁垒和师法家法的限制，熔义理与训诂、今文和古文、儒家与道家为一炉，以重新“冶炼”和“锻造”出更能适应时代变迁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特别是佛道二教的兴起）相适应的新经学。于是，所谓“玄学化经学”应运而生，从而构成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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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玄学化”，并非时下一般所理解的“道家化”。玄学化的本质乃在于儒道互补和综合创新。而互补和综合创新的最重要表现，则是道家的本体论和儒家道德论的有机结合。这一思想运动的潜流，实际上早在东汉时期即已开始，只是其视角还未完全投放到经学上。汉末的战乱及名教的危机，使这一潜流冲决了政治堤坝，到魏晋之际便正式形成显在的时代思潮呼啸而至。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尽管当时经学家对此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甚至持反对态度，但最终不但谁也未能阻止这一潮流，反而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这一潮流中，从而创造出足以惊醒一个时代并可与汉人比肩的经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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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叙述，世传《十三经注疏》，除《孝经》为唐玄宗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玄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为汉人注。此外，王肃作《古文尚书孔安国传》；王弼、韩康伯注《周易》；何晏集解《论语》；杜预集解《左传》；范宁集解《穀梁》；郭璞注《尔雅》。凡六经，皆为魏晋人注。故皮氏曰：“以注而论，魏晋人似不让汉人矣。”(1)此外，南北朝时期，又涌现出一大批经学家，其经注、经疏、经解、经论等经学著作，亦多受魏晋玄学化经学的影响。其中，以保存下来并产生巨大影响的皇侃《论语义疏》为代表，亦表现出明显的玄学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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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魏晋南北朝经学，是中国经学史的重要发展阶段，其对唐宋及其以后的经学来说，确有承上启下、发展创新的意义。本章所述，由于受全书体裁及篇幅的限制，仅选取了魏晋时期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王肃、王弼二人的经学为特例，力图以少见多，以窥该时期经学的总体倾向、时代精神及其思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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