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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肃经学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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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的经学著作，除《孔子家语》外，皆佚。现仅存部分佚文，保存在各类辑佚书及历代经学著作的引文中，直至目前，尚无一部王肃经学佚文的完整辑本。因王肃是魏晋以来的经学大家，又因经学史上“王郑之争”的巨大影响，故魏晋以后的经学家无不关注王肃的经学。但由于王肃经学佚文的零散，遂使对王肃的研究造成困难。一些学者多从宏观角度或仅从王郑对比中进行研究，往往缺乏对王肃经学思想的整体把握。本节试以微观与宏观结合的方式，从三个方面对王肃经学思想进行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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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肃的《易注》及易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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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周易注》，《隋志》，新、旧《唐志》及陆德明《释文叙录》、《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等皆有著录，宋以后亡佚。该书本出于王朗，王肃复为撰定，故可视为王氏父子的合著。但王氏父子对于《周易》，亦有其不同，王朗受杨赐影响，受学亦多今文，如杨赐家学之京氏易，即属今文系统。而王肃受“荆州章句之后定”的影响，其学“本有得于宋忠”。“子雍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玄，仲子（宋忠）之道固然也。譔、肃之学并由宋氏，故意归多同。……宋忠之学，异于郑君，王肃之术，故讦康成。王粲亦疑难郑之《尚书》。则荆州之士踔不羁。守故之习薄，创新之意厚。刘表‘后定’，抹杀旧作。宋王之学，亦特立异”。(10)可见，王肃易学多出自费氏古文易，而非出自父朗京氏易也。但由于其易注本其父朗所为，肃更撰定，故仅凭佚文，已很难厘清王氏父子易学观点的归趋，按着张惠言《易义别录》所确定的标准：“疑其出于马郑者，朗之学也；其掊击马郑者，肃之学也。”这一说法，虽略显主观，但实属不得已，若以汤用彤“立异”之说衡之，则张氏之言，又实有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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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坤》卦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一节，据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马融、荀爽二家之说。其中马融注云：“孟秋之月，阴气始著，而坤之位同类相得，故西南得朋，孟春之月，阳气始著，阴始从阳，失其党类，故东北丧朋。”马融的解释，明显以卦气说为据，实受《易纬》的影响，属今文之说。《易纬乾凿度》：“八卦成列，……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于东方，应在二月。巽散之东南，位在四月。离长之于南方，位在五月。坤养之于西南方，位在六月。兑收之于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于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终始之于东北方，位在十二月。”(11)这是说，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八卦分值八方，以配十二月，为马融所本。“坤养之于西南，位在六月”，而孟秋七月，位在西南之西，与坤在西南为邻，故称“坤之位同类相得”，以此解释“西南得朋”。孟春一月，位在东北之东，阳气开始增著，而阴气逐渐衰减，此正与西南坤位相违，故称“失其党类”，以此解释“东北丧朋”。马融的这些说法即以阴阳二气之消长及八卦配八方十二月解释《坤》卦卦辞，属汉代今文易之卦气说无疑。荀爽对这一节的解释，亦从马融。荀氏曰：“阴起于午至申，三阴得坤一体，故曰西南得朋。阳起于子至寅，三阳丧坤一体，故东北丧朋。”（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这是说，午为离为南属五月卦。阴气于午始生，至未为坤为西南六月卦。即由离之三阴到坤之六阴，谓“三阴得坤一体”，而申位在西南之西为七月卦，与坤相邻，故曰“西南得朋”。子为坎为北，属十一月卦。阳气于子始生，至丑为东北十二月卦，而寅位在东北之北为一月卦，该位正与西南之西的申相对，且阴阳消长与坤相反，故曰“东北丧朋”。显然，荀爽的解释与马融相类，皆以卦气说论事。故遭李鼎祚的批评，谓“如荀说，从午至申经当言南西得朋，子至寅当言北东丧朋。以乾变坤而言丧朋，经以乾卦为丧也，此何异于马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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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朱震《汉上易丛说》引王肃注云：“西南阴类，故得朋；东北阳类，故丧朋。”王肃此注，出于《坤·彖》和《说卦》。《说卦传》以乾、震、坎、艮为东北、西北之卦，属男性阳类；兑、离、巽、坤为西南、东南之卦，属女性阴类。《坤·彖》亦云：“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这里，《坤·彖》提出“类行”概念，与《说卦》相似。王肃从中抽取“类行”思想，再进一步加以抽象、概括，提出“西南阴类”、“东北阳类”的“类”概念，并以“类”区别“得朋”与“丧朋”，明显扬弃了具体、烦琐、细碎的卦气说，由此再前进一步，就会得出王弼“触类可得其象，合义可得其徵。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的结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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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解《剥》卦卦辞云：“阴消乾也，与夬旁通，以柔变刚，小人道长，子弑其父，臣弑其君，故不利有攸往。”这里，虞翻以“旁通”说解释《剥》之卦辞。“旁通”者，指两卦爻象阴阳相反而相通，《剥》卦卦象（）为五阴一阳之卦，与之旁通者为《夬》（），《夬》为五阳一阴之卦。两卦相比较，爻象正相反对，然而却可以相通，其表现即阴阳交变，因此《剥》卦体现为阳消阴息，以柔变刚，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故《剥》卦卦辞曰：“不利有攸往”。《剥》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虞翻曰：“此卦坤变乾也，动初成巽，巽为木、为床。复震在下，为足，故‘剥床以足’。蔑，无贞正也，失位无应，故‘蔑贞凶’。震在阴下，象曰：‘以灭下也。’”(14)虞翻的解释，所采用的方法是十分复杂的“卦变”说。“此卦坤变乾也”一句，是说《剥》卦乃是由《坤》卦在变动中得来。在《坤》卦变化过程中，主要表现对《乾》卦的变动。《剥》之初六，乃《坤》对《乾》之“初动”，即→，结果是由《坤》卦变为《姤》，《姤》是《乾》卦初爻由阳变阴，故其下卦为巽（），此谓“初动成巽”。依《说卦》，巽为木，故称“巽为木、为床”。虞氏又据卦变中的“反对”说（即后世所谓“综卦”或“覆卦”），寻找“足”象。《剥》之反对卦为《复》，即《剥》（）之反转则为《复》（）。这样，在《复》卦中便有了下卦的《震》（）象，依《说卦》，震为足，故曰：“复震在下，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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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虞翻以“卦变”说对《剥》之初六的解释，从中不难看出汉易的复杂性和烦琐性。虞翻是汉末至曹魏之际易学大家，其家学五世传孟氏易，至虞翻集大成并独创卦变之说，对互体、纳甲、旁通、半象、逸象诸说，皆有推阐及发明，其易学对后世有重要影响，代表了汉末至魏晋时期易学中的传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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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易学与之不同，李鼎祚在集解《剥》卦时，在引征虞翻的同时，恰好也引了王肃，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王、虞对比的机会。王肃曰：“在下而安人者，床也；在上而处床者，人也。坤以象床，艮以象人。床剥尽以及人身，为败滋深，害莫甚焉。故曰‘剥床以肤，凶也。’”(15)这里，王肃排除了迂回、烦琐的论证形式，不采卦变、旁通、反卦等说，故不取“巽木为床”之训，而直取《说卦》“坤为地……为大舆”的说法，即取地、舆负载万物，犹床之载人之义，故曰“坤以象床”。又《说卦》：“艮，三索而得男，谓之少男，”是艮有人象，故曰：“艮以象人。”综观王肃对《剥》之六四爻辞的解释，简洁明了：床则安人，床则载人，床被剥落殆尽，必危及坐床之人，故曰：“床剥尽以及人身，为败滋深，害莫甚焉。”这明显突出了《剥》卦的义理。可惜王肃易注佚失，仅得零星佚文，而不能得其全貌，但仅凭以上两条佚文，即可窥见其一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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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注《易》，不仅排除卦变、旁通、卦气等说，亦摒弃互体、爻辰说，此与郑玄注易的对比中，亦可见一斑。据惠栋《易汉学》卷六《郑康成易》所辑郑玄“以爻辰说易”十二条，其中三条与仅存的王肃易注相对应的三条相比照，即可一目了然。下列《郑、王三条〈易〉注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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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郑、王易注三条佚文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二者的明显区别：郑玄以“爻辰”说解释卦爻辞，而王肃却扫除爻辰而不用，直以字义或爻位说解经。这体现了王肃易学对象数学的取舍与扬弃。所谓爻辰，是按六十四卦卦序，把每对立的两卦十二爻，配以十二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别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用以推算岁、月与所发生事情及与卦爻辞的联系。郑玄之爻辰法，即是以《乾》、《坤》两卦十二爻，配十二辰，以生十二律之位。《乾》之六爻依次配“子、寅、辰、午、申、戌”六辰；《坤》之六爻则依次配“未、酉、亥、丑、卯、巳”六辰。故《比》之初六，爻辰在未。《明夷》六二，爻辰在酉，九三在辰。《中孚》六三，辰在亥，六四辰在丑等。郑玄通过这些迂迴缭绕、牵强附会的解释，企图说明卦爻辞与卦爻象之间的必然联系。爻辰说本于《易纬》，而《易纬》又是在孟、京卦气说基础上发展而来。郑玄集《易纬》、孟、京卦气说之大成。郑玄以爻辰说易，是对孟、京、《易纬》及今文易说的发展，但也由此把易学推向支离、烦琐，并成为魏晋时期王弼易学革新的“酵母”和“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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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王肃对《比》卦初六爻辞的解释，只言“缶者，下民质素之器”；其注《明夷》六二，亦只注一个“般”字，认为“般，旋也”。明确不以郑玄“辰得巽气为股”之爻辰说。其注《中孚》，也仅以“三、四在内，二、五得中，兑说而巽顺，故孚也”十余字给以解说。三、四在内，是指《中孚》（）卦六爻，六三、六四两爻为阴爻在内，故曰：“三、四在内。”外四爻为阳爻，其中九二、九五两爻居上下卦之中位，故曰：“二、五得中。”《中孚》卦之下卦为兑，上卦为巽，兑有悦义，巽有顺义，故曰：“兑说（悦）而巽顺，故孚也。”若按郑玄的解释，《中孚》之六三爻，辰在亥为豕，因六三不得位为失正，“故变而从小名，言豚耳”。此解《中孚》卦辞中“豚”的来历。为什么六三失位而“豕”称小名而言“豚”？同样为什么六四爻得位而“龞蟹”得变大名而言“鱼”？这些解释完全是牵强附会，不得要领，且烦琐破碎，解《中孚》卦辞“豚鱼吉”三字，竟用了九十八个字。而王肃只用了十六个字，只依《易传》立说，且简单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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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引文及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王肃解易的主要特点即在简明。要简明，唯扬弃汉易中的卦变、旁通、卦气、互体、爻辰等诸说，直以义理说易。朱伯崑先生在其《易学哲学史》中评价王肃易学说：“曹魏时期的经学大师王肃，乃古文经学派的集大成者。其《周易注》，继承了费氏易的传统，注重义理，以《易传》的观点解释经文，排斥今文学派和《易纬》解易的学风，不讲互体、卦气、变卦、纳甲等。……王肃的解易学风，在当时颇有影响。”(16)这一评价是符合王肃易学基本情况的。从现存王肃《周易注》的佚文看，其注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汉易今文学的影响，但通过上述比照，其易学义理化倾向还是很明显的，这预示着魏晋经学中的易学系统面临巨大变革。如果说，以郑玄为集大成的汉代易学象数学走向支离、烦琐，从而成为魏晋时期王弼易学革新的“酵母”或“催化剂”的话，那么王肃易学则是直接为玄学化易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是魏晋时期学术思想转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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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肃的《礼注》及礼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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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经学的重点，似在礼学。他一生遍注群经，对《礼》尤为重视，从其所存礼学注述的目录看，有《周官礼注》十二卷、《仪礼注》十七卷、《丧服经传注》一卷、《丧服要记》一卷、《丧服变除》、（《晋书·礼志》未著录卷数）、《礼记》三十卷、《祭法》五卷、《明堂议》三卷、《宗庙诗颂》十二篇、《三礼音》三卷。无论从种类和卷数看，都是其经注中数量最多的。但由于众注散佚，现仅存佚文百不足一，其礼注及其礼学思想已无法窥其全貌，现仅据晋以后群书所引及辑佚书所辑有限的礼注佚文，以观其礼学思想之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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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王肃礼注中最具思想意义者，莫过其“五帝非天说”，这是能够反映其通过对天、帝的解释而对传统今文礼学，特别是郑玄礼学的改造。《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玄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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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大祭曰禘。……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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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礼记·郊特牲》孔颖达疏引郑玄义云：“郑氏以为天有六天，天为至极之尊，其体只应是一。而郑氏以为六者，指其尊极清虚之体，其实是一；论其五时生育之功，其别有五：以五配一，故为六天。”(18)根据这些材料，可知郑玄以五帝配“清虚之体”，这“清虚之体”即“昊天上帝”或称“天皇大帝”。以五帝为天，又合“昊天上帝”或“天皇大帝”即为六，此郑玄六天说之大义。在郑玄看来，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所谓五帝，即苍、赤、黄、白、黑，并皆以正月郊祭之。按《礼记·大传》“不王不禘”之说，这种禘祭，是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之大祭，故郑玄以正月郊祀五帝，即是以五帝为天。又据新《唐志》礼乐志引郑玄说：“玄以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宝也。……玄以为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说，后世莫能废焉。”(19)又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兴必感其一，因别祭尊之。”(20)这两条材料与《礼记》孔颖达疏所引基本一致，即郑玄认为“天皇大帝”居于北辰，又有太微五帝分居五方，并在天上轮迭为王，地上之王必感五帝（五天）之一而生，是谓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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