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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其律条及律疏深受传统的纲常名教所支配，是儒家的伦理法典，其基本精神就是刑以弼教，法以济礼，刑法是完成礼教功能的手段。因此“出礼则入刑”，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刘俊文先生甚至认为：“全部礼的原则都无异于律的条文，都具有法律的性质和效力。这是最明白不过地承认了礼为唐律的法源。”《唐律》如此，《律疏》更是广泛地征引礼义来解释法意。《唐律》虽然以儒家礼法为主要特色，但对法家思想的合理成分，也尽量予以吸收继承，如韩非子“明主治吏不治民”(112)的思想，在《唐律》中就有充分的体现。《唐律》十二篇，有一半以上的条款属于官吏渎职罪。可见渎职罪设定的范围十分广泛；严刑虽不是唐朝立法者的目的，对渎职罪的刑罚，亦力求“罚当其罪”，但刑罚还是十分严厉的。不过唐律自贞观律始，已经充分注意到对人生命权的尊重，《疏议》又通过详明严密的法律解释，杜绝了法吏上下其手，陷人于罪的弊端；如在解释有关刑讯律条时引用贞观年间颁布的《狱官令》，禁止“狱吏锻炼饰理”以成狱的不法风气。贯彻了“疑罪从轻”的断案原则；由于魏征的建议，还促成了唐代三司推事、九卿议刑乃至都堂集议等制度的设立。减少了官吏专断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唐律疏议》继承完善了《贞观律》的优良传统，因之成为历史上一部“慎刑恤典”，“法平刑宽”的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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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六典》按照《周礼》设官分职的模式，将国家行政的职权分门别类地纳入六大纲目之中，不但可使各行政职能部门有法持循，而且便于随时征引检阅，可以极大地提高办事效率。虽然与《周礼》一样，仍然带有理想的充分，但不能因此认为脱离现实，相反，这正是一部良法必须具有的特征。试想一部行政法典不能有高出现实的要求，如何能使政府机构的职能趋向完善，取法者岂不更将等而下之？更重要的是，这两部法典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儒家礼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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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是上古文化的精华，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礼成为统摄整个社会生活以及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五刑之法作为礼之附庸，率先从礼中独立出来，随即成为法家特别重视的统御工具；孔子赋予礼乐以仁义的思想内涵，认为刑罚只是礼法的辅助工具，任法并不能致治，只有经过礼义的教化，使人远刑近善，国家才能达到大治。孔子论德、礼、政、刑德关系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113)刑罚只是不得已而用之。孔子还是主张以德礼化民成俗，因而又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论。然而古礼庞杂，博而寡要，议论纷纭，难于持循。《大唐开元礼》的制定，结束了这种争论不休的混乱局面，将礼限定在礼仪的范围之内，确立了礼就是郑玄所谓的五礼，并将吉凶军宾嘉五礼的顺序改为吉宾军嘉凶，使之更加接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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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礼法的分立，并未削弱礼的作用，反而标志着礼法思想的成熟，三大典的制作完成，使政典、刑典和礼仪，趋向进一步地专业化，使得分工更为明晰，三者之间融会贯通，相辅相成，法中依然渗透着礼的精神，礼则具备了法的威严。诚如陈顾远先生所说：“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以礼夸张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以法明礼，使礼具有至上的权威。”(114)中国礼法社会的形成，正是通过唐代将礼法通过立法形式使之制度化法律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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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礼》向来代表着上古王道政治的完美制度和理想境界，但是在礼制之中原本是含有法的内容在其中的。礼的实质是理，礼教即是以理服人，以合理的原则，构建起社会的秩序，不违人情，故便于自觉遵行，与其将之定义为道德范畴的柔性约束，毋宁说是汲引人生进入更高境界的阶梯；法的实质是罚，法律即是以罚示惩，是以国家的权威，对社会秩序及公私权利的维护，属于制度范围的刚性规则，法对违礼犯法行为的惩罚，亦即对礼法尊严及尊礼守法行为的保护。由此言之，法律实亦礼制规范的自然延伸。礼是对秩序的建构，法是对秩序的保护，两者本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故联称为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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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秦政毁弃仁礼，专任法律以为具，以法行暴，迅即走向败亡的历史教训，礼法遂成为两汉以来历代统治者治国教民的不二纲维。汉朝虽说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实则是奉行霸王道兼之的政治方略，兵刑的作用并未被忽略，刑律从最初的“法三章”到“九章律”一直发展到六十余章，走着法网日益繁密的路线。然而废除肉刑和经义断狱都自汉代开始。而唐律只有十二章五百条，“史称其刑纲简要，疏而不失”(115)。《唐律》彻底废除肉刑，笞杖刑的数量也有所降低；但加重了触犯纲常伦理及违礼行为的惩处，如《孝经》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唐律》便把“不孝”列为“十恶”，属于不赦之罪；并且规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奉养有缺者，徒二年”；又“礼云‘凡教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道尊，方知敬学’。如有亲承儒教，伏膺函丈，而殴师者，加凡人二等”(116)等等。唐初两代君主肯于借鉴历代兴亡教训，并认真总结继承古代礼法精神。《新唐书·刑法志》评论说：“盖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乱，治以宽平，民乐其安，重于犯法，致治之美，几乎三代之盛时。考其推心恻物，其可谓仁矣！”“玄宗初励精为政，二十年间，刑狱减省，岁断死罪才五十八人。以此见致治虽难，勉之则易，未有为而不至者。”(117)《大唐开元礼》和《大唐六典》便是玄宗勤勉为政，励精求治时期的杰作，加之《唐律疏议》，一并被后世视为融贯礼法精神的典范，在中国法制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与权威。礼法结合、寓礼于法，以及天理人情国法的三位一体，遂成为中华法系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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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时期的《唐律》及其《疏议》代表着古代刑法思想的至高点，与开元盛世的《开元礼》和《唐六典》都属于代表古代礼法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这三部煌煌大典都是堪与大唐盛世辉煌物质成就相匹配的精神产品。三大典的编纂，正处在唐朝国力日趋强盛，经济日臻富足，社会环境安定和人心舒畅的上升时期，开元之所以臻于至治，大唐之所以能有盛世，都与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之可说，三大典的问世是“大唐盛世”的时代标志，同时也代表着中国礼法社会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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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书·儒林传》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1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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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隋书·文帝本纪》卷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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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隋书·儒林传》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1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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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史·文苑传》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27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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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弘明集》卷一七，王劭《舍利感应记》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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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书，隋文帝《立舍利塔诏》上，第220页；王劭《舍利感应记》下，文长近万字，亦属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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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汉书·艺文志》卷三十，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第17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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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中子集解·问易篇》，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32页。王通所谓的“三教可一”，是指三教可一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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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隋书·隐逸·李士谦传》卷三九，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17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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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联合出版，第11册，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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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隋书·经籍志·道经后论》卷七十七，第1094页，《佛经后论》，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10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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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隋书·经籍志·道经后论》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10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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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隋书·隐逸·李士谦传》卷三九，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17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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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隋书·百官志下》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8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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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隋书·隐逸·徐则传》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1759页，第1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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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650页。皛，音xiǎo，皎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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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广弘明集·福田论序》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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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旧唐书·儒学上》卷一百八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第4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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