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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北学亦不尽为郑学的一统天下，亦有兼综汉晋经学，独出新意心纾甚至教外别传的学说出于其间。如曾为河北之学领袖的崔浩，以及河西之学的翘楚关朗等。北魏著作令史闵湛见崔浩所注《诗》、《书》、《论语》及《易》，甚至认为“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65)。由于他的遇害，书亦被禁，而未得以流传。又有河北人陈奇，“爱玩经典，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始注《孝经》、《论语》，颇传于世，为缙绅所称”。终因辩论经典得罪于人，竟被陷害以致灭族。“所注《论语》，未能行于世。其义多异郑玄，往往与司徒崔浩同”(66)。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或以占筭示人而不求宦达。魏太和末并州刺史王虬荐之于孝文帝。“帝问《老》、《易》，子明寄言玄宗，实陈王道，讽帝以慈俭，清静为本，而餙之以刑政礼乐。翌日，帝谓王虬曰：‘卿诚知人，关朗，管、乐之器，岂占筭而已。’”曾与王虬合著《疑筮论》数十篇。后讲学临汾山，“授门人《春秋》、《老》、《易》，号关先生学”(67)。王通家传易学，主要是传自关朗。王夫之曾评价南北之学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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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为衣冠礼乐之区，而雷次宗、何胤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较醇正焉，流风所被，施于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袭先王之文教，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苏绰、李谔之治具，关朗、王通开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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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北学以崇高的评价，并指出隋代的经世之学都是渊源有自，李谔之学来自西魏苏绰；王通之学则继承关朗，同样对隋唐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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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末期，随着学术的进一步下移与普及，南北学术的交流增多，原先仅限于讲明章句，拘谨刻板，深入细致而显得深沉芜杂的学风，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从只注重事象的考辨，到经传义理的追求，从不习惯于清谈，到欣赏玄妙。经学家法师法的破坏，北学的章句训诂，不再为一家一派所囿，思想较为开放，对于传承发展儒家经术，重开隋唐经学统一之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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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经学中一度绝响的谶纬占候之学在北朝又重新复兴。北魏初年汉族士人中显贵者，多兼通谶纬之学，燕凤“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许谦“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之学”；崔浩也是“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该览”(69)。徐遵明弟子李业兴“博涉百家，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讨练”(70)。史书多记有他们用占候和“孤虚术”料敌和布阵的实例。如果重视章句训诂是学术传统的承袭，那么谶纬风气的兴盛，则与当时政局变化莫测，战乱频仍有关。学者企图藉此干预战争成败、预知政局治乱。对于入主中原的拓跋鲜卑少数民族而言，神秘文化也便于其领悟和依重。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隋代的学者。一部分学者甚至以此取媚君主，以图进身之用。如袁充、王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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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学渐染南风之时，南北学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崇信佛教。但此时的佛学也有南北差异，未能因之而成为南北学风统一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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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代儒者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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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建立主要是承袭北朝政权而来，其思想文化亦有直接的血缘关联，隋代统一南北，进而对全国文化学术思想的统一整合，也是以北方风习和北学为基础，然后吸收融合南方文化与南学的。上节所述，即主要在于明了北学的特点，以见隋代学术与学风的渊源所自。下面将要就隋代群儒的治学风貌，以见对南学的初步融合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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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的学者大多为前朝所培养，而本朝培养的经学人才，还没有崭露头角，世局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隋代儒学两大系统以二刘为代表的经学系统和以王通为代表的经世学派，所培养出来的才俊，都成为成就新时代的治世佑文的创制人才。如薛收、房玄龄、魏征，以及孔颖达、颜师古（主要是家学）诸人。隋代的学术与文化，虽然深受南方文化与南学的影响，甚至深染南方追求绮丽玄妙风习，然就其总体而言，质实与严谨仍然是隋代学术文化的基调与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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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开国功臣李德林，虽以文名称雄一代，然其文章谋略实亦有经术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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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生长于士族之家，“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俄而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辞核而理暢”。“学富才优，誉重鄴中，声飞关右”。于北齐天保八年，举秀才，“时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授殿中将军”。被任城王高湝称为“燕赵奇士”，认为“其风神器宇，终为栋梁之用。至如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尝于宾馆接待陈国使节，陈使江总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灵也”。北齐史官魏收，为人罕所许可，唯于德林“大相钦重”，延誉之言，无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谓之曰：“识度天才，必至公辅，吾辄以此字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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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时，改朝换代，多由摄政的权臣以“禅让”的名义攘夺而来，按照古代史书的原则和体例，撰史断代必须合于经义，方能名正言顺；新朝历史，首列帝纪，则其既往的创业事迹，究竟应该归于前朝列传，还是列于国史的帝纪？撰帝纪就须重新起元，于是新朝纪元究竟应于摄政时还是即位起始，便成为摆在史官面前的难题。时魏收与阳休之论《齐书》起元事，久不能决。致使“敕集百司会议”。德林复书曰：“即位之元，《春秋》常义。谨按鲁君息姑不称即位，亦有元年，非独即位得称元年也。”“议云受终之元，《尚书》之古典。谨按《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论者或以舜、禹受终，是为天子。然则周公以臣礼而死，此亦称元，非独受终为帝也。”魏收复疑之曰：“舜、禹之摄称元，理也。周公居摄，乃云一年救乱，似不称元。自无《大传》，不得寻讨。一之与元，其事何别？”德林答曰：摄之与相，其义一也。故周公摄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案《易》‘黄裳元吉’，郑玄注云：‘如舜试天子，周公摄政。’是以试摄不殊。《大传》虽无元字，一之与元，无异义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体元以居正，盖史之婉辞，非一与元别也”。引古证今，引据详明，此议遂被采纳，成为定例。后来收入正史的《北齐书》就是德林之子李百药，在唐时根据德林旧稿奉敕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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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隋之际，德林有感于长期以来，全国政局不仅南北分立，彼此之间亦是四分五裂，权势之臣，往往窥测帝位，拥兵自立。大江南北干戈不息，征讨杀伐国无宁日。于是著《天命论》以惩诫之。他认为：“贼子逆臣，所以为乱，皆由不识天道，不悟人谋，牵逐鹿之邪说，谓飞凫而为鼎。”“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孟轲称仲尼之德过于尧、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备王佐之才”，然而，“泣麟叹凤，栖栖汲汲，虽圣达而莫许也”。“项羽诛秦摧汉，宰割神州，角逐争驱，尽威力而无就也”。劝诫群雄“违天逆物，获罪人神。呜呼！此前事之大戒矣”。世之君子应该安分守职，效法古代贤良，“自古明哲，虑远防微，执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树，上书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禄厚而志弥约，宠盛思之以惧，道高守之以恭，克念于此，则奸回不至。事乃畏天，岂惟爱礼，谦光满覆，义在知几，吉凶由人，妖不自作”(71)。“天命论”向来是儒家重视的哲学命题，李德林《天命论》只论及有关政权授受的问题。天命在这里实指时势与人心的结合，与人谋人力并非对立，天命甚至要求人谋的参与。只不过这一人谋须要建立在“知天命”、“顺天意”的基础之上。所以孟子认为“天爵”（“天与之”亦即天命）即是“人爵”（人与之）。而德林将之归之为“历数有归”的神秘论，其论并无深意。然其强调“识天道，悟人谋”，批判角力逐鹿之说，当人心思定，群雄构乱之际，亦足收惩诫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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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文帝摄政以迄平陈，德林于战略谋划，制度裁定，多所贡献，当时的檄文诏诰亦多出自其手，甚为文帝所依重。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乱亡失，唐时犹存五十卷行于世。敕撰《齐史》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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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谔，字士恢，赵郡人也。好学，解属文。仕齐为中书舍人。周武平齐，拜天官都上士。及隋高祖为丞相，“访以得失。于时兵革屡动，国用虚耗，谔上《重谷论》以讽焉”。“谔性公方，明达世务，为时论所推。”入隋，历任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晚年出任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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谔以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于是上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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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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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缙绅，参厕缨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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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提倡“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州县“选吏举人，宜遵典则”，提携那些“乡曲归仁，学必典谟”的贤良儒生“选充吏职”，若“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则须予以纠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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谔又上奏指陈当世为官者好自矜伐，应予禁革。他引述《尚书·大禹谟》舜戒禹之言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认为谦恭是自古的美德，“人臣之道，陈力济时，虽勤比大禹，功如师望，亦不得厚自矜伐”。“况复功无足纪，勤不补过，而敢自陈勋绩，轻干听览！世之丧道，极于周代，下无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观其行。矜夸自大，便以干济蒙擢；谦恭静退，多以恬默见遗。是以通表陈诚，先论己之功状；承颜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无惭耻之色；强干横请，唯以干没为能。自隋受命，此风顿改，耕夫贩妇，无不革心，况乃大臣，仍遵敝俗！如闻刺史入京朝觐，乃有自陈勾检之功，喧诉阶墀之侧，言辞不逊，高自称誉”者，宜“明加罪黜，以惩风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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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谔在职数年，务存大体，不尚严猛，由是无刚謇之誉，而潜有匡正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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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苏威曾以临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遂奏请予以撤毁，限以时日，遣归务农。或返回本州县，录附市籍。(72)商旅怨苦，莫敢陈诉。李谔适因他务奉使出巡，路见此事，“以为四民有业，各附所安，逆旅之与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托，岂容一朝而废，徒为劳扰，于事非宜，遂专决之，并令依旧”。及使还诣阙，然后奏闻。高祖善之曰：“体国之臣，当如此矣。”魏征评价曰：“李谔等或文能遵义，或才足干时，识用显于当年，故事留于台阁。参之有隋多士，取其开物成务，皆廊庙之榱桷，亦北辰之众星也。”(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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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谔任由百姓为商旅提供便利，临路开设旅店的举措，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儒家与法家严厉抑制工商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李谔关于文风士风的议论，对于改革世风时弊，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尤其关于文风的改革，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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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劭字君懋，太原晋阳人。劭少沈默好学，博闻强记。仕北齐，待诏文林馆，当时大儒“祖孝徵、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因呼劭问之。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自是大为时人所许，称其博物”。仕隋任著作佐郎。私撰《齐书》，为人告发，“上怒，遣使收其书，览而悦之。于是起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所上表章，专以符箓祯祥附会纬书图谶，再文饰以经传及佛典，以取媚皇帝。满腹诗书，竟无一言诱导皇帝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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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帝不忍加诛。劭上书曰：“臣闻黄帝灭炎，盖云母弟，周公诛管，信亦天伦。叔向戮叔鱼，仲尼谓之遗直，石碏杀石厚，丘明以为大义。此皆经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贼，度越前圣，含弘宽大，未有以谢天下。”离间骨肉，助纣为虐，无逾于此。而文、炀以为“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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