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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汾绍绝业，疑信纷莫整，铭石出圹中，昧者宜少警。少时曾一读，过眼不再省。南北二十年，梦寐犹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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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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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汾续经名自重，附会人嫌迫周孔。史臣补传久已出，浮议至今犹洶洶。薛收文志谁所传？贵甚《竹书》开汲冢。沁州破后石故在，为础为矼吾亦恐。暑涂十日来一观，面色为黧足为肿。淡公淡癖何所笑，但笑弋卿坚又勇。自言浪走固无益，远胜闭门亲细冗。摩挲石刻喜不胜，忘却崎岖在冈陇。潞人本淡新有社，淡事重重非一种。有人六月访琴材，不为留难仍从臾。悬知蜡本入渠手，四座色扬神为竦。他时记籍社中人，流外更须增一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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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首为节录，当是元遗山五十岁时（元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自济源北归太原，途经铜鞮作。诗中自述其于少年时即已读到薛收《文中子碣铭》原石，至此已二十多年，当时情景犹经常形诸梦寐。（遗山于二十七岁时避蒙古兵徙家登封，则其读碑之年又在此前也。）由此可以推断《文中子碣铭》至迟当出土于金代中晚期（约13世纪初）。诗中明确告诫说：“铭石出圹中，昧者宜少警。”由第二首诗获知“薛碑”当时藏于沁州山中。遗山于赞美河汾事业之后，高度评价“薛志”的价值，至比作汲冢“竹书”。并说：沁州被蒙古军打破之后，碑石尚在，因为深恐被人窃去建房修桥，所以不惜“暑涂十日来一观，面色为黧足为肿”。而且“摩挲石刻喜不胜，忘却崎岖在冈陇”。当众友得知弋唐佐已得“薛碑”蜡本时，(57)竟致“四座色扬神为竦”。当时学者爱碑之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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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载《薛收文集》十卷，早佚。赖《全唐文》收编此文，复得元遗山证实原碑出土时地，足释千古疑案，足为史学幸事，亦足为疑古过勇者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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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通著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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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的著作见于记载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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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平十二策》、编为四卷。后佚；因不见用，而赋《东征之歌》。见载于杜淹《文中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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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三年，文中子盖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遂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而见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杂王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文帝方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歌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文帝闻而伤之，再征不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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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十二策的内容和大义，尚可于《中说》中考见，今引之于下以见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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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董常曰：“噫，三极之道，禀之而行，不亦焕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时，则《六经》不续矣。”董常曰：“何谓也？”子曰：“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极，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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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谒见隋祖，一接而陈《十二策》，编成四卷。薛收曰：“辩矣乎！”董常曰：“非辩也，理当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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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请习《十二策》，子曰：“时异事变，不足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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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无主矣。开皇九载，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议于仁寿也。陛下真帝也，无踵伪乱，必绍周、汉。以土袭火，色尚黄，数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载一时，不可失也。高祖伟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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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与门弟子的问对中，可以知道，王通《太平十二策》的基本内容为“推帝皇之道，杂王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其理论根据则是禀承儒家的“三极之道”，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针对现实，统领全局，起元正始，大根大本，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目前朝廷应该规划制订或修正的战略方针及政策，可说是一篇广征博辨，理据通畅，论证极具理论性与现实感，又赋有感染力与说服力的鸿文巨著（巨著，以其分量言），若不其然，是不会令文帝“伟之”而“大悦”，甚至说：“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而使“思存管乐”之功业，才可冠世的薛收心折，让负有“名世之才”的房玄龄“请习”；得到“多识典故，聪辨多才”的杜淹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并为师立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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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谋策不见用而赋的《东征之歌》，则是一篇模仿屈原《离骚》体的诗歌，辞气高古而情真意切，感时伤怀有雅颂遗风，虽备极失群之音而能遗无尽之响。表示若世有皇王之道的王者出，还将“劳身西飞”，实际上已经暗示此次东归将不复再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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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续六经》，又称《王氏六经》（据陆龟蒙《笠泽丛书》称）。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论》、《易赞》和《元经》六种。是王通于长安东归后，用九年时间，于讲学同时陆续完成。《中说》载其续六经的目的云：“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60)《续六经》初编共六百七十五篇。八十卷。初由王凝搜集，王通母亲携藏；至唐通子王福畤整理时、缺十篇。勒成七十五卷；孙王勃又补编并分别为之作序。唐末散逸。关于《续六经》著述的创作目的及方法的整体情况，于《中说》可以考见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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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朗篇》：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蒨，则有丰年。”(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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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篇》：贾琼请《六经》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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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相篇》：董常曰：“夫子《六经》，皇极之能事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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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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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哲人徒生矣。”贾琼曰：“夫子岂徒生哉？以万古为兆人，五常为四国，三才九畴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赞易》为司命，《元经》为赏罚。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闻之曰：“孝悌为社稷，不言为宗庙，无所不知为富贵，无所不极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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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引文，可以明确地知道，王通之续《六经》就是要模仿孔子以述《六经》为职志，深恐孔子所传承的先王之道，失坠无传。由孔子总结的先王之道，即是《尚书》所谓的皇极大中之道，而这个大中之道又是无所不在的，大要体现于六个方面，正如王通自己所言：“《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又如董常所云：“夫子《六经》，皇极之能事毕矣。”王通继孔子续《六经》既毕，遂终日徜徉涵泳其中，与诸生研讨讲论之，乐此不疲，以之为事业。后来他的学生姚义研究既深，遂亦总结出《六经》各自的特质及其学习的次第和方法。并且指出《六经》是环环相扣的整体，不可偏执；如果入门而不得其法，则容易步入歧途。门人有问姚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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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庭之法，曰《诗》曰《礼》，不及四经，何也？”姚义曰：“尝闻诸夫子矣：《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四者非具体不能及，故圣人后之，岂养蒙之具邪？”或曰：“然则《诗》《礼》何为而先也？”义曰：“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辩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能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乐》，则喧德败度；骤而语《书》，则狎法；骤而语《易》，则玩神。是以圣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己，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闻之曰：“姚子得之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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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福畤撰《王氏家书杂录》，叙述《续六经》及《中说》的传授过程，记有其叔父王凝对《续六经》的总体评价，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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