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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相篇》：董常曰：“夫子《六经》，皇极之能事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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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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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哲人徒生矣。”贾琼曰：“夫子岂徒生哉？以万古为兆人，五常为四国，三才九畴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赞易》为司命，《元经》为赏罚。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闻之曰：“孝悌为社稷，不言为宗庙，无所不知为富贵，无所不极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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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引文，可以明确地知道，王通之续《六经》就是要模仿孔子以述《六经》为职志，深恐孔子所传承的先王之道，失坠无传。由孔子总结的先王之道，即是《尚书》所谓的皇极大中之道，而这个大中之道又是无所不在的，大要体现于六个方面，正如王通自己所言：“《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又如董常所云：“夫子《六经》，皇极之能事毕矣。”王通继孔子续《六经》既毕，遂终日徜徉涵泳其中，与诸生研讨讲论之，乐此不疲，以之为事业。后来他的学生姚义研究既深，遂亦总结出《六经》各自的特质及其学习的次第和方法。并且指出《六经》是环环相扣的整体，不可偏执；如果入门而不得其法，则容易步入歧途。门人有问姚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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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庭之法，曰《诗》曰《礼》，不及四经，何也？”姚义曰：“尝闻诸夫子矣：《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四者非具体不能及，故圣人后之，岂养蒙之具邪？”或曰：“然则《诗》《礼》何为而先也？”义曰：“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辩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能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乐》，则喧德败度；骤而语《书》，则狎法；骤而语《易》，则玩神。是以圣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己，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闻之曰：“姚子得之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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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福畤撰《王氏家书杂录》，叙述《续六经》及《中说》的传授过程，记有其叔父王凝对《续六经》的总体评价，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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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父谓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纲帝道，则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无不至焉。自春秋以来，未有若斯之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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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续六经》阐明“皇纲帝道”，并涉及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之理。是继孔子、自春秋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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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六经》之一之二：《礼论》与《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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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续六经》，有《礼论》《乐论》各一篇。均佚。儒家论礼、论乐之书之文，先秦多有。除《周礼》、《仪礼》专书之外，孔孟皆有论及礼乐之语；西汉戴德、戴圣叔侄所辑之大小戴《礼记》，收有春秋以来儒家全面论述有关典章、名物、制度及各阶层所行之礼仪；多处涉及礼乐之论，并有孔子弟子公孙尼子所撰之《乐记》一篇；荀子亦著《礼论》、《乐论》各一篇，都是有名的篇章。不过王通认为大小戴《礼记》，所述多为礼之末节，故尔曰：“大戴小戴，《礼》之衰也。”(63)王通新著《礼论》、《乐论》，必有其足以超迈前古的见解与阐发，可惜均已佚失，不可得见其详。据王通自己所云其礼乐之论的主要目的为：“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吾于礼乐，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贵乎？”其以礼乐之论以正历代之偏失，是可能的，但说“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则是自谦之言。因为礼乐是王氏历传家学，“文中子曰：周、齐之际，王公大臣不暇及礼矣。献公曰：天子失礼，则诸侯修于国；诸侯失礼，则大夫修于家。礼乐之作，献公之志也。”(64)并曾“闻礼于关生，见负樵者几焉；正乐于霍生，见持竿者几焉。吾将退而求诸野矣。”(65)王通亦颇以礼乐自许，而不轻以许人。但又深知制礼作乐须逢千载一时的良机，必能遭遇明主，致身崇贵，方可取得制礼作乐的机会与条件。所以他认为在汉代以来的历史上，除诸葛亮之外，几无一人可以兴起礼乐，他说：“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66)虽然其及门弟子皆一时之秀异俊彦，各有所长，但王通认为“若逢其时，（其位皆可）不减卿相，然礼乐则未备”(67)。因为礼乐的精神极难把握，把握不好，就会陷入繁文缛节的形式之中，无法予以取舍损益。认为只有大弟子董常才有此资格言及礼乐的制作。所以“董常死，子哭之，终日不绝。门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殁，吾亦将逝矣。明王虽兴，无以定礼乐矣”。(68)王通的礼乐之论，虽不可得见其详，但无论如何，礼乐关乎政化的基本作用，却不应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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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尼子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又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还有一句非常重要，即：“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69)亦即必须先知道乐为何而作，然后方可付之钟鼓弦歌，故曰末也。荀子也有类似的论述：“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又：“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70)及《周礼·大宗伯》所谓：“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71)礼乐交错为用，则可避免偏失。“礼别异”，主要是关于国家政制建设及约束统治阶层行为模式的大规范，“乐和同”，则主要配合礼仪调节各阶层关系，化解失调的人心性情，并同时兼有化民成俗的积极作用。所以说，礼乐教化，实具有和谐上下阶层关系并提升人们文化素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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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的基本意义，用王通的话说就是“《礼》以制行，《乐》以和德”。贾琼则曰：“《礼论》《乐论》为政化。”(72)王通十分重视礼乐，认为礼乐是兴起王道的基础和表征。如果朝廷重臣，“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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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礼乐之论，散见于《中说》者尚多，今检其尤要者，引之如下，以见其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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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礼乐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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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礼为？”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礼岂为我辈设哉？”子不答，既而谓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谓先王之道，斯为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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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还，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当时北方质朴的学者，认为只要奉行仁义之道即可以了，哪还用得着那些繁文缛节的礼仪？南方的学者则可能受完全接受玄学的思想影响，乃用肯定的语气引述阮籍的话“礼岂为我辈设也？”(74)质疑于王通。王通曾说过：“仁义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继道德而兴礼乐者也。”并有“礼得而道存”(75)之论。所以面对这两种极端的观点，王通认为这都已步入了歧途。毫不理解儒门教意，不知道先王的仁义之道，须表现为礼乐方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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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说·事君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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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难行也。夫废肉刑害于义，损之可也；衣弋绨伤乎礼，中焉可也。虽然，以文、景之心为之可也，不可格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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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王通论礼乐之方法论，一秉之于中道，隆礼而不害于义（适宜意），俭约而又足以表达礼节的敬意；不可为显示宽大，而一味废除肉刑，从而失去法律的威慑作用；君臣的衣著固然应该俭朴，但也不可失去尊严和威仪。一切都应从中权衡，取其中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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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不仅重视国家庙堂之礼乐，还十分重视民间的士礼和家礼。这也应该是其《礼论》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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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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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昏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呜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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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王通家中即传有《家礼》一部，据王绩《答刺史杜之松书》而知。书云：“月日，博士陈龛至，奉处分，借家礼并帙封送至请领也。”(77)而杜之松之在《答书》中称赞《王氏家礼》谓：“微而精，简而备，诚经传之典略，闺庭之要训也。”(78)又据王绩《重答杜使君书》，知《家礼》为其祖父献公所著。在《答书》中，王绩应杜使君之请，对《家礼》作了相关论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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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为用，缘情以至理，因内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节，凡圣之所异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报夫、父以正服也；理者，义也，此臣妾所以存大节而申君主以义服也。故夫正、义之作，殊情而共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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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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