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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并时亡，世道当一变。扫地而更新，三王功可见。鼓琴歌有虞，钓者知其善。区区山泽间，道足开南面。天步未回旋，九州待龙战。空有济世心，生不逢尧禅。何必会风云，弟子皆英彦。俗史不知人，寥落儒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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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注引“文中之书”（按，即引《中说》论《元经》语）云：“五国并时而亡，盖伤先王之道尽坠，故君子大其言，极其败，于是乎扫地求更新也。”(127)看来，一代儒宗，同时作为考据与史学泰斗的顾炎武，对王通其人其书深信不疑，并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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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元经》十卷，前九卷题为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后一卷旧题薛收撰，《四库提要》以为薛收续。然观第九卷开皇九年传文引文中子语后，有“薛收曰何谓也，曰天人相与之际，其可畏也。故君子备之”。又于卷末题“续《元经》后二十八年终”。阮逸注云：“如《春秋左传》至孔子卒。”则此书至此已收束。或薛收欲续而末续也。观末卷体例与前大不同，且薛收卒于唐武德七年，越二年高祖卒，诚如詹氏所指，何能与闻高祖庙号。且卷末记开皇元年文中子生，大误。知非薛收所撰，乃后人以狗尾续貂耳。然全书绝非逸所伪撰。逸本天圣间进士，又“才辩莫敌”，岂不能按《春秋》固有体例、笔法，伪撰一部毫无特色的《元经》，而故出上举新创之法，贻人疑窦？又薛《传》原本末完，《经》文亦多残阙，增窜之余地尚大，逸何不为之？即使其果欲伪撰此书，余非恐其才不逮，恐其不谙通、收著史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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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于《元经》条下引皮锡瑞《师伏堂笔记》对晁公武、陈振孙“阮逸伪作”说，所提出的质疑：“乃考《宋史》，有可疑者。太祖建隆三年诏令集议‘三礼’，吏部尚书张昭奏议中有云：‘臣等窃以刘向之论《洪范》，王通之作《元经》，非必挺圣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于教，亦为斐然。’据此奏议，则王通《元经》宋初已有其书。阮逸天圣五年进士，距建隆三年凡六十七年，当时逸尚未生，而奏议引之，则其书必出宋前。”(128)“阮逸伪作”说至此已经不攻自破，无庸再辨，而嘉锡犹为之迴护，实不足为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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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可以下一个断论：王通《续六经》除《元经》今存外，其余至五代时已全部逸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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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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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又称《文中子》或《文中子中说》十卷。旧题隋王通撰，实为门人纂集王通言行记录而成。初编者为程元、仇璋、董常和薛收，薛、姚曾撰写卷首与序言。王凝说：“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129)再编者为王凝。王福畤《王氏家书杂録》记有杜淹与王凝关于《中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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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御史大夫杜淹谓仲父曰：“子，圣贤之弟也。有异闻乎？”仲父曰：“凝忝同气，昔亡兄讲道河汾，亦尝预于斯。然《六经》之外，无所闻也。”淹曰：“昔门人咸存记焉。盖薛收、姚义缀而名曰《中说》，兹书天下之昌言也，微而显，曲而当，旁贯大义，宏阐教源，门人请问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则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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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杜淹属下任监察御史的王凝，开始搜寻门人记录，“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余纸。大抵杂记。不著篇目，卷首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诠次”。由王凝编集成册。最后成书于王福畤。王福畤将王凝授予他的《中说》“编为十篇，勒成十卷”。并制《序》以记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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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中说》授余曰：“先兄之绪言也。”余再拜曰：“《中说》之为教也，务约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论语》之记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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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因而辨类分宗，编为十编，勒成十卷，其门人弟子姓字本末，则访诸纪牒，列于外传，以备宗本焉。且《六经》《中说》，于以观先君之事业，建义明道，垂则立训，知文中子之所为者，其天乎？年序浸远，朝廷事异，同志沦殂，帝阍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传子孙以为素业云尔。时贞观二十三年正月序。(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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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说》是王通平素为了“垂则立训”而言的“建义明道”之书。北宋阮逸阐述《中说》的意蕴说：“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甚至认为“文中子非荀、扬之比”，而赞同司空曙、柳开诸人将王通比拟孟子，称为“圣人”(131)。今观《中说》其书，其论道之不偏不依，在在深度和广度上，所达到的境界，确非诸子可比。说明王通是在固守周孔之道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易学变易之道与中庸思想，吸收融化吸收老庄的道论及其辨证方法，对儒家之道进行了更进步一步的深化与阐扬。王通所反对的是一切过与不及的思想行为，因之与法家的霸道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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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之《外传》今已不存。历代承认文中子实有其人其书的学者，也都认为其子福畤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甚而不惜造伪。元代吴师道说：“思福郊、福畤与其门人既傅会成书，当时耳目犹近，故藏于家而不敢出，意数世之后，殆不复有辨之者，故刘禹锡、李翱始举其名。”(132)说是“虚相夸饰”，是因为《中说》所言，别无佐证。以意度之或当如此。而如吴师道所言，则自福畤贞观二十三年编定《中说》起，至李翱生活的会昌年间近二百年，王氏必于六、七代间，父子兄弟世世以“此是伪书，幸勿外传”为诫，世间断无此等事理，实属厚诬古人。窃以为中唐以前，世之所重惟有经学，而王通之学乃儒学中之子学，子学的含义，依照刘勰所说：“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先秦诸子的著作内容极其宽泛，既有系统的学说体系，也有单一方面的技艺，以至于像伊尹以五味，师旷以五音，皆可以言治。子学的实质，正在于“入道见志”。先秦以迄后世，只要能“入道见志”的言论载籍，即可以子学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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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于儒门之内，六经之外，另辟蹊径，另立新说，“身与時舛，志共道申”，而与混杂虚诞诡辩之术的秦汉诸子不同，属于“恰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採正，极睇参差，亦学家之壮观也”(133)。实为“入道见志”之子学，非徒传经说传之经师，故门人谥为子而不称先生（一般经师方称先生）。还是欧阳修分析得近理：文中子“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134)其所谓“诸儒”当是指孔颖达、颜师古诸人。是正统的经学家。以经学为主流的盛唐时代，其书不显，是必然的。迨至中晚唐时代，疑经之风起。韩、李、刘、柳以至皮日休、陆龟蒙辈，皆以道统自任，学风为之一变，其学实即儒家之子学。于是，《中说》也自然受到重视，并没什么可讶怪的。明儒焦竑就对王通的“拟圣”给予全面肯定。《焦氏笔乘》卷二云：“文中子动以孔子为师，其见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拟太过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悦，则其举止言动不觉尽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诗祖李、杜，文祖迁、固，未有非之者，独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135)朱熹曾评其书曰：“《中说》一书，如子弟记它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书是後人假讬，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假使悬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则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识，非凡人矣。”今按，《中说》所记王通议论行迹，并非模拟圣人言动的伪作，除个别传抄讹误外，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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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中说》尚有附录六篇：《叙篇》（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杜淹撰）、《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关子明事》、《王氏家书杂录》。后四篇为王福畤撰述先人闻见及整理王通著述的过程，基本上也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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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北宋末时有阮逸注和龚鼎臣注两种刻本。今传世本皆系据阮本转抄、翻印。鼎本至南宋时犹存，后佚。此外尚有陈亮于南宋初年的类编本，正是参校阮、鼎两本而来，可惜此本亦佚。据陈亮云：“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则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与逸异。”(136)指出，阮龚互异之文，往往并无模仿《论语》之言。模拟之言，“此皆撰集《中说》者抄入之，将以张大其师，而不知反以为累”。(137)并认为房、魏、杜诸人“之于文中子，盖尝有师友之义矣”，问对之言为撰集者抄录之，而“皆曰门人弟子”。“夫文中子之道，岂待诸公而后重哉！可谓不知其师其父者也。”(138)《直斋书录解题》记有：“《中说注》十卷，正议大夫淄川龚鼎臣辅之撰，自甲之癸为十卷，而所谓前后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颇有删取。李格非跋云：龚自谓明道间得唐本于齐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余处。”(139)这二百余处异文，今已不可全知，仅据现存的资料看，鼎本明显地优于阮本。则后人只据阮本之文，便遽下论断，也就难免乎郢书燕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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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王通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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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的《太平十二策》及《续六经》除《元经》外皆已不传，但其思想在《中说》中仍有较全面的反映，举凡儒学与现实社会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无不有所论列，推阐孔孟、时出新义，而且自成体系。兹据以按如下六个方面予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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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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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看到南北朝以迄隋朝的经学，愈来愈背离儒学的精神实质，“专尚浮华”、“驰骋烦言”已成为一门遗世独立的学问，再也担当不起经世致用的职责。儒学式微，晋、梁两代甚至以崇尚道家的玄虚和佛教的斋戒而亡国，起而夺取天下和统治天下的又多是残虐的霸道，遂导致暴乱不已，国无宁日。隋朝虽曾倡导儒学，但不过表面文章而已，不肯吸取往代的经验教训，不肯重用贤良的儒士，因之也无法改变终至动乱乃至败亡的命运。于是退而直追孔孟，著书讲学，专意探讨恢复王道政治的途径。他自述说：“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尝不笃于斯，然亦未尝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则以志其道也。”“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140)王通用九年时间研习祖传六世家学，探求孔子的心迹，终于明了何谓“天人之事、帝王之道”。认为明王道，即是明周公、孔子之道，而他也将以此自任。“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141)他对周孔之道“历千载而不用”，感到悲哀，但对未来却充满希望，说是“焉知后之不能用也”(142)。于是效仿孔子的职志，勤于著述，用续作《六经》的方式阐明王道。他说：“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他所续作的《六经》从“帝王之制”、“兴衰之由”、“邪正之迹”等三个方面，考察了历代时政的得失，并做出褒贬的评价，以示赏罚惩诫。“《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失则无所取衷矣。”(143)这正是王通续作《六经》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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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道与王道，贯穿于王通的整个思想和著作当中，《续六经》虽然大都亡佚，但其思想，还可见之于辑录其言论的语录体著作《中说》之中。其书名之曰《中说》。中，实际既是道，“中说”即是论中论道之说。此可证之以《中庸》，《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即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44)这后一句自然是互文，即谓中和乃天下之大本同时也是天下之达道。故曰论中所以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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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以说“中”是道的最主要的本质特征，既然“道”贯穿于天地间的任何事物及事务之中，不可须臾而离，那么，人们要认识和把握事物、处理事务，只要把握这个“中”就可以了。所以王通说：“游仲尼之门，未有不治中者也。”(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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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认识到儒家倡导的五伦之理，不仅有其现实价值，而且是深契于天道，有其哲理上的依据的。据《中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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