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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载有王通论隐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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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仲长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会逢其适也，焉知其可？”子曰：“达人哉，隐居放言也！”子光退谓董、薛曰：“子之师，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与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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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收问隐。子曰：“至人天隐，其次地隐，其次名隐。”(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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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通自认并非隐士，“子游河间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经》，目若营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隐者也。’收曰：‘盍从之乎？’子曰：‘吾与彼不相从久矣。’（又问：）‘至人相从乎？’子曰：‘否也’”。(209)由此看来，王通的退隐与道家的隐居还是有着严格乃至本质区别的。其实，王通历来不反对门人为了历练才能而尝试从仕的，他的弟子之中还有很多是在职的官员，如陈叔达和李靖等。王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感叹：“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210)还对薛收说：“道废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后礼乐可称也，斯已矣。”(211)诸生投入唐军，掀起的那场历史上著名的风云际会，难道不是河汾学派的功绩，不是其领袖人物王通有以启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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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王通的著作大部分都已在唐末那场混战中佚失散乱。身后又受到不公平待遇，《隋书》本传被无端删除；门生故旧固多名标青史，但著作也大多散佚不全，复乏佐证。遂启后世无限之疑，甚至疑及其人之存在。上个世纪以来，经过学者们不懈努力，穷源竟委，索隐钩沉，那一段学术历史才逐渐明晰起来。与之相关的河汾学统与道统，也应予以承认并予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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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汾学派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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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隋之世，国家初亦重儒，及至隋文帝晚年，忽下诏令废止天下官学，京师只留国子一所。这样就把更多的求学之士，推向私学。使本来就已兴盛的私家讲讲经、士子游学之风，此时达于极点。炀帝登基，恢复官学，颁行科举，但也在不久之后，名存实亡。加之世局动乱，朝政昏暴，正直的儒臣，在朝中几无立锥之地。遂使士子绝望于政治，更退而求学问道，以探寻治乱之由与济世苏民的道路和道理，以渡时艰以待时用。王通在河汾讲学，以大中立教，以重续道统自任。恰恰适应了社会的这一客观需要，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济世安邦的有为学子。所以说王通的河汾之学，不同于一般经师在乡邦设立的私学，经师们所教授的学问，即使如刘焯、刘炫那样的高才通儒，亦越不出经学的范围。而围绕在王通门下的群儒，大都已经谙习经传，有较为深厚的学养，是特为问道解惑而来。而王通讲授《续六经》，与孔子当年因材施教，专门讲授“性与天道”的《易传》相仿，而更类似于方今的高层研究生院性质。正因为这些内外因素，使得河汾之学，其层次之高，规模之壮观，达到令人难于置信的地步。王绩在其《游北山赋并序》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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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牛溪里，峰峦四峙。信兹山之宜域，昔吾兄之所止。许由避地，张超成市。察俗删诗，依经正史。康成负笈而相继，安国抠衣而未已。组带青衿，锵锵儗儗。阶庭礼乐，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洙泗。（自注：吾兄通，字仲淹。生于隋末，守道不仕。大业中隐居此溪，续孔氏《六经》近百余卷。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也。）忽焉四散，于今二纪。地犹如昨，人今已矣。念昔日之良游，忆当时之君子，佩兰荫竹，诛茅席芷，树即环林，门成阙里。姚仲由之正色，薛庄周之言理。（自注：此溪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称俊颖。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薛实妙玄理耳。）触石横肱，逢流洗耳，取乐经籍，忘怀忧喜。时挟策而驱羊，或投竿而钓鲤。何图一旦，邈成千纪。木坏山颓，舟移谷徙。北冈之上，东岩之前，讲堂犹在，碑书宛然。想闻道于中室，忆横经于下筵。坛场草树，院宇风烟。昔文中之僻处，谅遭时之丧乱。局逸步而须时，蓄奇声而待旦。旅人小吉，明夷大难。建功则鸣凤不闻，修书则获麟为断。惜矣吾兄，遭时不平。殁身之后，天下文明。坐门人于廊庙，瘗夫子于佳城。死而可作，何时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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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瞻虚馆，载步前楹，眷眷长想悠悠我情。俎豆衣冠之旧地，金石丝竹之余声，殁而不朽，我何所营？（吾兄仲淹以大业十三年卒于乡，余时年三十三，门人谥为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门人多至公辅，而文中之道未行于时。吾因游此溪，周览故迹，盖伤高贤之不遇耳。）临故墟而掩抑，指归途而叹惜。(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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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更点明此地在吕梁山南麓，“斜连姑射之西，正是汾河之北”。并将王通讲学处的中室、讲堂、坛场、院宇第学习和游憩的设施、环境，以及横经问道，弦歌经籍的情景，都作了描述。更重要的是将讲学的规模及重要成员的特点作了交待。“门人常以百数”，表明门人来去较为频繁，百人只是个常数。而总数，据杜淹撰《文中子世家》云：“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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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淹撰《文中子世家》，对王通在河汾立教的原委、成员及其受教的情况则有更为详细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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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忧深思远，乃有陶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有敝庐在，茅檐土阶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征，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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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有云；“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于礼乐。元首明哲，股肱为良，何庆如之也！”(214)亦明确指明房、李、魏三人为王门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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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弟王凝在《中说·关朗篇》后附言中，叙述门人具体受教的情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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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凝常闻：不专经者，不敢以受也。经别有说，故著之。(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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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只是说各位门人所受的“专经”即主要的专业或专科，其余《六经》，亦往往与闻或兼习。如据以与《中说》诸生问对对照，则所习之内容往往超出上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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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汾学派的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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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王凝所云在王门受业的一十八人，应该就是河汾学派的的主要成员。其中，董常应该是最早从师于文中子的弟子。名又作董恒字履常，河南人。大概也属于早慧的“神童”。备闻《六经》之义。“繁师玄闻常贤，问贾琼以齿，琼曰：‘始冠矣。’师玄曰：‘吁，其幼达也。’”(216)尝言其志曰：“‘愿圣人之道行于时，常也无事于出处’。文中子曰：‘大哉，吾与常也。’”谓“董常可与出处，介如也”。又谓“董常几于道，可使燮理”。几于道，是说言动语默皆与道相契合；可以承担燮理阴阳的宰相重任。及常卒，文中子哭于寝门之外，拜而受吊，并亲赴洛唁其家。“董常死，子哭之，终日不绝。门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殁，吾亦将逝矣。明王虽兴，无以定礼乐矣。”(217)“先是，常见文中子，叹曰：‘善乎！颜子之心也，三月不违仁矣。’文中子闻之曰：‘仁亦不远，姑虑而行之尔，无茍羡焉，惟精惟一，诞先登于岸。’常出曰：‘虑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无咎，焉能不违？’比学成，文中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静不证理而足用焉，思则或妙。’或问曰：‘董常何人也？’文中子曰：‘其动也权，其静也至。其颜氏之流乎！’常尝问：‘古者明而不视，聪而不闻，有是夫？’文中子曰：‘又有圆而不同，方而不碍，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浊而不秽，清而不皎，刚而和，柔而毅，可乎？’文中子曰：‘出而不声，隠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吾与尔有矣。’窦威尝问曰：‘大哉，《易》之尽性也。门人孰至焉？’文中子曰：‘董常近之。’盖常行几颜氏，而尤深于《易》。”礼乐关乎王道的真实体现；“权”是中的至高境界；《易》乃道之精粹所在，在王门之中罕有人能企及，而王通独以之许董常。“隋季，文中子之教行于河汾，门人自远而至，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千余人，而常为之冠。阮逸注称‘亚圣’云。”(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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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阴人。少王通近十岁。道衡子，出继从父孺。年十二能属文，郡举秀才，不应。闻高祖军兴，乃潜应义举。由好友房玄龄荐之秦王。“召见，问方略，对合旨，授府主簿。判陜东大行台金部郎中。时军事繁综，收为书檄露布，或马上占辞，该敏如素构，初不窜定。窦建德来援，诸将争言敛军以观形势，收独曰：‘不然。世充据东都，府库盈衍，其兵皆江淮选卒，正苦乏食尔。是以求战，不得为我所持。今建德身总众以来，必飞毂转粮，更相资哺。两贼连固，则伊洛间胜负未可岁月定也。不若勒诸将，严兵缔垒，浚其沟防，戒毋出兵。大王亲督精鋭，据成皋，厉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当吾堂堂之锋，一战必举。不旬日，二贼可缚至麾下矣。’王曰‘善’。遂擒建德，降世充。王入观隋宫室，收进曰：‘峻宇雕墙，殷以亡；土阶茅茨，尧以昌。始皇兴阿房而秦祸速，文帝罢露台而汉祚永。’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记室参军。从平刘黑闼，封汾阴县男。尝上书谏止畋猎，王答曰：‘览所陈，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令赐黄金四十挺。武德七年，王遣使临问疾，相望于道，命舆至府，亲举袂抚之。论叙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恸。与其从兄子元敬书曰：‘吾与伯褒共军旅间，未尝不驱驰经略，款曲襟抱。岂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贫，而子幼，善抚安之，以慰吾怀。’（薛收曾为秦王府文学馆“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219)）后图《学士像》，叹其早死，不得与。既即位，语房玄龄曰：‘收若在，当以中书令处之。’永徽中，陪葬昭陵。”(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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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按：薛收之与王通的关系，后世历有致疑之辞，率皆扪籲摸象之主观臆说，不足深辨。薛王两家本是同乡世交，薛收自称其父为王通“父党”，可见两人的父辈交情非浅。《中说》载：越公初见子，遇内史薛公曰：“公见王通乎？”薛公曰：“乡人也。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岂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孙焉。虽然，久于其道，锺美于是也，是人必能叙彝伦矣。”(221)是道衡深知王氏家学渊源，并久闻王通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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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道衡见文中子于长安，退谓收曰：“河图、洛书，尽在是矣。汝往事之，无失也。于是备闻《六经》之义。”经常与师友讨论经义，攻《元经》并为之作《传》，今传世。在王门之中，薛收以文学著名，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吾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竒，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常语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222)收亦与王绩友善，其思想能够融贯儒道，如王通“季弟名静，收字之曰保名。文中子闻之曰：‘薛生善字矣。静能保名，有称有诫。薛生于是乎可与友也’”。文中子尝谓“收也旷而肃”。思想旷达而风神整肃，也是儒道人格的完美结合。然其基本人格仍属儒家思想，如谓“薛收可与事君，仁而不佞”(223)。向王通请益探讨更多的乃是经世济民之道，观其在危机存亡之际，能够一言而定大计，确也有过人的胆识。孔子所谓“一言以兴邦”者，亦仅见之斯人。生前此例尚多，无怪太宗谓其“明珠兼乘，未若一言”。而婉惜不及以中书令待之。《山西通志》谓：“论者谓收学识列董常之亚，而轶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上云。”(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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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门中，堪“称俊颖”者，有十余人，追随文中子的时间较早而关系较密切者，尚有程元与仇璋。程元，绛州人。与薛收友善，文中子到绛州时，通过薛收引见而来，因服膺《续六经》之义，而投入王门。后王通许其德才“可以佐王”。仇璋是王通去韩城时，龙门关的守吏，通过程元和贾琼的介绍，遂决计弃官从学。董、薛、程、仇四位，投入王门的时间较早，因而在王通著述和讲授《续六经》时，得以参与讨论，教学相长，遂使大义“益明”。《中说》亦是在四生笔记的基础上，汇集而成。王凝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225)惜乎年皆不永，惟薛收尚及建功立业。此外较早而著名的学生中还有贾琼和姚义，皆有高行异才，亦惜并皆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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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与王绩文中，所言及的河汾门人，除薛收之外，在隋唐之际，为大唐开国，立有不朽功业，位列公卿的名臣，尚有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征、杜淹、王珪、陈叔达、温彦博等历史著名人物。后世往往因此致疑，其实皆有迹可寻，实无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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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王珪是王通族叔，因遇祸而“亡命於南山”，在“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善”。(226)其隐居地太原祁县之南山即太行、吕梁山脉，于龙门河汾则称为“北山”。投奔王通门下从学时，也应包括于隐居期间。房、杜之来王门，正是通过王珪无疑。又，房玄龄与薛收亦为世交。《隋书·房彦谦传》载玄龄父与薛收父道衡交情甚笃，道衡“重彦谦为人，辞翰往来，交与道路”(227)。玄龄十八岁举进士，隋季“补隰城尉”，隰城距河汾不过二百余里；是时如晦亦以官卑弃职，且二人素负当世志，相约于河汾访友论学、投师问道是完全可能的。史载如晦叔父杜淹亦尝隐遁，当于此时从学王通。后事王世充，及洛阳平，论罪当死，赖如晦弟苦请方免。由房玄龄荐于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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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为名将韩擒虎之甥，早识兵略，为擒虎与杨素赏识。隋末任马邑郡丞。龙门为其之任赴阙必经之地，当于此时问道于王通。王通曾评价李靖曰“靖也惠而断”（阮逸注曰：惠物勇断）(228)，观其于唐初，讨平南北，每战必以仁义束众，宽贷战败敌属与民众，颇具儒将风范。与隋季名将多横暴滥杀者迥异；此与受教于河汾，有绝大关系。王绩所谓：“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礼乐。”(229)正是指此诸贤。“吾家魏学士”，当是魏征在王门时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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