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5720
1702045721
学究天人,标举王道
1702045722
1702045723
《中说》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反映王通思想特点的主要资料。弟子们在编述其书时首列“王道”与“天地”。可见标举王道,学究天人,是王通河汾之学主要特点。
1702045724
1702045725
王通倡明天道,目的在于寻找人道亦即人间正道的根源。他认为,天是自然之天,但又不仅是自然无为之天,天行的规律,法则,又恰恰是人为的规律与法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天人备矣”。这与原始儒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地道、人道不仅禀之于天,而且受天之统领:“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元气当然是天地间的正气,而天即是这一天地人间正气的最高统领。天之所以能够“天行有常”,正是其元气充盈的缘故。而人道能否正常运行,也应视人间正气是否充沛。“天不为人怨恣而辍其寒暑,君子不为人之丑恶而辍其正直”。人间世务的道理,皆可“稽之于天,合之于人,谓其有定于此而应于彼”。所以人生天地之间,就必须遵行天地之间的规律和法则:“天地之间,吾得逃乎?”故进而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故君子备之。”所以要“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极,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250)君子必须谙习和遵循天道的目的,是为“为民立极”,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服务的。“稽之于天,合之于人”,所谓学究天人,是王通亦即河汾学统的基石和首要特色。
1702045726
1702045727
天人之际,人道应该效法天道,而人道之中,王道又是起主导作用的首要价值。所以王通首先标举王道。
1702045728
1702045729
天人之际,最理想的状态是天人合德,而天人合德最重要表现是王道。而王道能否推行,是道与势的统一,是德行与权位的结合。亦即所谓的圣人得位,圣人得居上位,才能推行仁政于天下,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历史的经验如:“唐、虞之际,斯为盛。大禹、皋陶,所以顺天休命也。”“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而当前的现实是:“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天下无赏罚,即是“仁义不施”结果,同时也是道势、德位分裂的结果。所以王通感慨地说:“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251)
1702045730
1702045731
当王通认识到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不肯重用自己,“王道”理想终难实行时,曾感慨地说:“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王道”亦即王通所推崇的周孔之道。王通认为“周孔之道,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天地生我不能鞠我,父母鞠我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之道也。”(252)
1702045732
1702045733
王通在“河汾设教”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这里培养一批究明天人之学,推崇“王道”的济世之才。他曾说:“不有言者谁明道乎?”(253)这种“道须人明,不言何明”的自我担当和淑世育人精神,也颇可说明他的哲学倾向与教育观。
1702045734
1702045735
经世济民,学以致用
1702045736
1702045737
“河汾设教”为的是培养儒家济世之才。王通在教学上把学和用结合起来鼓励弟子积极参与政治,以经世济民。汉语“经济”一词,最早就出现在《中说》一书中。内史薛道衡尝对越公杨素介绍王通曰:“乡人也。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又通子王福畤撰《录关子明事》有:“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254)经济即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意思。薛道衡认为王通家族世系皆有经邦济世之道。而王氏评价关朗是经国济民的大器。关朗易学亦是王氏家学或河汾学派的来源之一,皆以经世济民著称。王通论古代召令曰:“诏其见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应,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达,则天明命,其孰能诏天下乎?”(255)王通主张学以致用,如说:“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蒨,则有丰年。”(256)弟子贾琼将要辅佐楚公,临别问以“事人之道”。文中子曰:“远而无介,就而无谄,泛乎利而讽之,无斗其捷。”贾琼听后表示要“终身诵之”王通勉励他应该:“终身行之”(257)。他认为出仕的目的就是要经世济民,亦即“养民”,他说“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难矣乎!”(258)。同时对时下政风痛下一针砭。
1702045738
1702045739
陈叔达为绛郡守,下捕贼之令。曰:“无急也,请自新者原之,以观其后。”子闻之曰:“陈守可与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穷?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且观其后,不亦善乎?”王通不仅多次抨击当时朝政的衰败,同时也不断表彰门弟子“宁天下”、“厚苍生”(259),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思想与行为。
1702045740
1702045741
融铸百家,一以贯之
1702045742
1702045743
王通主张为学,融铸百家,以道为本,一以贯之,疏通知远。
1702045744
1702045745
刘炫问《易》。子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子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1702045746
1702045747
刘炫见子,谈《六经》。唱其端,终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异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贯之可矣。尔以尼父为多学而识之耶?”炫退,子谓门人曰:“荣华其言,小成其道,难矣哉!”
1702045748
1702045749
或问宇文俭。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远,其《书》之所深乎?铜川府君重之,岂徒然哉?”(260)
1702045750
1702045751
作一个学问家,不一定能成为思想家,原因就在于虽有博通经史、谙习百家的渊博知识,但是不能“一以贯之”,“一”当然指得是“道”,没有道的贯穿,则经史知识只是一堆散乱的珠玉,没有统绪,无以取舍。顶多只不过供作丰赡的谈资,“小成其道”而已,不可能有高深的精神境界。王氏评价宇文俭为“君子儒”,“君子儒”即是“默而识之,存乎德行”的有道之儒,而非记诵之儒。所以能够“疏通知远”,对经书大义有更深层的领悟。有本有原,疏通知远,这是河汾之学与传统经学的根本区别。
1702045752
1702045753
正因为王通有很高的精神境界、道术修养,所以能对诸子百家,甚至释、道两教毫无畛域之见,未尝自我设限,局于一隅。如谓:“吾于天下,无去也,无就也,惟道之从。”(261)于天下事理、九流众说,心中不存一定成见,要在于善予取舍,贯通融会,一以贯之,灵活运用。如赞扬司马谈曰:
1702045754
1702045755
子谓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子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1702045756
1702045757
子曰:“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262)
1702045758
1702045759
不仅九流之学,即使对待现实中的法令和德教,也应根据实际加以变通,不能执著不变。否则,再好的法律也会成为“弊法”,再好的政教也难达到教化的效果。因而希望能有懂得变通的“圆机之士”和掌握大中之道的“皇极之主”,与之讲论九流之学和政教的各个领域。
1702045760
1702045761
因此王通对道家老庄思想皆有所吸取。如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263)“化之九变”说,不见于儒家经典,乃是出于道家之书。《庄子·天道》有云:
1702045762
1702045763
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大平,治之至也。
1702045764
1702045765
又曰:
1702045766
1702045767
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264)
1702045768
1702045769
《庄子》将明了大道之体,到施之于赏罚的治化之用,共分为九个层次,统名之为“大道”。认为至“九变”方可言及赏罚。如果只任赏罚,是只“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其思想是深刻的,同时也是对法家任法思想的批评。庄子其说,已经为王通完全肯定吸收。但对道家整体思想还是有所保留有所批评的。如王通赞扬仲长子光等道家隐者的高行妙论,同时又不赞成其“和光同尘”或“遗世独立”的精神和作为。指出正确的做法是:“同不害正,异不伤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265)此处之“全”,非仅“全”身,亦所以“全”道也。可见对道家思想是有所批判地加以吸取的。
[
上一页 ]
[ :1.7020457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