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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究天人，标举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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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反映王通思想特点的主要资料。弟子们在编述其书时首列“王道”与“天地”。可见标举王道，学究天人，是王通河汾之学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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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倡明天道，目的在于寻找人道亦即人间正道的根源。他认为，天是自然之天，但又不仅是自然无为之天，天行的规律，法则，又恰恰是人为的规律与法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天人备矣”。这与原始儒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地道、人道不仅禀之于天，而且受天之统领：“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元气当然是天地间的正气，而天即是这一天地人间正气的最高统领。天之所以能够“天行有常”，正是其元气充盈的缘故。而人道能否正常运行，也应视人间正气是否充沛。“天不为人怨恣而辍其寒暑，君子不为人之丑恶而辍其正直”。人间世务的道理，皆可“稽之于天，合之于人，谓其有定于此而应于彼”。所以人生天地之间，就必须遵行天地之间的规律和法则：“天地之间，吾得逃乎？”故进而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故君子备之。”所以要“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极，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250)君子必须谙习和遵循天道的目的，是为“为民立极”，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服务的。“稽之于天，合之于人”，所谓学究天人，是王通亦即河汾学统的基石和首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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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际，人道应该效法天道，而人道之中，王道又是起主导作用的首要价值。所以王通首先标举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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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际，最理想的状态是天人合德，而天人合德最重要表现是王道。而王道能否推行，是道与势的统一，是德行与权位的结合。亦即所谓的圣人得位，圣人得居上位，才能推行仁政于天下，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历史的经验如：“唐、虞之际，斯为盛。大禹、皋陶，所以顺天休命也。”“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而当前的现实是：“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天下无赏罚，即是“仁义不施”结果，同时也是道势、德位分裂的结果。所以王通感慨地说：“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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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通认识到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不肯重用自己，“王道”理想终难实行时，曾感慨地说：“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王道”亦即王通所推崇的周孔之道。王通认为“周孔之道，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天地生我不能鞠我，父母鞠我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之道也。”(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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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在“河汾设教”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这里培养一批究明天人之学，推崇“王道”的济世之才。他曾说：“不有言者谁明道乎？”(253)这种“道须人明，不言何明”的自我担当和淑世育人精神，也颇可说明他的哲学倾向与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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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济民，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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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汾设教”为的是培养儒家济世之才。王通在教学上把学和用结合起来鼓励弟子积极参与政治，以经世济民。汉语“经济”一词，最早就出现在《中说》一书中。内史薛道衡尝对越公杨素介绍王通曰：“乡人也。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又通子王福畤撰《录关子明事》有：“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254)经济即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意思。薛道衡认为王通家族世系皆有经邦济世之道。而王氏评价关朗是经国济民的大器。关朗易学亦是王氏家学或河汾学派的来源之一，皆以经世济民著称。王通论古代召令曰：“诏其见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应，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达，则天明命，其孰能诏天下乎？”(255)王通主张学以致用，如说：“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蒨，则有丰年。”(256)弟子贾琼将要辅佐楚公，临别问以“事人之道”。文中子曰：“远而无介，就而无谄，泛乎利而讽之，无斗其捷。”贾琼听后表示要“终身诵之”王通勉励他应该：“终身行之”(257)。他认为出仕的目的就是要经世济民，亦即“养民”，他说“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难矣乎！”(258)。同时对时下政风痛下一针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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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达为绛郡守，下捕贼之令。曰：“无急也，请自新者原之，以观其后。”子闻之曰：“陈守可与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穷？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且观其后，不亦善乎？”王通不仅多次抨击当时朝政的衰败，同时也不断表彰门弟子“宁天下”、“厚苍生”(259)，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思想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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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铸百家，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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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主张为学，融铸百家，以道为本，一以贯之，疏通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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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问《易》。子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子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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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见子，谈《六经》。唱其端，终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异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贯之可矣。尔以尼父为多学而识之耶？”炫退，子谓门人曰：“荣华其言，小成其道，难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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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宇文俭。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远，其《书》之所深乎？铜川府君重之，岂徒然哉？”(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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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个学问家，不一定能成为思想家，原因就在于虽有博通经史、谙习百家的渊博知识，但是不能“一以贯之”，“一”当然指得是“道”，没有道的贯穿，则经史知识只是一堆散乱的珠玉，没有统绪，无以取舍。顶多只不过供作丰赡的谈资，“小成其道”而已，不可能有高深的精神境界。王氏评价宇文俭为“君子儒”，“君子儒”即是“默而识之，存乎德行”的有道之儒，而非记诵之儒。所以能够“疏通知远”，对经书大义有更深层的领悟。有本有原，疏通知远，这是河汾之学与传统经学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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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王通有很高的精神境界、道术修养，所以能对诸子百家，甚至释、道两教毫无畛域之见，未尝自我设限，局于一隅。如谓：“吾于天下，无去也，无就也，惟道之从。”(261)于天下事理、九流众说，心中不存一定成见，要在于善予取舍，贯通融会，一以贯之，灵活运用。如赞扬司马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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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长者之言哉？子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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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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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九流之学，即使对待现实中的法令和德教，也应根据实际加以变通，不能执著不变。否则，再好的法律也会成为“弊法”，再好的政教也难达到教化的效果。因而希望能有懂得变通的“圆机之士”和掌握大中之道的“皇极之主”，与之讲论九流之学和政教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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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王通对道家老庄思想皆有所吸取。如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263)“化之九变”说，不见于儒家经典，乃是出于道家之书。《庄子·天道》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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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大平，治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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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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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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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将明了大道之体，到施之于赏罚的治化之用，共分为九个层次，统名之为“大道”。认为至“九变”方可言及赏罚。如果只任赏罚，是只“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其思想是深刻的，同时也是对法家任法思想的批评。庄子其说，已经为王通完全肯定吸收。但对道家整体思想还是有所保留有所批评的。如王通赞扬仲长子光等道家隐者的高行妙论，同时又不赞成其“和光同尘”或“遗世独立”的精神和作为。指出正确的做法是：“同不害正，异不伤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265)此处之“全”，非仅“全”身，亦所以“全”道也。可见对道家思想是有所批判地加以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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