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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徂徕石先生文集上孙少傅书》卷十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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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朱子语类》卷第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4，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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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王阳明全集·语录一》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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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王阳明全集·语录二》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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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文中子集解·述史篇》，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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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文中子集解·天地篇》，第12页；《事君篇》，第18页；《问易篇》，第34页；《立命篇》，第34页；《事君篇》，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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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文中子集解·魏相篇》，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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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文中子集解·王道篇》，第3页；《周公篇》，第32页，广益书局，193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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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文中子集解·问易篇》，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31页，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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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文中子集解·立命篇》，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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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文中子集解·事君篇》，广益书局，1936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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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明）王文禄：《竹下寤言》卷一，《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新1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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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章 初唐儒学与反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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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唐初（唐高祖、太宗两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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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公元566—635年），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出身于汉名将李广，西凉王李暠，西魏、北周以来的官宦贵族世家。祖父李虎系北周开国功臣，八柱国大将军之一，卒后追封唐国公；父李昺为北安州（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李渊七岁时袭爵唐国公。李渊又为隋文帝独孤皇后外甥，备受恩宠，先后任州刺史、郡太守、中央卫尉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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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7年）任军事重镇太原留守。时属炀帝奢侈、腐化、大兴土木，对内实行暴政，对外不断发动战争，使得国困民穷，士庶离心，终于引发全国范围大规模农民起义。李渊父子趁机起兵反隋。大业十三年（617）末攻入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次年（618年）杨侑逊位，李渊即皇帝位，国号为唐，建元武德。进而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比汉王朝还要强盛的大唐帝国。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后，他禅位太子李世民，自为太上皇。贞观九年（635）病逝，终年71岁。卒后议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又称武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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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渊的谋略与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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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高祖为人，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载，渊为人“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1)。是位一向颇得人望的人物。王通的弟子温大雅及两弟早在李渊幕府，随侍左右，参议所有的政治活动与谋划，以致李渊取得政权后曰：“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2)其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记李渊的为人及其政治军事行动则更为翔实可信。《起居注》曰：“帝性简质，大度豁如，前代自矜远嫌之事，皆以恕实行之，不为欺绐，自然反经合义，妙尽机权，类皆如此。”(3)而且“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远近承风，咸思托附。”(4)不仅天资仁厚，动合经权，而且胸怀远略，足智多谋。史臣于两《唐书》李渊起兵太原及攻取关中平定天下事迹与谋略，多所删略，以突出太宗世民的功绩，以致高祖李渊的功业多被隐没，后世史籍亦皆从其说。卒赖《大唐创业起居注》之存，方使后世得窥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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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致功先生著《李渊建唐史略》，(5)始对李渊的历史活动作了较中肯的评价。阐明太原起兵之前，李渊虽得隋炀帝信任，而实受猜忌。因当时有“李氏当兴”谶谣，乃于朝中诛戮“诸李殆尽”(6)。又由于“高祖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7)。谶谣和声望都成为致命的危机，李渊的地位乃至性命皆已岌岌可危，于是为自全计，而有相机起事之念。曾多次分别与左右亲疏二三近臣密议谋划，而臣僚之间彼此并未公开，所以互相并不知情，一切由高祖李渊居中全盘掌控，待时而动。当群雄竞起亡隋之际，“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秦）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表面仍然忠于隋室，而时时处处假借各种名义为将来起事，做着充分的准备。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渊起事的蛛丝马迹还是被其下属马邑郡丞李靖察觉，于是靖乃潜赴长安“上变”（下属告发上司或主人谋反谓之“上变”）。因兵乱阻于途而未能成功。李渊入长安获李靖，将斩之，幸赖世民救护得免。其后李渊亦用之不疑。平定江陵萧铣时，靖为宗室李孝恭副帅，“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军之任，一以委靖”(8)。卒为唐室建立不世之丰功伟烈。时太宗世民少年英特，颇有乃父之风，亦早有反隋之意，倾心接纳儒士招揽英雄，暗中潜为准备。一旦向其父披露心迹，遂得以参预其事。加之随侍李渊身边，成为李渊依重的主谋之一。当时海内最主要的几支强敌也多仗李世民率军削平，其年虽未弱冠，已表现出一代领袖的素质与风范。所以后来高祖李渊曾对秦王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9)至如《资治通鉴》所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又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10)否定李渊制订战略、指纵全局，平定天下，奠基唐政的功业，则有武断失考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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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创业之始，由于战略部署得当，战局指纵得法，信用将帅除个别如齐王李元吉等一二人外，尽皆称职。加之人心所向，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然其安天下之智谋亦甚可观，察其之待李密也，先推之以为盟主以安其心，使之牵制隋军及山东群雄；及密兵败来投，置之闲冗之位，“非扬之，又非抑之”，在于可退可进之间，以观其是否有诚意。及其无恒之心显露而后除之。所以史家多有评其善于玩弄阴谋权数者，而王夫之以为不然。其评高祖而有论“权”之语曰：“制天下有权，权者，轻重适如其分之准也，非诡重为轻、诡轻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适如其数；轻也，而予之以轻，适如其数；持其平而不忧其忒，权之所审，物莫能越也。”(11)所以高祖之对待降俘，或杀或留，权衡利弊，皆以天下之安为重，不可徒以仁义道德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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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在位期间，除偶尔“政刑纰缪”，听信谗言，误杀功臣刘文静之外，其余所为尚无失德秽政，仍不失其为一代雄才伟略大有作为的明君。虽然太宗世民在责斥裴寂时说：“武德之政，间或弛紊，职公为之。”(12)实际上也委婉地透露了太宗对其父为政之失的批评。而且太宗也曾明确肯定高祖开国立基的功业，史载：“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又“置酒于未央宫，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上寿曰：“‘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高祖大悦，极夜方罢。”(13)因此没有理由否定高祖李渊为大唐开国立基，在政治、经济、刑法、外交、礼乐、教育、乃至文化等制度及政策诸方面，所确定的改革方向及具体立法所立下的不朽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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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在攻取长安的过程中，高张王者之师，吊民伐罪的旗帜，所至“示宣行惠，知绥抚以德。使远者知有征无战。”为减少敌我双方将士的伤亡，对主张用武力强行攻城的将士说：“有征无战，是谓义师”(14)，杀人得城，如何可用。“王者之师，有征无战”的战争观，既符合救民水火，代天伐罪的儒家思想，又是兵家军事战略的最高境界。最早是由诸葛亮提出。诸葛亮在《为后帝伐魏诏》中说：“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15)在整个平定天下的过程中，李唐的将帅严格执行李渊的这一军事策略，皆能取得事半功倍，所至克捷的良好效果。在军旅之中，李渊能够身同士卒，櫛风沐雨，辛苦备尝，亲阅军务，宽以驭众。尝谓建成、世民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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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基创业，未有无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宫，长于贵戚，牧州典郡，少年所为，晏乐从容，欢娱事极。饥寒贱役，见而未经，险阻艰难，闻而不冒。在兹行阅，并欲备尝。如弗躬亲，恐违天旨。尔等从吾，勿欲懈怠。今欲不言而治，故无所尤，庶愚者悦我宽容。智者惭而改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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