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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一向颇为亲近儒士，登基以后更能委儒臣以重任，并虚心采纳其励精图治，振兴文教的建议。一方面搜集散佚的经籍群书，删定礼仪，兴复学校，制订律令；一方面注意总结前代历史经验，撰修历代史书。据《唐会要·经籍》载：“武德五年，秘书监令狐德棻奏：今乘丧乱之余，经籍亡逸，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数年间，群书毕备。至贞观二年，秘書监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祕府粲然毕备。”(20)同年又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乃正式颁布修史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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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自有魏南徙，乘机抚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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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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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在这篇《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文中，明确提出修史目的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重视并撰述历史，本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主张和表现，因而历代皆有史书的撰修，然自汉晋以后，几乎没有官方正式颁定的史书，多为私家撰著，缺乏考订，且没有如唐高祖那样符合儒家思想的修史观，故不为士人所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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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高祖始诏令重修晋代及宋、齐、梁、陈、隋及北魏各朝历史。其事虽绵历数载，不就而罢，最终由太宗成立专门史馆，方始完成。其事足以说明编定史书之难，以及唐初两帝对历史经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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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处理军机国政，亦能广开言路，勇于纳谏，集思广益，择善是从。进军霍邑时，谍报刘武周联合突厥袭击太原，乃下令回师。经次子世民分析班师将会造成敌军前后夹击，军心离散的危险形势。于是毅然收回成命。此类采纳群下建议，改图良策的事例甚多。曾下《令陈直言诏》，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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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多僻，人不聊生。怨讟如雠，尝无控告。黎民易子而食，郡县犹有余粮。遂使聚敛无厌，穷兵不已，忠良屏迹，邪伪当涂，庆妖怪为祯祥，称希旨为奉法。至於亡灭，上莫之知。静言其事，可为太息者也。朕恭膺宝历，救斯兆庶，思革前弊，念兹在兹。起军以来，於今期月，军书羽檄，日有百数，一言一事，皆亲览焉。未明求衣，中夜不寐，恐一物之失所，虑一理之有屈。但四方州镇，习俗未惩，表疏因循，尚多迂诞。申请盗贼，不肯至言，论民疾苦，每亏实录，妄引哲王，深相佞媚，假托符瑞，极笔阿谀，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於体用，固亦失於事情。千里伫於一言，万机凑於一日，表奏如是，稽疑处断。不知此者，谓我何哉？宜颁告远近，知朕至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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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地诫斥了当时犹承前朝表疏虚滥，曲意奉迎，因循迂诞的政风与文风。按此诏旨，亦可视为有唐一代倡导质实文风之始。为了让群臣有所效法，还专门下达《颁示孙伏伽谏书诏》。孙伏伽原本隋朝地方小官吏，武德初年，针对亡隋的教训，孙伏伽向唐高祖李渊进谏三事：其一曰：“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天下”。认为隋朝灭亡的原因是“不闻其过”，因此劝告皇帝虚怀纳谏，“开不讳之路”，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其二曰：“百戏散乐，本非正声”。隋炀帝贪图享乐，淫风四起，实为王朝灭亡的征象。劝告武皇不要沉迷于声色犬马，要用雅正之声，引导社会风气。其三引《书》云：“与治同道罔弗兴，与乱同事罔弗亡”。前朝灭亡的原因多由帝王近臣误导所致。因此，劝告皇帝慎选皇太子及诸王师傅僚佐，防止奸佞浸润误国。孙伏伽指陈利弊，无所隐忌，至诚慷慨，使唐高祖深受感动。于是下诏将谏疏一并颁示群臣，以使臣僚知所向风。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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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谅足深诫。永言于此，常深叹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宝命，虽不能性与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谐，以匡不逮。而群公卿士，罕进直言，将申虚受之怀，物所未谕。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非有不次之举，曷贻利行之益！伏伽既怀谅直，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仍颁示远近，知朕意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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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丰厚赏赐与不次拔擢。于时军国多事，赋敛繁重，伏伽屡奏请改革，高祖都给予采纳。在唐朝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唐高祖曾多次颁布大赦令。但是不久后，高祖又要处罚义军将领。孙伏伽进谏说：“王者无戏言”，“去食存信，闻诸旧典”。往昔攻取天下时，可以随机应变，现在四方已定，应该制定法律与天下人共同遵守。“法者，陛下自作之，还须守之。”惟有诚信执法，天下百姓才肯信服而敬畏。“自为无信”，怎么可能使民信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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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孙伏伽传论》于伏伽与高祖之君臣际遇评价说：“伏伽上疏于高祖”，“从疏贱以干至尊，怀切直以明正理，可谓至难矣。既而并见抽奖，咸蒙顾遇。自非下情忠到，效匪躬之节，上听聪明，致如流之美，孰能至于此乎？《书》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斯之谓矣”(24)。赞美了伏伽忠直切谏与高祖从谏如流，足以比美于魏征与太宗君臣的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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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治通鉴》载，“武德二年，上考第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因置酒高会，谓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谏，然唯李纲差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馀人犹踵敝风，俯眉而已，岂朕所望哉！朕视卿如爱子，卿当视朕如慈父。有怀必尽，勿自隐也。’因命舍君臣之敬，极欢而罢”。君臣关系如此宽松和谐，群臣自然会“有怀必尽”，极尽忠款于国事。与主骄臣谄的隋朝，真不啻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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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读通鉴论》尝论隋唐之际天下之形势及高祖之功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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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雄竞起亡隋，逐鹿中原），“环海无尺寸之宁土，于斯时也，白骨邱积于郊原，孤寡流离于林谷，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独夫而在群盗矣”。“关东无尺寸之土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义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而人得主以宁其妇子”。“故解杨广之虐政者，群盗也，而益之深热；救群盗之杀掠者，唐也，而予以宴安。惟唐俟之俟之，至于时至事起，而犹若不得已而应”，“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故能折笔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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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所谓“群盗”，也包括隋朝王世充之流的叛臣在内，然将农民义军称之为“群盗”，自是封建史家的偏见。起义军除瓦岗之外，大多并无政治远略，缺乏纪律约束，彼此之间又相互攻掠，为百姓造成危害，亦是事实。故曰除隋之虐政者，功在群雄，而平群雄之杀掠，卒安天下者，实为唐高祖。船山还认为唐之有天下，固然仰仗秦王勇略功高，然天下之定，亦赖高祖之慎重，“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相时而动。实为太宗所不及，建唐之功实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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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高祖本纪论赞》则对李渊作如下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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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在周、隋之际，世虽贵矣，然乌有所谓积功累仁之渐，而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特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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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两朝类似秦、汉二代。秦、隋皆为结束数百年分裂混乱之强国，因暴政而速亡，汉、唐分别继之，并为史家羡美之强盛帝国。《旧唐书》曾以汉高祖刘邦比拟唐高祖李渊之功业，当为公允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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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教并存，独尊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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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李渊善于总结历代兴亡经验，虽于戎马倥偬之际，亦能重视法制文教，并于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注重倡导儒学，《新唐书·选举志》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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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及太宗即位，益崇儒术。乃于门下别置弘文馆，又增置书、律学，进士加读经、史一部。十三年，东宫置崇文馆。自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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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二年，唐室初建，百废待兴之际，高祖却急于在国学建周公、孔子庙堂。诏令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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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必祀，义存方策；达人命世，流庆后昆。建国君人，弘风阐教，崇贤彰善，莫尚于兹。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创设礼经，大明典宪。启生人之耳目，穷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业隆八百；丰功茂德，冠于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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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若宣父，天资睿哲，经纶齐鲁之内，揖让洙泗之间，综理遗文，弘宣旧制。四科之教，历代不刊；三千之徒风流无斁。惟兹二圣，道济群生，尊礼不修，孰明崇尚？朕君临区宇，兴化崇礼；永言先达，情深绍纲。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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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其对周、孔的无尚景仰，和兴化崇礼的决心。急于诏令在国子学内建周孔二庙，其用意，即是要在百废待举之前，首先确定立国大政及制定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其此后执政的实践，以及太宗、高宗乃至玄宗，莫不是按照这一既定方针，修订、完善各项礼治法规，并依之治国理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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