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6502
唐在周、隋之际，世虽贵矣，然乌有所谓积功累仁之渐，而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特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26)
1702046503
1702046504
隋、唐两朝类似秦、汉二代。秦、隋皆为结束数百年分裂混乱之强国，因暴政而速亡，汉、唐分别继之，并为史家羡美之强盛帝国。《旧唐书》曾以汉高祖刘邦比拟唐高祖李渊之功业，当为公允之论。
1702046505
1702046506
二、三教并存，独尊儒学
1702046507
1702046508
据史书记载，李渊善于总结历代兴亡经验，虽于戎马倥偬之际，亦能重视法制文教，并于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注重倡导儒学，《新唐书·选举志》谓：
1702046509
1702046510
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及太宗即位，益崇儒术。乃于门下别置弘文馆，又增置书、律学，进士加读经、史一部。十三年，东宫置崇文馆。自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27)
1702046511
1702046512
武德二年，唐室初建，百废待兴之际，高祖却急于在国学建周公、孔子庙堂。诏令曰：
1702046513
1702046514
盛德必祀，义存方策；达人命世，流庆后昆。建国君人，弘风阐教，崇贤彰善，莫尚于兹。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创设礼经，大明典宪。启生人之耳目，穷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业隆八百；丰功茂德，冠于古今。
1702046515
1702046516
粤若宣父，天资睿哲，经纶齐鲁之内，揖让洙泗之间，综理遗文，弘宣旧制。四科之教，历代不刊；三千之徒风流无斁。惟兹二圣，道济群生，尊礼不修，孰明崇尚？朕君临区宇，兴化崇礼；永言先达，情深绍纲。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28)
1702046517
1702046518
表达了其对周、孔的无尚景仰，和兴化崇礼的决心。急于诏令在国子学内建周孔二庙，其用意，即是要在百废待举之前，首先确定立国大政及制定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其此后执政的实践，以及太宗、高宗乃至玄宗，莫不是按照这一既定方针，修订、完善各项礼治法规，并依之治国理民的。
1702046519
1702046520
武德七年二月又颁布《令诸州举送明经诏》，文曰：
1702046521
1702046522
六经茂典，百王仰则；四学崇教，千载垂范。是以西胶东序，春诵夏弦，说《礼》敦《诗》，本仁祖义，建邦立极，咸必由之。隋季以来，丧乱滋甚，眷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坠。非所以阐扬徽烈，敦尚风范，训民调俗，垂裕后昆。
1702046523
1702046524
宜下四方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送，具以名闻，有司试策，加阶叙用。其吏民子弟，有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状，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明设考课，各使励精，琢玉成器，庶其非远。
1702046525
1702046526
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礼，出忠入孝，自家刑国，揖让俯仰，登降折旋，皆有节文，咸资端肃。释奠之礼，致敬先师，鼓箧之义，以明逊志，比多阙略，更宜详备。仲春释奠，朕将亲览。(29)
1702046527
1702046528
同年又下《赐学官胄子诏》曰：
1702046529
1702046530
自古为政，莫不以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博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後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而三教虽异，善归一揆，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王公以下，宁得不惭。朕今亲自观览，仍征集四方胄子，冀日就月将，并得成业，礼让既行，风教渐改。使期门介士，比屋可封；横经庠序，皆遵雅俗。诸王公子弟，并皆率先，自相劝励。(30)
1702046531
1702046532
一方面阐明学习儒家经典及儒学的重要，一方面也指明“释、道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应予并举的必要；严厉批评了朝臣偏崇佛道的不良风气。开启有唐一代以儒学为主，三教并重的基本国策。为借鉴前朝兴亡史迹，下令儒臣《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首开唐初修史之风。为革除前朝苛政，废除严刑峻法的《隋律》，乃以宽简为宗旨，颁定新的“科律”，是为《武德律》；尊崇周孔之教，恢复京师国子、太学诸学，并于学内立周公孔子庙，亲临释奠。
1702046533
1702046534
台湾学者周春塘着《论唐初的崇儒思想》一文曰：“历来治唐史者，对唐代开国之初，兵革未息，便在三教之中，疏离释道，独崇儒术，颇觉意外。其理由不外：一、李唐自谓柱下之后，其推宗老氏，应属自然；国基初奠，并不尊老，反而尊孔。二、唐承南、北、隋朝之后，佛教鼎盛，李渊父子早年于佛教亦有濡染，而李世民且曾借僧院之力，平王世充之乱。(31)国基肇建，并不护法，反有灭法之迹象。三、太宗儒学的建立，其规模之大、耗资之巨，征引宿儒之众，前所未有，允非应景细事。”(32)汤用彤先生则曰：佛教“既有武德末年之摧折，复因贞观文治而受漠视”(33)。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曾上书请废佛，武德九年高祖曾下沙汰僧尼诏。据《旧唐书》与《广弘明集》所载：早在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即上疏请除去释教。“高祖付群官详议”(34)，并提出自己对佛教的疑问：“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间之中？益在何情之外？”(35)武德九年（626）三月高祖曾有“今欲散除形象，废毁僧尼”之议，只是因为“辄尔为之，恐骇凡听”(36)。至四月始詔令《废浮屠老子法》，诏曰：
1702046535
1702046536
“释迦阐教，清净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邻近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实贵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正本澄源，宜从沙汰。”(37)
1702046537
1702046538
认为僧侣和道士的行为违反释迦“清净为先，断除贪欲”和老氏“本实冲虚，养志无为”的宗旨。为了要使“玉石区分，熏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诏令大事删刈佛寺和道观，“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去”。但至六月又“复浮屠老子法”。说明在李渊心目中，并不崇信佛道，认为只不过是可以随着政治需要而随时予以置废的摆设。唐初有不少专为儒门而设的馆阁，如弘文、文学、崇文等，却没有老子和道家的名分。迟至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才出现了崇元馆，专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等书。可见高祖惩于前隋之政教紊乱，对当时尊崇佛道教的风气已高度不满。
1702046539
1702046540
贞观二年（628）太宗对道教的评语，尤堪玩味：
1702046541
1702046542
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38)
1702046543
1702046544
又诏旨“禁奏祥瑞”，诏曰：“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征不能致其恶。”(39)注重人事而反对道教虚罔不实的征祥符瑞之说。
1702046545
1702046546
太宗虽未灭佛法，却也沒有扶持佛教的意图。贞观初，曾敕遣御史杜正伦“檢校佛法，清肃非滥”。又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以及“私度不出者斬。其禁令之严，聞者咸畏”。贞观二十年（646）因萧瑀佞佛，而在《貶萧瑀手诏》中说：
1702046547
1702046548
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於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沙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馀息於熊蹯，引残魂於雀鷇，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往前朕谓张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应，请先入道。朕即许之，寻复不用。一回一惑，在於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於帷扆之所。乖栋梁之大体，岂具瞻之量乎？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宜即去兹朝阙，出牧小藩。(40)
1702046549
1702046550
明确地阐明对于“佛教，非意所遵”，只是尊重世俗与维护政权的某种需要而已。因为萧瑀為梁武帝之後，故举梁武、簡文之例，以责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违忤君主，扇习浮华”。同时也揭露了其既欲斋戒祈福，又眷恋名利的贪婪心理。实已不足为群伦表率，不宜在朝当政，故将其贬出京师。这篇措辞尖銳的诏书，实际上也是对佞佛风气发出的讨伐檄文。
1702046551
[
上一页 ]
[ :1.70204650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