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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诏旨“禁奏祥瑞”,诏曰:“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征不能致其恶。”(39)注重人事而反对道教虚罔不实的征祥符瑞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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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虽未灭佛法,却也沒有扶持佛教的意图。贞观初,曾敕遣御史杜正伦“檢校佛法,清肃非滥”。又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以及“私度不出者斬。其禁令之严,聞者咸畏”。贞观二十年(646)因萧瑀佞佛,而在《貶萧瑀手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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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於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沙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馀息於熊蹯,引残魂於雀鷇,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往前朕谓张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应,请先入道。朕即许之,寻复不用。一回一惑,在於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於帷扆之所。乖栋梁之大体,岂具瞻之量乎?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宜即去兹朝阙,出牧小藩。(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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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阐明对于“佛教,非意所遵”,只是尊重世俗与维护政权的某种需要而已。因为萧瑀為梁武帝之後,故举梁武、簡文之例,以责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违忤君主,扇习浮华”。同时也揭露了其既欲斋戒祈福,又眷恋名利的贪婪心理。实已不足为群伦表率,不宜在朝当政,故将其贬出京师。这篇措辞尖銳的诏书,实际上也是对佞佛风气发出的讨伐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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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的长孙皇后,亦知限制佛教为立国“大法”。一次病重,“太子欲请大赦,泛度道人,祓塞灾会。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为恶;使善无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国大事,佛、老异方教耳,皆上所不为,岂宜以吾乱天下法!’”(41)惟劝太宗纳忠容谏,勿受谗言,减省游畋和工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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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太宗毕竟是政治家,在信仰方面固然摈斥佛、道教,然而出于政治的需要以至于哀思的寄托,有时也还要借助于佛道两教。但皆于政治有关,而无涉于宗教信仰。如“贞观三年之设斋,忧五谷之不登也。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申孺慕之怀也。为战亡人设斋行道,于战场置伽蓝”;“为阵亡将士造福也。至若曾下诏度僧,想因祈雨而酬德也”。(42)汤用彤先生的分析与论述是非常深刻而准确的。史载,世民早岁患目疾,高祖因而于治所草堂寺为造佛像并制祈疾文刻于石。太宗则于从俗祈雨,“设斋行道”以抚慰人心之外,还与高僧玄奘有着密切交往。然细揣其意,并未因此而崇信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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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一年,太宗颁布《老子宜在佛先敕》:“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文告虽短,但已说明理由,限定范围(佛老之间;名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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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五年五月,太宗躬幸弘福寺,为母亲太穆皇后祈愿。为了安抚佛教,重新颁布了佛道政策。太宗说:“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43)这一次第的安排,并非一时冲动之言,而是基于对两教社会功用的认识而言之。为倡导孝道,“尊祖重亲”,故而道教在前;佛教在治理心灵,教化民风方面,优于道教,故曰:若论治化,则释门居上。由此也可证明,唐代的三教并行政策,实则是因为认识到三教在不同的领域,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功用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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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于贞观十八年归国后请立译场,太宗并未同意。后来诏敕有司抄《佛遗教经》并玄奘新译经论,颁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人手一卷,固然是出于对玄奘本人的敬重和奖掖。晚年更亲制《圣教序》,听讲“瑜伽”大意,说明晚年的太宗,深受玄奘的影响,对佛教有裨于教化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且玄奘之唯识宗,主要以玄妙的学理及因明逻辑,令人折服,并无天堂地狱之恐吓与利诱,可以无关乎信仰。汤用彤先生亦认为“其兴趣似首在学问。”之所以“对奘师特加优礼,实由于爱才。故曾两次请法师归俗,共谋朝政。此则劝人弃缁还素,与梁武帝之舍道归佛者,自迥不相侔也。”(44)至于佛书每有太宗奉佛的故事与言论,则应分析对待,不可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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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看法,皆云唐初对于儒释道,三教并重,而且唐初帝王即以附会老子之后,所以对待三教的态度,是以道教为上,佛教殿次。佛书载有高祖《先老后释诏》,其文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45)据《唐会要》所记,武德七年高祖“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46)。此诏当是斯时临机口宣,并未形成文字,故史书不载。揣摩文义,三教先后,初以产生时间先后为定,所定范围则在礼数之间,先来为主为先,后至为客为后,此理之固然,并不涉及彼此之重要性如何也。自唐高祖于太学内建周公、孔子庙宇,则太学益为文教圣地,帝王亦须进而礼拜。至是又引道士沙门进入国学之内,与儒学博士相互辩难,讨论三家短长,是旷古没有的创举,亦是含有深长意味的事情。自晋宋以来,三教历有辩论,辩之于朝廷者有之,辩之于讲堂者亦有之,惟辩之于太学者,仅见于此。辩之于朝堂,则帝王为主,三教皆客;在太学则儒学为主,两教为客;且帝王既以儒治为标榜,引释道入国学辩论,儒臣一无异议,斯亦等于帝王与儒学共同对佛道二教之正式承认。所谓对佛道的裁抑,只是为了限制其对社会思想及经济的干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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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亦奉行尊儒而抑佛政策,曾于显庆二年下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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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典冲虚,有无兼谢。正觉凝寂,彼我俱忘。岂自遵崇,然后为法。圣人之心,主于慈孝。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离俗,先自尊高。父母之亲,人伦以极,整容端坐,受其礼拜。自余尊属,莫不皆然。有伤教名,实斁彝典。自今已后,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即宜禁断。(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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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武后当权时期,佛教方得以昌盛。及玄宗登基,尽复太宗之法度遗规,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弘扬儒学,裁抑佛教,虽为老子建崇元观,亲自为《道德经》和《孝经》同时作注,但还是强调以孝治天下的道德伦理宗旨,敕令僧尼道士女冠必须礼拜父母,恢复以儒教为主,三教并举的基本国策,方始迎来大唐的盛世。若曰高祖所定三教次第即与重视程度相关,彼时何不为老子立祠设观,并依之以定国策也?是知其不过名义而已。譬犹李氏本是皇室,而所遵实乃孔教,并无碍于其在不同领域之至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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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唐历任皇帝,也曾为“僧道立位”。《唐会要·议释教下》有云:“(太宗)贞观十一年正月诏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至(高宗)上元元年,诏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武后)天授二年,敕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睿宗)景云二年诏自今已后,僧尼道士女冠,并宜斋行并集。”(48)次第之争,仅限于佛道两教而言,再也没有涉及儒学。可见儒学的正统主导地位已经得到不容置疑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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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否认初唐尤其从武后朝始,唐代的三教政策有所改变,仅就高祖太宗两朝而言,三教并重的说法是颇令人怀疑的。即使中唐以后,崇释佞佛的风气时时泛起,但儒教(儒学)为唐代治国根本的地位,也从未有过任何动摇。通过以上引证的资料,可以看出,高祖、太宗对于佛道两教皆不崇信,反而都给予深切的批评。只是出于政治的某种需要,以及对精勤苦行僧尼道侣的尊重,才给予容忍和优待。所谓的“三教并重”,只是在认识到佛道有裨于政教的基础上给予的重视,并非无偏无倚等量齐观的“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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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题既曰“三教并存,独尊儒学”,本是沿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来,为免引起误会,在此略作辨析。所谓“罢黜”,是政治术语,意为不使之在朝廷政治中与儒术并进,非谓在学术文化中予以铲除也;所谓“独尊”也者,明谓尚有可存而不须并尊者在,此于汉世屡云“王霸并用”,亦可见其端倪。然其儒法并用,(而非并重,)仍不碍其实以儒学为主导也。因以其意用之于唐之三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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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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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润坤《论唐高祖的用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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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唐太宗的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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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南北朝跌进了颓衰谷底的儒学,至隋代几致复兴的希望,又随着文帝的佞佛和炀帝的虐政而瞬即破灭。至唐才又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唐太宗对儒学的弘扬起到了关键作用。大兴文教,扩展教育领域,正式颁行科举制度,以经术与文才取士选官;诏令儒臣撰成《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疏,确立了儒学文化的主导地位;修订礼制与律令,开始了儒家思想在礼、法制度层面的落实。为唐代社会走向中国历史的全盛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在位的贞观年间,虚怀纳谏,君臣共治,终于造成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明时盛世,史称“贞观之治”,被誉为由乱至治的典范而载入史册。唐人曾对唐太宗极尽赞誉之辞:“《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圣德所感,可谓深矣。窃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49)。唐太宗尊儒崇经,“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50),因此,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儒家的“仁政”学说,其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正是渊源于儒家的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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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太宗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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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为秦王时,即认真总结前代的败亡教训,诚心接纳儒士能臣,招入幕府参谋军机与政务,如薛收与房玄龄等;即位之后,更是虚怀若谷,任贤纳谏,如李靖、魏征与王珪等。君臣共治,致力太平,终于训致贞观盛世,太宗因之也称为历史上少有的圣明君主。太宗在即位之初曾赋诗《帝京篇》十首以明志,其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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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偏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瞻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于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洫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两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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