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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诏旨“禁奏祥瑞”，诏曰：“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征不能致其恶。”(39)注重人事而反对道教虚罔不实的征祥符瑞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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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虽未灭佛法，却也沒有扶持佛教的意图。贞观初，曾敕遣御史杜正伦“檢校佛法，清肃非滥”。又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以及“私度不出者斬。其禁令之严，聞者咸畏”。贞观二十年（646）因萧瑀佞佛，而在《貶萧瑀手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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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於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沙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馀息於熊蹯，引残魂於雀鷇，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往前朕谓张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应，请先入道。朕即许之，寻复不用。一回一惑，在於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於帷扆之所。乖栋梁之大体，岂具瞻之量乎？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宜即去兹朝阙，出牧小藩。(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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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阐明对于“佛教，非意所遵”，只是尊重世俗与维护政权的某种需要而已。因为萧瑀為梁武帝之後，故举梁武、簡文之例，以责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违忤君主，扇习浮华”。同时也揭露了其既欲斋戒祈福，又眷恋名利的贪婪心理。实已不足为群伦表率，不宜在朝当政，故将其贬出京师。这篇措辞尖銳的诏书，实际上也是对佞佛风气发出的讨伐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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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的长孙皇后，亦知限制佛教为立国“大法”。一次病重，“太子欲请大赦，泛度道人，祓塞灾会。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为恶；使善无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国大事，佛、老异方教耳，皆上所不为，岂宜以吾乱天下法！’”(41)惟劝太宗纳忠容谏，勿受谗言，减省游畋和工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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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太宗毕竟是政治家，在信仰方面固然摈斥佛、道教，然而出于政治的需要以至于哀思的寄托，有时也还要借助于佛道两教。但皆于政治有关，而无涉于宗教信仰。如“贞观三年之设斋，忧五谷之不登也。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申孺慕之怀也。为战亡人设斋行道，于战场置伽蓝”；“为阵亡将士造福也。至若曾下诏度僧，想因祈雨而酬德也”。(42)汤用彤先生的分析与论述是非常深刻而准确的。史载，世民早岁患目疾，高祖因而于治所草堂寺为造佛像并制祈疾文刻于石。太宗则于从俗祈雨，“设斋行道”以抚慰人心之外，还与高僧玄奘有着密切交往。然细揣其意，并未因此而崇信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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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一年，太宗颁布《老子宜在佛先敕》：“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文告虽短，但已说明理由，限定范围（佛老之间；名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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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五年五月，太宗躬幸弘福寺，为母亲太穆皇后祈愿。为了安抚佛教，重新颁布了佛道政策。太宗说：“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43)这一次第的安排，并非一时冲动之言，而是基于对两教社会功用的认识而言之。为倡导孝道，“尊祖重亲”，故而道教在前；佛教在治理心灵，教化民风方面，优于道教，故曰：若论治化，则释门居上。由此也可证明，唐代的三教并行政策，实则是因为认识到三教在不同的领域，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功用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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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于贞观十八年归国后请立译场，太宗并未同意。后来诏敕有司抄《佛遗教经》并玄奘新译经论，颁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人手一卷，固然是出于对玄奘本人的敬重和奖掖。晚年更亲制《圣教序》，听讲“瑜伽”大意，说明晚年的太宗，深受玄奘的影响，对佛教有裨于教化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且玄奘之唯识宗，主要以玄妙的学理及因明逻辑，令人折服，并无天堂地狱之恐吓与利诱，可以无关乎信仰。汤用彤先生亦认为“其兴趣似首在学问。”之所以“对奘师特加优礼，实由于爱才。故曾两次请法师归俗，共谋朝政。此则劝人弃缁还素，与梁武帝之舍道归佛者，自迥不相侔也。”(44)至于佛书每有太宗奉佛的故事与言论，则应分析对待，不可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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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看法，皆云唐初对于儒释道，三教并重，而且唐初帝王即以附会老子之后，所以对待三教的态度，是以道教为上，佛教殿次。佛书载有高祖《先老后释诏》，其文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45)据《唐会要》所记，武德七年高祖“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46)。此诏当是斯时临机口宣，并未形成文字，故史书不载。揣摩文义，三教先后，初以产生时间先后为定，所定范围则在礼数之间，先来为主为先，后至为客为后，此理之固然，并不涉及彼此之重要性如何也。自唐高祖于太学内建周公、孔子庙宇，则太学益为文教圣地，帝王亦须进而礼拜。至是又引道士沙门进入国学之内，与儒学博士相互辩难，讨论三家短长，是旷古没有的创举，亦是含有深长意味的事情。自晋宋以来，三教历有辩论，辩之于朝廷者有之，辩之于讲堂者亦有之，惟辩之于太学者，仅见于此。辩之于朝堂，则帝王为主，三教皆客；在太学则儒学为主，两教为客；且帝王既以儒治为标榜，引释道入国学辩论，儒臣一无异议，斯亦等于帝王与儒学共同对佛道二教之正式承认。所谓对佛道的裁抑，只是为了限制其对社会思想及经济的干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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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亦奉行尊儒而抑佛政策，曾于显庆二年下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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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典冲虚，有无兼谢。正觉凝寂，彼我俱忘。岂自遵崇，然后为法。圣人之心，主于慈孝。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离俗，先自尊高。父母之亲，人伦以极，整容端坐，受其礼拜。自余尊属，莫不皆然。有伤教名，实斁彝典。自今已后，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即宜禁断。(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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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武后当权时期，佛教方得以昌盛。及玄宗登基，尽复太宗之法度遗规，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弘扬儒学，裁抑佛教，虽为老子建崇元观，亲自为《道德经》和《孝经》同时作注，但还是强调以孝治天下的道德伦理宗旨，敕令僧尼道士女冠必须礼拜父母，恢复以儒教为主，三教并举的基本国策，方始迎来大唐的盛世。若曰高祖所定三教次第即与重视程度相关，彼时何不为老子立祠设观，并依之以定国策也？是知其不过名义而已。譬犹李氏本是皇室，而所遵实乃孔教，并无碍于其在不同领域之至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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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唐历任皇帝，也曾为“僧道立位”。《唐会要·议释教下》有云：“（太宗）贞观十一年正月诏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至（高宗）上元元年，诏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武后）天授二年，敕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睿宗）景云二年诏自今已后，僧尼道士女冠，并宜斋行并集。”(48)次第之争，仅限于佛道两教而言，再也没有涉及儒学。可见儒学的正统主导地位已经得到不容置疑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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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否认初唐尤其从武后朝始，唐代的三教政策有所改变，仅就高祖太宗两朝而言，三教并重的说法是颇令人怀疑的。即使中唐以后，崇释佞佛的风气时时泛起，但儒教（儒学）为唐代治国根本的地位，也从未有过任何动摇。通过以上引证的资料，可以看出，高祖、太宗对于佛道两教皆不崇信，反而都给予深切的批评。只是出于政治的某种需要，以及对精勤苦行僧尼道侣的尊重，才给予容忍和优待。所谓的“三教并重”，只是在认识到佛道有裨于政教的基础上给予的重视，并非无偏无倚等量齐观的“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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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题既曰“三教并存，独尊儒学”，本是沿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来，为免引起误会，在此略作辨析。所谓“罢黜”，是政治术语，意为不使之在朝廷政治中与儒术并进，非谓在学术文化中予以铲除也；所谓“独尊”也者，明谓尚有可存而不须并尊者在，此于汉世屡云“王霸并用”，亦可见其端倪。然其儒法并用，（而非并重，）仍不碍其实以儒学为主导也。因以其意用之于唐之三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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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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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润坤《论唐高祖的用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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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唐太宗的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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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南北朝跌进了颓衰谷底的儒学，至隋代几致复兴的希望，又随着文帝的佞佛和炀帝的虐政而瞬即破灭。至唐才又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唐太宗对儒学的弘扬起到了关键作用。大兴文教，扩展教育领域，正式颁行科举制度，以经术与文才取士选官；诏令儒臣撰成《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疏，确立了儒学文化的主导地位；修订礼制与律令，开始了儒家思想在礼、法制度层面的落实。为唐代社会走向中国历史的全盛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在位的贞观年间，虚怀纳谏，君臣共治，终于造成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明时盛世，史称“贞观之治”，被誉为由乱至治的典范而载入史册。唐人曾对唐太宗极尽赞誉之辞：“《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圣德所感，可谓深矣。窃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49)。唐太宗尊儒崇经，“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50)，因此，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儒家的“仁政”学说，其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正是渊源于儒家的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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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太宗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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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为秦王时，即认真总结前代的败亡教训，诚心接纳儒士能臣，招入幕府参谋军机与政务，如薛收与房玄龄等；即位之后，更是虚怀若谷，任贤纳谏，如李靖、魏征与王珪等。君臣共治，致力太平，终于训致贞观盛世，太宗因之也称为历史上少有的圣明君主。太宗在即位之初曾赋诗《帝京篇》十首以明志，其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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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偏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瞻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于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洫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两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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