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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年祖孝孙奏上雅乐。太宗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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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不赞同杜淹所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而赞同魏征的“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认为，音乐具有感动人的力量，但音乐感动人的根源不在音乐本身，而是人心所赋予的。将亡之政，其民必苦，苦心所感的音乐则必悲苦，同样的音乐，治世之下的欢者听了却会很娱悦。隋代灭亡，即使更改了音乐但改变不了其亡国的命运。如果现在演奏隋朝旧乐，唐人听了也不会像隋朝的百姓那样痛苦。这种类似“声无哀乐论”的开明音乐思想，为盛唐音乐风气的开启，奠定了比较清新宽松、博大宏阔的主流文化基调。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在“乐与政通”的理论上，唐太宗与历代制乐者是相同的，都承认“乐”与“政”有着决然密切的关系。只是在乐与政二者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上，唐太宗与其他制乐者历行的“节礼乐”、“放郑声”不同，他认为乐舞曲调的哀乐，无关乐舞本身，而在于百姓的安与否。有礼有德，是唐太宗制乐的基础，也是唐太宗的为政之道，他认为有礼有德才能民安，民安则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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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在人和，不由音调”是一种重视民心向背、民贵君轻的儒家仁政思想，是荀子“礼乐之统，管乎人心”(105)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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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晚年著遗范子孙的《帝范》一书，中有《阅武》《崇文》二篇，从知唐代文治武功之盛，盖有由矣。其《崇文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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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括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天下不朽者，其惟学乎？此崇文之术也。(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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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竿”“括羽”句，是说人的材质即使直如可以制箭的吴竹，然而不为其配饰上华美的雁羽，仍然难于成为射必中的良箭。其中也隐喻着文治武功之不可偏废。然后笔锋一转，继续论述文治与武功，“斯二者，递为国用”的道理。“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可见唐太宗定礼制乐，兴复儒学（学校）目的就在于“宏风导俗”，并教训子孙说，这是“端拱（端坐拱手，清静无扰）而治天下”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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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曾巩《唐论》总结唐太宗的功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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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可谓有治天下之效。(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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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自文武周公已来，惟太宗一人而已。欧阳修亦在《新唐书·太宗本纪赞》中评价太宗曰：“盛哉，太宗之烈也！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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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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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本只论唐太宗的政教思想，不及其余，然有一事涉及关于太宗的道德评价问题，无可回避，故试论之。这是件有关太宗“杀兄夺嗣”的问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历代史实皆有考辨与订正，惟于此事则似有回护，给太宗以全部肯定；宋代大儒朱熹，则持相反意见。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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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杀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如何比得！太宗无周公之心，只是顾身。然当时亦不合为官属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稳。温公此处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发而应之，亦只便是郑伯克段于鄢。须是有周公之心则可。问曰：范太史云，是高祖处得不是。曰：今论太宗，且责太宗；论高祖，又自责高祖。不成只责高祖，太宗全无可责！又问：不知太宗当时要处得是，合如何？曰：为太宗孝友从来无了，却只要来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数日，军国事便付与太宗，亦只是不得已。(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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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亦可见宋儒辨义利公私之严，可谓诛心之论，然其于史事多有不合。必欲衡史论人，当以两事为准则，一是必须考订、尊重史实，二是选择评价标准。史事失考，则无的放矢；至若标准，可以随意，但须说明，不然令人困惑，不知依据何来？徒淆视听。比如选择放弃传统标准，完全采用功利观点，则说“杀兄逼父，全无所谓，不必争论，只看太宗历史贡献可矣”。如此，则夫复何言。如尚不欲尽弃伦理标准，则此一事实或罪名成立，不惟此事有失孝悌，前后所为亦将大为逊色。前之所为全为功利，后之所为尽为伪饰矣。（伪饰亦有其客观效果，故曰“逊色”，而未予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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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并后之史书考之，高祖举义之前，太宗就已喜接儒士，起兵之后所纳又多为大儒王通弟子，恐非尽为利用而已，实有意气相投之处。倘使其所为尽为一己功利，诸儒肯从之乎？天下肯归心乎？此不足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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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之误，在于将建唐之功，尽归之太宗，而失考于高祖整体谋划，全局指纵以及建成初始之功绩。高祖平定天下，太宗确有盖世功劳，为高祖所首肯，远为建成所不及，故王珪、魏征有建功固位之议。然而机会不再，且此事非短期可成，又素未储备人才，出征还须从太宗处征调将佐，如何可成。加之元吉与其协谋，各树党友，“共倾世民”，于时又有高祖易储风闻，“益不自安”(110)。于是由嫉妒而生怨恨，由怨恨而生恐惧，由恐惧而动杀机矣。因而屡设阴谋暗害太宗，引起太宗警觉，诉之于高祖，高祖出于无奈，亦仅责之而已。建成不思悔改，竟然外结庆州都督杨文干举兵欲行篡杀之事。败露之后下狱，将置之罪；高祖令太宗伐杨文干，而许以太子之位（非以利啗之，除其后虑也）；两事皆因后妃辩护而作罢。太子建成此谋若成，则悲剧必有过于“玄武门之祸”矣。是时太宗方有“待其先发而应之”之议。事既败露，太子犹怙恶不悛，继续加害，先是招之夜饮，太宗不疑而赴，竟鸩之以毒，至此醒悟；又密结高祖近臣与后妃，使谮陷世民于上前；最后与齐王元吉设谋，让元吉请命出征，借世民率从前来饯行之机，一网打尽。是不置之死地不能止矣，兄弟之情至此已绝，势同水火，即使将来登基亦必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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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危机之际，秦王世民方与幕僚密议，而有“玄武门政变”之发。实出无奈，于不得已而为之，终不至于甘为枉死之鬼。纵使太宗自甘坐以待毙（即不“顾身”），天策府那些曾遭太子与元吉陷害，智倾一世或勇冠三军的僚佐，其肯甘心乎？恐将自专矣。届时真将祸不可测，太宗能无虑之乎？岂云为：“为官属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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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相残当然是人间悲剧，而高祖实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此前本有几次妥善解决之机会，皆议而不行，遂使矛盾日益加深，以致酿成大祸。倘能果决行之，建成不能继续施其阴谋，犹可保全禄位，不至罪及全家；然其竟于三子功过是非之间，不能决以公断，牵于骨肉之情，妇人之仁，小不忍而终乱大谋。终于导致两子丧命，而使太宗蒙杀兄灭弟之憾。惜乎一世英明，而黯于谋家。其后，高祖虽对太宗有“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语，实为安慰，亦以自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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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朱子所云“比周公之诛管蔡”。本为太宗自喻之言。太宗见《太宗实录》所记“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足见太宗之心胸坦荡。而朱子不许，将其事拟之“郑伯克段于鄢”，归罪太宗，似是而非。郑伯为兄为君，而段为弟为臣，主动权全在郑伯，郑伯不早予弟以惩诫，期其悔改，而竟纵其所为，以便待其满盈而声罪除之。用心之险恶，言之齿冷。而太子建成为兄位上（皇储）；太宗为弟位下，完全没有主动权，只有禀上公断而已。高祖对此事危险性估计不足，一再优柔寡断，不惟置太宗于险地，且亦导致事机于无可挽回。恐非牛致功先生所谓：心中早有成算，“放手让双方互争高低，以使自己不失任何一方的支持与拥护”(111)。试以常情推之，可以想见闻变之时，高祖之震惊，及其后之懊丧不已，实已无心问政，故于不久即行禅让之事，自为太上皇，非逼之也。而非朱子所云“只是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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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最终还是肯定了唐太宗，曰：“太宗功高，天下所系属，亦自无安頓处，只高祖不善处置了。”“论后世人，不当尽绳以古人礼法。毕竟高祖不当立建成。”(112)此论所见极是。及其回答学生“王、魏教太子立功以结君，后又不能死难”之问时，又忘记此一原则，竟曰：“只为祇见得功利，全不知以义理处之。”一方面肯定王、魏之刚直，一方面又责其只见功利，前后不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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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珪、魏征之事太子，本受王命，非可自择，职责所守，不得不忠于其事；至于不能死难，应可方之于孔子之论管仲，管仲不死公子纠之难，而终助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13)王、魏之学，本属河汾学派，其学非不讲义理，然其义理终须落实为经世致用，此亦为与太宗相投之处。其师王通并不一概否定功利，而是给予有条件地鼓励。观王、魏之谏诤，说理处何尝缺乏义理？正因为不拘小节小谅，所以能助成太宗贞观之治，致君为一代明君，而自己亦为一代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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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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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46780
［1］杨荫楼《唐太宗的崇儒及其儒家政治观》，《孔子研究》，1990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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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盖金伟、孙钰华《论“释奠礼”与唐代文化权威的构建》，《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6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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