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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是以其刚直敢谏，而成为一代名臣，彪炳史册的。事君敢谏固所难能，而史不乏其人，善谏而能令君采纳，产生实际效果，则犹为难能可贵。太宗之勇于纳谏，为历朝所罕见，然而尚有盛怒拒谏之时，况昏庸之君，触其逆鳞，不惟禄命难保，善谋见弃，即使置身家于不顾，终亦无益于国。故以谏诤说君，自古称难，韩非子为此而著《说难》，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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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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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摩，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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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子之行未变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於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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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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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论谏说之难，大多出于身家性命之利害考量，并未加以仁德至公之义理辨析。然其揭示事君谏说之难，实亦多中肯綮。遭遇昏暴之君，忠谏之难，固不待言；遭遇圣明之君，谏说亦非易事。要使君主察纳，不仅需要阐明大义，指陈利害，还要讲究些谏诤艺术，使君主翻然省悟乐于采纳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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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认为“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此谏说者不可不知也。如遇暴虐之君，非置生死于度外者，则无人敢谏；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皆有所谓“逆鳞”，韩非子则教人如何“无婴人主之逆鳞”，好为名高的君主，则说之以厚利，好求厚利的君主，则导之以名高；如不谙谏说之术，则有七种导致“身危”的结果。其说全为身谋自全计，而丝毫没有公忠体国的意念，完全是纵横家揣摩人主的辩说之术。这当然都出自其以“法术势”为主旨的法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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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所以能融合百家，在于其在以仁义为基础的原则下，尽取诸家之长。此亦为河汾之学的特点，魏征出自王门，又复“多所通涉”，观其谏疏，既有纵横家的雄辩，又不失儒家的忠谏之规，完全不顾得失，亦不揣摩人主，但以启悟君主，利于致治为鹄的。即使得遇明君，其于政理，间或有所不明，于事或偶有所失。欲以谏疏启悟之，则必须晓以义理，陈以利害，运用一些谏说艺术，务使君主感悟，以便乐于纳受。至若情势紧急，仓促之间，亦必据理力争，置个人生死得失于度外。魏征的谏诤艺术的特点，大略有如下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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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向以公忠刚直著称，所以其谏疏往往直言无隐，但多不激切，永远是那么从容不迫。但并不反对激切，认为是在所难免甚至是必要的。尝应对太宗欲贬斥群下的谏诤封事（只写给帝王一人看的奏疏），甚欲治以“讪谤”之罪，魏征当即谏诤说：“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心”(125)。“激切即近诽谤”。终使太宗太宗回心转意，非但没有处罚，反皆给予赏赐。魏征自己在仓促危急之间，进尽忠言，亦难免有“激切”之时。史称“征状貌不逾中人，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威。议者谓贲、育不能过”(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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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年，太宗欲扩大兵源，征召未成年男子入伍，魏征认为不可，太宗不听，执意征召，魏征始终谏阻，拒签敕令。太宗盛怒而召征质问，魏征从容不迫正色应答：“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若多点取人，还充杂使，其数虽众，终是无用。若精简壮健，遇之以礼，人百其勇，何必在多？”又抓住太宗“每云：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伪之心，然自登极已来，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复何以取信于人？”反责太宗。太宗愕然未省何故，魏征历举其事，其一即为曾经敕旨赋役纳讫的人丁，不更征取。然而散还之后，方更征收；即已纳赋，便点入军，何以取信于臣民？“百姓之心，不能无怪”。且“共理所寄，在于刺史、县令”，“望下诚信，不亦难乎？”太宗曰：“今论国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遂停止征兵中男之举。魏征谏君，不惟善于说理，而且敢于指陈君主前后矛盾，以使君主省悟而纳谏，可谓技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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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博通经史，谙习典故，故能于谏疏中引古鉴今，广征博喻，寓是非义理于其间，使人一闻便知得失利害之所在。如对太宗君主明、暗之由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127)引据历史，兼以阐说义理，以进一步启沃人主。如曰：“祸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倘若“言而不信，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又说“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128)；“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犹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129)，以比喻说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久后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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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用今昔对比，以提醒君王勿忘前言往行，其于《十渐不克终》开篇首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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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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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述太宗帝业肇开之时的嘉言懿行，简直可以拟于往圣，看似颂扬，而实为便于今昔对照，揭示前后矛盾，使人无可辩驳，惟有自愧而已。于是在赞扬之后，笔锋一转，指出十项今不如昔，渐不克终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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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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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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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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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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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有据，言辞犀利，虽不失于臣下礼节，实无异于声罪致讨，使君主无所逃匿。而后指出一条惟一出路，亦惟有洗心革面，一意遵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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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见诫而惧，择善而从，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汤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礼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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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之谏太宗，虽性属刚直，而言辞极尽委曲，寓刚于柔，直辞正谏；由于帝王的言行，关乎国运的兴衰，只要发现太宗的过失，无不竭思尽虑，倾诚开导；讲求谏诤艺术，无非为了感悟人主，增强说服力，使其乐于接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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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疏奏之后，太宗手诏批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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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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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之所以堪称圣明君主，不在其聪明绝伦，亦非因功高盖世，而实在其能知过必改，勇于纳谏。由于太宗的导臣以纳谏之风，方始训致清明之治，造就魏征等一代忠谏无隐的良臣。使前朝之佞臣，亦转而变为忠良。如太宗初即位后，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司马光因在《资治通鉴》中评论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131)可谓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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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深明政理之君主，亦往往临事任情处断。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虑囚认为罪不当死，太宗许之。后因泄露圣旨，据律罪不致死，太宗竟盛怒而处以极刑。旋即悔之，谓群臣曰：蕴古“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五覆奏，自蕴古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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