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7690
1702047691
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20)
1702047692
1702047693
《毛诗正义》主要承袭刘焯《毛诗义疏》与刘炫的《毛诗述议》。孔颖达已在《毛诗正义序》中加以说明，“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亦即将二刘义疏作为稿本或发挥的依据。同时指出“二刘”“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的弊病。因此《正义》取舍的标准只是“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爱憎”。“今奉明敕，考订是非。谨磬庸愚，竭所闻见，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21)于刘焯、刘炫等旧疏，加以考定评判，增删取舍，这也正是“正义”之所以称为“正义”的意旨所在。据《序》文所言，已经将二刘义疏的精粹内容尽数收在《正义》之中，至于每条“正义”所采焯、炫义疏，以及孔颖达自己的观点，并未加以区分。所以将其视为二刘与孔颖达共同的观点，甚至视《毛诗正义》为二刘《毛诗》义疏的改编本亦无不可。
1702047694
1702047695
自先秦两汉以来以性情说诗的传统，至隋唐经疏自亦加以继承，其性情思想的主旨大要为：性情的本体是“气”；以人秉受“气”的清浊厚薄不同，将人性分为九等，各等善恶级差有别；但是，人只要能持循正道，即使性恶，亦可以化而为善。这与《礼记·中庸》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来教化人民，以养成良风美俗，构筑和谐的社会秩序。其教化可以成功的依据，便在于人的性情可以改变。欲使人的性情中和，由淳朴而趋于美善。而教化最有效的途径与方法即是诗与乐。诸如此类，儒家一贯传承的思想观点，在二刘的著述之中是不会出现断档的。二刘对毛传郑笺的疏证，必多新颖的创见，不然不会迥出群疏之上，博得“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的声誉。孔颖达对二刘的赞扬和批评，都应是实有所指，只可惜二刘义疏遗逸，《正义》又未加说明，我们已无从质证罢了。
1702047696
1702047697
《尚书正义》也是以二刘义疏为基础修撰而成，孔颖达《正义序》说：前人疏解《尚书》诸书，“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组织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也。”(22)但刘焯这种不肯蹈袭前人的探索精神，还是十分可贵的。不过这些探索性的过度诠释，经过《正义》的删削，已经不可得而见了。又说：“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为领袖，此乃炫之所失，未为得也。”(23)在肯定刘炫义疏的基础上，指出其两大缺点：一是“好改张前义”，颖达主张表述尽可以“省要”，但不能改张前义。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尚书正义》对二刘之“义”，必多保留。二是“义太略，辞过华”。可见颖达是主张“文辞”与“义理”，应大体平衡。文辞只是载道（即义理）之具，若无义理，空骋文辞，炫耀文采，则不宜提倡。刘炫此两失都已在《正义》中，得到纠正，具体的表现，已经难以考见。
1702047698
1702047699
《尚书》及孔传，是阐述古代政教思想的专书，二刘对其所作的阐释与发挥，亦应俱载于《尚书孔传》的义疏之中，虽然经过孔颖达《尚书正义》的综合与提炼，仍然是可以检阅寻按的。清儒王鸣盛《尚书后案》指出：“此经疏名虽系孔颖达，其实皆取之顾彪、刘焯、刘炫，三人皆隋人，故未经删净处，原文犹有存者。”(24)如《尚书正义·洪范》疏释“五行”引刘焯与顾彪云：“大刘与顾氏皆以为水火木金，得土数而成，故水成数六，火成数七，木成数八，金成数九，土成数十。义亦然也。”(25)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702047700
1702047701
刘焯和刘炫二人均对《左传》有精深研究，但刘焯《左传》学著作没有流传下来，唯刘炫所著《春秋左传杜预集解序注》一卷、《春秋左传述议》四十卷及《杜传规过》三卷，或云即附于《述议》之后。（后亦皆佚），代表了隋代《左传》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唐代初期孔颖达等的《春秋左传正义》的问世，使《左传》的经学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孔颖达对《春秋左传正义》所依之注本和义疏本都进行了严格的筛选。注本以杜预的《左传集解》为宗，注本选定之后，对于义疏本的选择亦非常谨慎。唐之前为杜预《集解》作义疏的有沈文阿、苏宽、刘炫三家。然孔颖达对于沈、苏两家之说不满，认为沈氏“于经传极疏”，苏氏则“全不体本文”，而对刘炫之疏则评价较高，其言曰：
1702047702
1702047703
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然聪惠辩博，固亦罕俦；而探赜钩深，未能致远。其经注易者，必具饰以文辞；其理致难者，乃不入其根节。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余条，习杜义而攻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今奉敕删定，据以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
1702047704
1702047705
《春秋左传正义》自然便以刘炫的义疏为底本。同时指出刘炫的粗疏错乱之处。“今奉敕删定，据以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26)除《正义》显见的驳议之外，全未言及删定刘疏及自己添加内容之区别，容易造成误解。或云《序》已说明，正文何须烦言；或云高宗诏诸儒重加修订时，删削所致。难究孰是。然孔颖达决定《正义》撰述所据之底本，以刘氏义疏为主，其所不足，则以沈氏义疏弥补。若刘、沈所著均不可用，则自己提出看法和意见，使之臻于完善。却是说得十分明白，不曾讳言。分析颖达批评刘炫“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余条，习杜义而攻氏，犹蠹生于木而食其木，非其理也”。一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颖达撰定之《左传正义》，煌煌数百万言巨著，既以《左传述议》为主，《春秋义略》补其不足，两疏俱不可用，方以己见疏解。但“两义俱违”的几率，应该不是很高。则其《正义》疏文至少一半以上属于刘炫原疏。与区区一百五十余条《规杜》之言相较，实在不成比例。刘炫之于《春秋》本习服虔之《注》，至与刘焯获睹费甝《左传义疏》，服膺其学，于是弃服《注》而为《集解》作疏证。遂开北人习南学之风气。说明刘炫的确喜爱并研习杜预《左传集解》，然而研习并非可以盲从，于杜氏诠解不符合《传》文《经》义处，则不能不予以规正，斯正所谓杜氏之诤臣，而为学应守之规范。颖达斥之为“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殊“非其理也”。颖达疏名《正义》，虽则为“正”旧疏之“义”而作，于刘炫疏失自可驳而正之，而《正义》于刘炫规杜之文，竟然尽行驳斥，极尽委曲以袒护杜注，斯亦毋乃太过。如《左传正义·僖公二十六年》：
1702047706
1702047707
齐侯曰：“室如悬磐，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一条，杜预注“如，而也，时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资粮悬尽，在野则无蔬食之物，所以当恐”。《正义》曰：服虔云：“言室屋皆发撤，榱椽在，如县罄。”孔晁曰：“县罄，但有桷无覆。”盖杜以下云“野无青草”，言在野无青草可食，明此在室无资粮可啖，故改“如”为“而”，言“居室而资粮县尽”。刘炫云“如罄在县，下无粟帛”。炫乃以服义规杜，非也。(27)
1702047708
1702047709
清人臧茂才《经义杂记》为此条加按语曰：“案《说文·缶部》：罄，器中空也，从缶，殸声。《诗》云‘瓶之磐矣’，石部磐，乐石也，从石殸象悬虚之形，依杜说悬字费解，改磐为罄，字别而声相近，故互误。如《礼记·乐记》石声磐注云‘磐当为罄字之误也’，此磐又为罄之讹，孔晁注《国语》亦从服义，杜氏改如为而，又以磐为罄，此好异于先儒耳，刘光伯规之当也。”(28)
1702047710
1702047711
又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1702047712
1702047713
“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杜注曰：“不忍害王也。”刘炫规曰：“案《周本纪》民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周语》又：“彘之乱，宣王在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言代王，则国人谓是宣王，《国语》虽不言杀，必杀之矣。国人相与袭王，王既奔免，得王子而杀之，若得厉王亦应不舍。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当谓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
1702047714
1702047715
此条刘炫规之甚当，而颖达复据“居王于彘”一语，说是“以理居处厉王于彘”。“则不忍者，是不忍害王也。若其必欲杀王，应云王奔于彘”。举出数条理由，认为此处刘规杜过，非也。其实，无论“居王于彘”，还是必欲杀王，都是人民“不能忍王之虐”的表现。颖达的辩护是徒劳无益的。
1702047716
1702047717
《左传正义》此例尚多，限于篇幅，兹不复缕举。
1702047718
1702047719
刘炫附于《左传述议》之后的《杜解规过》一书，并非专为攻击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错误而作，乃是“先申杜而后加规”(29)。孔颖达应是十分清楚的，不然不会选择其书作为主要底本。然按“孔疏之例，务主一家，故凡炫所规皆遭排斥，一字一句，无不刘曲而杜直，未协至公”。所谓“疏不驳注”，孔氏惟于此疏守之甚严，他书则未有也。一味维护杜注的权威，而忘记检讨取刘疏而专驳刘义，斯亦于理未为得也。对于刘炫的《规过》，及孔颖达的反驳，清人多有评论，皮锡瑞曰：“刘炫规杜，多中杜失，乃驳刘申杜，强为饰说。”(30)清学大师顾炎武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在《左传杜解补正》一书中，对刘炫的观点多所肯定，“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31)！纪昀亦早在《四库全书提要·春秋左传正义》说过：“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32)与顾炎武的《左傳杜解補正》相同，俱能为持平之论，认为杜、刘、孔皆有所失。与当时沈钦韩诸儒甚至认为孔疏亦不过是袭炫之余论以攻炫，务主马、服诸注的“破杜立汉”之风迥异。
1702047720
1702047721
清代中叶，仪征刘文淇作《左传旧疏考正》八卷，目的在于从《左传集解》和《正义》中恢复唐以前之汉儒旧注和旧疏，进而证明“孔子修《春秋》，约以周礼”的学术思路。刘氏云：“近读《左传疏》，反复根寻，乃知唐人所删定者，仅驳刘炫说百馀条，馀皆光伯《述义》也。”(33)经过刘氏的考证，论定只有“一百八十五事”是唐人驳正刘炫说，其余皆刘炫《述议》之文。(34)其考证用意固然可取，然其方法则失之简单。在唐代号称“大经”，卷帙浩繁的《左传正义》，经过孔颖达等与役诸儒，历时四年，对旧疏进行反复修改删定，以使之符合新的体例要求，不容仅仅“正”此“一百八十五条”旧疏义理。且乏明确证据，情理亦难讲通。所以清末李慈铭批评此说曰：“唐初儒学尚盛，况其时沈之《义疏》、刘之《述议》，遍布人间，世所共习，冲远以耆儒奉敕撰述，而尽掩前人，攘为已有，独不畏人言乎？太宗非可欺之君，士亦何能尽罔。盖《正义》之病，在于笔舌冗漫，故复沓迂回，接续之间，多不连贯。其间用旧说而失系姓名者，或亦有之。若以一部书中惟驳光伯之语出于冲远，馀皆袭旧义，毋乃言之过欤？”(35)看来这仍将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1702047722
1702047723
但据孔颖达等对刘炫的评价和现有资料，可以大体勾勒出《春秋左传述议》的学术风格。即刘炫此疏，充分体现了其倾向南学，摒除深芜而崇尚简约，驰骋文采奢谈义理的风格。高才深识，每立新论，荡弃家法，不拘旧说，所著《春秋规过》，疏杜而复“规杜”，所据多为汉儒旧说，实亦不失北学传习服虔《左传解谊》的务实学风。据清人论定，《正义》采用刘炫义疏，往往并不注明，确是不争的事实。然《春秋左传正义》既以刘炫《述议》为本，则其中多已包含经过《正义》选择的刘炫思想自不待言。其中所蕴含的诸多儒家经学思想，自然亦应视为孔、刘共有的观点。
1702047724
1702047725
二刘的学术特点，从地域来看，二刘皆系北人；从学术渊源来看，初皆求学于北儒，而后转习南学。故《北史·儒林传》称二人“学通南北”；从学风上来看，二刘偏向崇尚南学，然尚不至于失其北学笃实之故步。孔颖达《尚书正义》和《毛诗正义》均用二刘义疏，《左传正义》则以刘炫为主。但皮锡瑞《经学历史》对二刘“以北人而染南习；变朴实说经之体，蹈华腴害骨之讥；盖为风气所转移，不得不俯从时尚”(36)的学风提出尖锐的批评。其实，北朝名儒治学原本有“领新悟异”(37)之倾向，章太炎有云：“繁言碎义，非欲速者所能受也；蹈常袭故，非辩智者所能满也。”(38)其言正可用于二刘等名儒求新求异之心态。刘炫《春秋左传述议》正是以求新悟异的心态，选择以杜氏《集解》为主，而充分利用娴习服注的优势，以补正杜预《集解》之疏失，应该属于南北兼综的学风，这在《正义》书中，是有所体现的。这也是二刘诸疏迥出群疏之上，而为孔颖达采为《正义》底本的原因。
1702047726
1702047727
然于兵燹之后，古书佚逸惨重的情况下，刘焯、刘炫的著述多已散失，二刘的经学思想，幸赖《五经正义》之《尚书》、《毛诗》、《春秋左传》等《正义》所引述的内容，多所保存，尚可窥其涯略。据清人成说，孔颖达《正义》的成就，主要是对前人经说进行总结的集大成之作。在《正义》各序中，即已说明或以二刘，或以其一“为本”，故在正文中，于二刘“义疏”，除须要辨析和反驳者外，并未处处注明，间有他儒与己见，增加了辨识的难度。清人刘文淇父祖三代所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提出几种辨析方法，足资参考。
1702047728
1702047729
由上可见，无论是刘焯的《五经疏义》、刘炫的《五经述议》还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除了继承魏晋南朝的义疏之学外，对两汉及北朝相承不息的名物诂训之学，亦是谨守毋失。二刘的经疏风格，已能综会南北之学，不仅精于诂训，而且能够驰骋大义，兼具南北之美；如刘焯精于经学中的天文律历之学，并著成《皇极历》一书，在科学史上，亦有其突出的贡献；刘炫虽亦有天文历法的论著，但其突出的成就，恐怕还在于义理的追求。二刘的缺点是自恃高才绝识，好立异说，妄议前儒，难免失于偏颇。然其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学术上仍不失其可取之处。孔颖达受业刘焯之门，至此则更以谨慎公允之心，对前儒旧疏加以斟别订正，考较得失，以决定去取，并删其烦冗，增其过简，重新撰定为新的义疏。疑其新书内，原来即于疏体之外，增有“正义”一项新内容，乃其对经学之一大贡献，太宗从而为之更名曰《正义》，“令天下传习”。标志着唐代义疏经学，进入了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新时代。是一次对历代先贤丰厚的经学成就，进行总结性清理的集大成之作，在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积极意义。唐朝是六经注疏之学大发展的时代，今传的《十三经注疏》，有九部出自唐代。唐朝在文化上奉行三教并举、儒教为本的基本国策。整个文化氛围与学术环境基本上是宽松自由的。虽然经过两代皇帝诏令修订而郑重颁定的《五经正义》，被定为一尊，成为科举考试、选任官吏的标准，也是其君臣治国理民、制礼订法所凭依的准则。然对持异议的其他学术见解，不予鼓励采纳，但也并未给予严厉禁止。中唐以后，对学术观点的限制更不复存在，由于政局的变化与客观现实的需要，逐渐产生了新的经学学派，这就是影响深远的新春秋学派的崛起。
1702047730
1702047731
1702047732
1702047733
1702047735
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颜师古《五经定本》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1702047736
1702047737
一、颜师古《五经定本》及其对经学成就
1702047738
1702047739
（一）颜师古生平事略
[
上一页 ]
[ :1.7020476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