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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注贾疏通过对古代“仪礼”及其蕴含之人伦义理的阐释，不仅可以增进对古代社会的理解，即使对现实人生及现代社会礼序环境之建构亦不无启示性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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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于《五经正义》颁布之后，贾公彦续作二《礼》义疏，继踵前业，以补未备，而其著疏之用心与方法，亦与孔氏同。盖自魏至隋，“战争相寻，干戈是务”，古书旧籍，或焚烬于兵燹，或漂没于砥柱，淹灭无算。《正义》、《注疏》之撰，对前代传注之整理保存之功，几至无可替代。据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271)论证，“义疏”本是两事，“义”是讲义，即经旨义理的发挥；“疏”是疏通，专对旧注予以疏解；准此，则孔、贾等《正义》撰述主旨，意在纠正先儒义疏或流入佛老、或师心自任、公然违背经传的错失，自无论矣；于疏解方面遵行“疏不破注”之原则，但疏通前人传注而不轻议其非，亦体式之当然；然在义释方面，虽能纠正前人之失，终嫌其于义理发挥缺乏创造性开拓，亦是不争之事实。然而这后一要求，未免苛刻，忠实于经传，方是注疏之学的首要职责。与《周礼正义》相同，公彦《仪礼注疏》亦是自汉至唐数百年间《仪礼》研究成果的结撰之作，对《仪礼》之古注旧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汇集与删润，于郑注亦多所发明，甚有功于《仪礼》的研究及传播，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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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羊传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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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同《春秋左氏传》一样，是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一部传记体的著作。其传授源流，按汉人的说法，应是先由孔子讲授于子夏，子夏又传授于公羊高，公羊高传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口耳相传至景帝时，公羊寿方与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将其“著于竹帛”(272)，故曰《公羊传》，意即公羊子所传之春秋大义也。至于其作者及时代究竟为谁何，实则无法深究。《汉志》以为“公羊子，齐人”(273)。戴宏《公羊传序》、颜师古《汉书注》认为即公羊高。其“书”既为公羊氏世代口耳授受，并无文字定本，则每一代都有可能增益新的理解，则著者“公羊子”为其一门之统称，殆无不可。其写定成书固在西汉景帝时，而其作始当即孔子作《春秋》时之讲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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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曰：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春秋》寓含着孔子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所以将其视为全部名誉乃至生命的寄托；《春秋》文字至简，欲使有限的文字，蕴含丰富的“微言大义”，则须寓意于“书法”之中，这就是其口授子夏，传为《春秋传》的公羊义法。《公羊传》宣扬王道，尊崇大一统，维护君臣等级观，具有理想与现实并重的思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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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隶书写定的《公羊传》，自然属于今文经学系统，助公羊寿“著于竹帛”的胡毋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274)。而与之“同业”的董仲舒，则著《春秋繁露》将公羊学进一步理论化。自后传公羊学者尽出此两系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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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今文学大师何休撰有《春秋公羊解诂》。《后汉书·本传》云：“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妙得公羊本意”(275)集众家学说之大成，并形成完备的公羊义法，成为最具权威的公羊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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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徐彦作《公羊传疏》即选其为注本，而为之作义疏。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序中，述已作注之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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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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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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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春秋》不仅体现了圣人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当今“治世之要务”。《春秋》本据乱世而作，其中有许多由常理看来，“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学者惑之，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於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当时公羊经师这种以其“疑惑”，不得不碎义逃难，广为饰说，讲诵百万言犹不可解的窘迫状况。这是当时公羊学的两大创伤，被“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此即发生于东汉初年的一次今古文学之争。由于争立《左传》的贾逵兼通今古文经，“作《长义》四十一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意望夺去《公羊》而兴《左氏》”。古文学派在论辨中胜出，几夺《公羊》之席，适帝崩而罢。当时论辨的对方是公羊先师戴宏，“作《解疑论》而难《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义决之”。所以何休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馀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是说戴宏对《左氏传》的弊端和《公羊传》的现状缺乏了解，未能解决公羊学自身的上述两大创伤，墨守成说，故而难免在辩论中进退失据，终致败绩。何休通过对这次论辩的检讨，发现公羊学“败绩”的原因，在于公羊学者未能领会经传的“微言大义”，对“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不得圣人之本旨”，但能“守文”，墨守旧说甚至错误的论调，而不能做出合理正确的诠释。何休认为这对学者而言，并非不能解决的难题，故而说：“此世之馀事”。意谓只要做出正确的解义，《公羊》学存在的危机，自当解除。何休最后在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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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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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富有自我批评精神，坚持以学理服人；同时又对公羊学说充满自信的序言。胡生即胡毋生，其《条例》今已不得其详，但何休依其义例对诸家公羊误说加以矫正，并自创新例，对传文做出合于原义、中规中矩的“发明”。《解诂》之注解方法依据胡毋生《条例》之外，其注则“多本于《春秋繁露》”(277)，还兼取《严氏春秋》和《颜氏春秋》，以及今文学博士李育与其师博士羊弼的学说。可谓汇聚众流，自成一家言，终使《公羊传》成为一部有系统的今文学经典，何休亦堪称当之无愧的一代今文经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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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春秋左传》阐释的是孔子的历史哲学，则《春秋公羊传》则阐释了孔子的政治哲学。《公羊传》所演绎的《春秋》“微言大义”，彰显了儒家的政治品格，使一部修于乱世，寄寓孔子向往王道，憧憬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史书纲要，成为儒家所主张的政治纲领。特别是西汉经秦火之后，需要拨乱反正、尊王攘夷，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政治蓝图。正因为适应了时代需要，成为西汉政治的指导思想，《公羊传》亦因之跃居当时的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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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是以设问作答的文体，专为释经之义理而作，与阐述本事以释经的《左传》不同，所以不能离经而独立。传文又往往依己意发挥，未免牵经以就传。何休《解诂》以其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的三科九旨义法解《公羊》，所作发挥，是否《公羊》原义，亦难定论。徐彦撰《公羊传注疏》效法拟问传体，以疏通何休《解诂》，亦不能免除斯蔽。故其书仍以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而获讥于世。杨向奎先生曰：“其实《公羊》多精义，最可贵者为其大一统思想。”如《春秋》经：鲁隐公元年。《公羊传》开宗明义首创“大一统”说曰：“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处之“大”，当有两义，一是大小之意，一为尊崇、赞美意，在当时不存在大一统局面的情势下，推崇“大一统”，实蕴含着孔子改制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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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纪事，始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等五事，谓之“五始”。《汉书·王褒传》：“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颜师古注曰：“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是为五始。”(278)徐彦《疏》解云：“言凡正物之法，莫大于正其始时，是以《春秋》作五始，令之相正也。”又曰：“‘元年春’者，天之本，‘王正月’者，人之本，故曰天人之大本也。”(279)即这“五始”便有正始、正本，“拨乱世而反诸正”(280)的积极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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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其“王正月”之王，《公羊传》谓指“文王”。何休《注》亦谓：“周始受命之王”，徐彦《疏》曰：“谓文王者，以见孔子作新王之法，当周之世，理应权假文王之法”。是知此乃孔子之权且假说，因为实指文王，则与史不应；若指隐公，则其不得称王，故《公羊传》以此“王”为孔子所立之一代新王，并以此假托之王的名义行权，而实际上是孔子自己在行施其褒贬予夺之权。然孔子实无王者名位，故称孔子为“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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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具有内诸夏而外夷狄，异内外而治的思想，同时又提出以文化标准划分夷狄与诸夏的夷夏之辨说，认为夷狄有德可以进而为中国，诸夏无德则实已退而为夷狄。亦即韩愈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81)之所本。如此则中国与文明，夷狄与野蛮实已成为可以置换的同义词，摒弃野蛮即可进爵于中国，放弃文明也就等于自弃于中国。这非但没有屏绝夷狄民族，反而增进了“中国”对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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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所阐扬的经权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如曰：“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282)。肯定仁义为道德评判之“经”，即常设的标准；而以“不害人”为变通之“权”，即道德的底线原则。认为在人面临生死存亡的情势下，可以违反礼法制度的权变行为，有类于《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283)。但《公羊传》之权论，提出了附加条件，即是要以自贬损或不害人为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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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还有许多充满辨正精神，富有教益价值的学说，粗看皆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可是经过何《解》徐《疏》的阐释，都变成易于理解、启人心智的精神食粮。如“天子一爵”说，实际上体现了史迁所谓“贬天子、退诸侯”的思想观念。这些都是所谓的《春秋》“微言大义”，所以不读《公羊传》，不足以了解儒学。何《解》徐《疏》的缺点，在于过度相信灾异学说，并一再引用谶纬之言以释经传，使之蒙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因而招致后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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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穀梁传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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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之一的《穀梁传》，经历与《公羊传》相同，据说也是传自孔子弟子子夏，口授穀梁赤，自穀梁赤递次口耳相传，至汉方由学者用汉隶书之竹帛，著为定本。(284)因此《穀梁传》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经。惟“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285)。说明二传虽系出同源，但由于传习者理解的不同，加之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相去渐远的不同学派。所以东晋贺循曰：“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太常荀崧亦曰：“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孔子没，丘明撰其所闻，为之传，微辞妙旨，无不精究。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多可采用。穀梁赤师徒相传，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载，亦足有所订正。”(286)可见三《传》虽然难于通习，却都从不同侧面阐述了孔子的学说，足可相互发明，不可或缺，皆有助于对《春秋》微言大义之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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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三《传》尤其是《公羊》与《穀梁》的流传及兴衰，亦颇相起伏，据《汉书》载：“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兴。”宣帝时，征江公孙为《穀梁》博士。“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同异，各以经处是非。”“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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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梁传》亦称《春秋穀梁传》、《穀梁春秋》，体裁与《公羊传》相似，亦采用问答方式诠释《春秋》经义。这应是二传同源的明证。无论其书在口传或写定后的流传过程中，都有可能添加进后人的理解，窜入传习者的旁批文字，比如以汉时地名换掉春秋原称；攻驳他传观点等，不足作为其书晚出的证明。沈玉成、刘宁著《春秋左传学史稿》即认为：“《穀梁传》与《公羊传》是同源异流、同本异末的两部著作。它们同属今文学派，同讲微言大义，同以释经义为主，同为问答体，《穀梁传》的写定则晚于《公羊传》。其所以有异说甚至驳论，是两家经师传授的不同，既是学术上的分歧，也是在野的《穀梁》学派与当权的《公羊》学派所进行的政治争夺，争夺的结果是两派并列于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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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梁传》自西汉成书后，“瓌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解诂之书众，而可观者少。至晋范氏一门研习《穀梁》，范宁“以未有善释，遂沉思积年，著为《集解》”(288)。并撰《春秋穀梁传集解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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