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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东观汉记校注·下邳惠王衍传》卷七，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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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三年》卷二，《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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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春秋穀梁传注疏·文公二年》卷十，《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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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春秋穀梁传注疏·桓公二年》卷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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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穀梁传注疏·春秋谷梁集解传序》卷首，杨士勋疏引，《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3，14页（实误植于卷一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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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阮元《春秋穀梁传注疏校勘记序》卷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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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刘禹锡集·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卷八，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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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全唐文·五经文字序例》卷四五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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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日知录·张参五经文字》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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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刘禹锡集·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卷八，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7页。所谓“土壁”，实即石灰土之简称，泥土是无法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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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唐会要·东都国子监》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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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旧唐书·郑覃传》卷一百七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90，4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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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唐会要·东都国子监》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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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系指宋元祐年间龙图阁学士吕大忠倡议，京兆府学官黎持主祀，迁置唐石经碑于“府学之北墉”，并作《京兆府学新移石经记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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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清）王昶：《金石萃编·石刻十二经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卷一〇九，第88页；《石刻十二经》卷一一〇，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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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卷六〇八，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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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五章 唐代儒学的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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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唐初修史的指导思想（史官功能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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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史是儒家的传统，设馆修史是唐代的创举。唐初高祖采纳儒臣的建议，准备修撰前代各朝历史，以总结历史兴亡经验，以为为政借鉴，终未竟工。于是太宗委派重臣房玄龄、魏征等，成立史馆，倾数年之功，修成五代史志，方始完成这一重任。史馆职司自此遂按儒家记事记言的原则定为制度，嗣后历朝的《实录》以及《贞观政要》等史书，都是由专职史臣完成。这也是为了适应政治大一统以及寻求长治久安之道的实际需要，必须而且必然产生的结果。为确保政治统一乃至政治清明的局面，必须要有历史作为镜鉴和警戒，以期收到约束君主言行，使之能够少犯或改正错误，随时拨正方向的效果。这对历朝君主，尤为重要。唐初设馆修史，即是以儒家的历史观为指导，树立统一的历史观点，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和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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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修史宗旨：孔子修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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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和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修史行为及其思想对古代史家文化的影响尤大，孔子修史思想对后代史家的修史作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在后世史家的修史之笔法、修辞和立意上都有明确体现。主要包括实录直书、不褒美不隐恶，微言大义与皮里阳秋，(1)王侯将相成为史家审美的聚焦点，不语怪力乱神，以及多闻阙疑、无征不信等儒家修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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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编定并讲授“六经”，既是对古代文化的全面继承和抉择总结，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对传播社会功能的追求或运用。(2)这在中国古代，属于社会评价系统，称之为“名教”，具有褒贬善恶、评鉴是非的客观权威性。“六经”中，《乐》经已失传，《礼》经也已非原貌，《书》经经过六国纷争及秦火的焚坑，已非孔子原编百篇旧貌。但是，探寻孔子的历史观和修史思想，还须从现存的五经，特别是《易传》、《诗论》和《春秋》中去探究。孔子编著《春秋》，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不遵周礼和“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以挽救“礼崩乐坏”，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维护当时应有的社会秩序。《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显然，孔子作《春秋》是将忠臣义士的忠肝义胆、乱臣贼子的丑恶暴行一一加以记述，蕴涵了不虚美，不隐恶的思想和动机。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4)。总之，“《春秋》凭义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系月编年叙事而已”(5)。《春秋》是以道义明辨是非，制定法则，形诸文治以推行其教诫。其力足以拨乱世而反之正，这一是非分明的思想意识与褒贬善恶的思想力量，与古代史家不畏权势奋笔直书的传统相结合，遂形成足以使违背天心民意的统治者胆寒，而使忠良义士名标青史的古代史家实录真相的修史风格，与不虚美、不隐恶以真为美的审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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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通过修订《春秋》，将自己的遵循周制、维护周礼、明王道、重人事、褒善贬恶、反对“邪说暴行”、志在拨乱反正等思想倾向或鲜明政治意图表达出来，便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6)看来，阐明和表彰儒家的王道政治，以为天下仪表，是史书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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