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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刘知几对以往史学进行了全面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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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然而知几之前，所谓史学，实为历史事件之载记、人物言行之纂述，以及史评史论之总称；唐代之前，可称史学评论的，有《后汉书·班彪传》所载班彪对过去重要史籍的论述，然仅500余字；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史传篇》，叙述从孔子至东晋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情况，也仅1300余字。《文心雕龙义证·史传》篇卷首詹锳《义证》引纪昀评曰：“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此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学者欲析源流，有刘子玄之书在。”又引范文澜案语曰：“《史通》专论史学，自必条举细目；《文心》上篇总论文体，提挈纲要，体大事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至於烦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已开其先河。”认为刘勰不仅史事当行，而且“深得史迁著述之遗意”，“尤得史法之精微。後世子玄作《史通》，盖即此意扩言之者”。(93)余读《文心》书，亦以为范当而纪非。今按，子玄《史通》实为对刘勰并及以前学者关乎史学的论述，有所继承、总结，发展而成。因之，若论内容之丰富，体例之完备，包揽之广泛，自成一系统的体系，当然要首推知几《史通》一书，堪称名副其实的史学或史学评论专著，实开中国史学评论的新学风。甚至亦可说自知几《史通》起，中国始有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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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不仅是对唐代以前史学业绩进行全面总结的第一人，同时也是对中国史学新体系提出建设性意见的第一人。刘知几将中国历代史学流派，概括为六家二体，溯其源流，疏其得失，第一次给予较为全面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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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史通》开宗明义，第一章便将我国浩如烟海的史书，分成“六家”与“二体”：记言之《尚书》家、记事之《春秋》家、编年之《左传》家、分国别的《国语》家、纪传的《史记》家和断代的《汉书》家。以此六家统领中国史学发展的全局，诚足以纲维群史，而将前代所有的史书体例概括殆尽。并指出：“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在众多“体式不同”的史学体裁中，惟经年纬月，铨次分明的编年体和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最具生命力。故于叙“六家”之后，复作《二体篇》，为史书体例，竖起了编年，纪传两大支柱。编年体为左丘明传《春秋》所创制；纪传体则为司马迁著《史记》所立。此后遂成为我国史学体裁的主要潮流。并指出纪传、编年二体，各有所长及所短：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但于人物的记载多所遗漏，“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纪传体则“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此其所以为长也。”但其短处在于“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缺乏清晰的时间概念。因此认为这两种著史体裁应该并存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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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二体》两篇史论，对自古以来的众多史书体例和体裁，做出穷源镜委，脉络分明的概括总结。刘知几尚是第一人。虽然魏征的《隋书·经籍志·史部》，已将史学从经学中划分出来，使之成为典籍中一个独立的门类和学科，开拓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但对史学的功用及主要概念范畴，尚未做出清晰的阐释。《史通》则“辨其指归”，“殚其体统”，透过对史学源流及史体的剖辨，从此将史学的概念建立起来。刘知几在《史通·补注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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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欲加商榷，其流实繁，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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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虽然郑玄、王肃的经说及何休、马融对《春秋三传》的辨析虽然不同，但尚属章句训解，经义发明，与史学仍然大异其趣。而史学的特征在于：“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而叙事则须“识事详审，措辞精密”，“告诸往而知诸来者”。(94)目的在于“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95)。点出了史学的特有功能与作用。并进一步申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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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复深奥，训诂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故经史之目，于此分焉。(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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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尚书》、《春秋》涵意深奥，而儒者诂训成义，婉而成章，是为经学，和史学的叙事不同。但《尚书》、《春秋》亦为叙事之冠冕与龟镜，《史记》与《汉书》就是继承了这一叙事传统。而《尚书》乃左史载言之书，《春秋》为右史记事之史，至于《左传》并兼言事，刘知几认为是叙事的最高标准。因将“疏通知远”之《尚书》，“属辞比事”(97)之《春秋》纳入史学的范围。所以他说“文籍肇创，史有《尚书》，柔远疏通，网罗历代”，而“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98)。因以《尚书》和《春秋》为著史叙事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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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刘知几针对以前学界一致认为《春秋》只是经书而言之的，刘知几并未因此而否定《春秋》同时也是一部经书。因而为《春秋》为春秋正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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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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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春秋》之前的“百国春秋”，即非单纯地记载本国和他国“赴告”的史实，还要加之以是非善恶的评价。故而《国语·楚语》记载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韦昭注曰：“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又曰“为之陈有明德者世显，而闇乱者世废”的道理。孔子正是继承发扬这一传统，使用独创的简要笔法，突显了《春秋》褒贬的作用和意义，使之成为道德训诫和著史记事的圭臬。知几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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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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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承认《春秋》经传，是通过史事所传授的仍然是“经旨”。可见经书的意旨，也是著史必须遵行的法则。著史重视实录之外，也要兼具“劝善惩恶”的褒贬功能。所以其在《史通·史官建置篇》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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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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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认为《春秋》虽然属于经书，然其作为史书的社会功用则更为显著，而儒者诂训成义，斐然可观，但毕竟和史学的叙事不同。但《尚书》、《春秋》仍然是叙事的冠冕与龟镜，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就是继承这个叙事的传统。因此，他在叙述史学源流时，《六家篇》首列《尚书》、《春秋》二家。并据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认为“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一曰记事”。《尚书》是载言之书，《春秋》是记事之史，至于《左传》并兼言事，刘知几认为是叙事的最高标准。《史通·六家篇》“左传家”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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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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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所以偏好《左传》，不仅因为《左氏春秋》是他家的家学，十二岁就由他父亲讲授《左传》，当时虽未能深解，却可略举其义，后来更博观义疏，故其颇以“精此一经”(101)自负。因而在《史通》中有《申左》一篇，畅论左氏三长，其中三长之一，就是丘明既躬身为太史，除读鲁国文集外，并“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102)。因此称誉《左传》叙事“世称实录”。并且特详当代行事，《史通·申左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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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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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详实记载当代行事，这也是刘知几偏爱《左传》的另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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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是古文家言。自来是经今古文争议最激烈的一部书。争议的焦点由于对经书中心人物孔子，彼此持不同的看法。今文学家认为孔子是素王，六经大部分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托古改制的手段。六经文学是糟粕，其中的微言大义，才是精旨所在。古文学家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删《诗》《书》、订《礼》《乐》、著《春秋》的目的，是为了将这份文化遗产传授于人。所以，孔子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也是史学家。(103)因此，就古文学家而言，认为经书多属历史或典章制度的记载。《周礼》和《春秋左传》，一是制度，一是历史。杜预的《左传集解》，就突出了这种历史意味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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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申左篇》注引杜预《左传集解·释例》称：“凡诸侯无加民之恶，而称人以贬，皆时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为辞。国史承以书于策，而简牍之记具存。夫子因示虚实，故《左传》随实而著本状，以明其得失也”，对于夫子“因示虚实，故《左传》随实而著本状，以明其得失也”，刘知几认为“杜氏此释实得《经》《传》之情者也”(104)。以史贯穿经传，并以此作为解释《春秋》经传的依据。自杜预开始的以史学诠释《春秋》的治学路向，为刘知几继承与发扬，不仅扩展到《尚书》和《周礼》，并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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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将经书视为历史或典制的记录，是古文学家的基本精神。杜预以史为基点对春秋经传所作的诠释，以及西晋太康三年汲冢书的发现，引起学术界震撼。由于新出资料大异经传，经书的许多传统看法因之得到修正，同时引发出不少新观点。刘知几曾以《纪年》、《琐语》所载《春秋》时事与《左传》相校，发现多与左氏相同。因而说“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105)。所以，汲冢书的出现不仅影响了杜预对《春秋》经传的解释，使之成为经史互通的桥梁，加速了史学脱离经学的进程。裴松之注《三国志》，从而由明理的经注形式，转变为达事的史注。刘知几将《尚书》、《春秋》纳入史学的领域，并以疑古、惑经的形式进行批判。也是受到自杜预开始以史解经，从而脱离单纯以理解经这一经学传统所影响，并对史学展开全面系统地论述，使中国史学从此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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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提出了良史必备的条件，如“史学三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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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认为，作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学三长”。“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指表达史事见解和把握史料素材的能力。面对浩如烟海的繁杂史料，进行分析、组织、整理、加工亦即如何驾驭的能力，谓之史才。所谓“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106)。如无相当的治学能力，难当此任。且史才与文才不同，史家撰史，必须言出有据，不可私意杜撰，而文士撰文，则着意于润饰辞藻，“逐文字而略于事实”。文人撰史，往往“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107)。唐初所设史馆，史职多为文士充任，文人修史遂成为惯例，而才识兼备的史家反遭排挤，亦即所谓：“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108)从而形成史坛文史混淆，是非难辨的局面。因此，主张史家之文与文士之文应加以区别。虽然优秀的史家亦应具备描摹物象的生花妙笔，而一部史著则要求必须文质并茂，方堪负此“不刊之业”的重任。故而亦须重“质”，亦即必须以“求真”、“可信”为本。所谓“学”，则指具备渊博的历史知识，熟知丰富的历史资料，所以《史通》一再强调史家必须广搜博采。但是，如果一位史学家没有判别史料真伪精粗和价值高低大小的能力，那么，纵然掌握有丰富的史料，也是枉然，充其量只不过是“藏书之箱箧”而已。所以刘知几在《史通》里再三强调要“善择”，具有鉴别史料真伪精粗的鉴识能力，亦即史识。知几论史家应有“才、学、识”三长。其中史识，还应包括一个人的“识度”，亦即知几所谓“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知几还强调说：“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尚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明确指出，三长莫重于史识，史识即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德和无畏精神。因之主张史家能“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方为上乘，否则是不足取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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