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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通典·食货一·田制上》引董仲舒语，卷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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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通典·食货七·后论》卷第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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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通典·食货十二·后论》卷十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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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通典·食货七·后论》卷第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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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通典·食货十二·后论》卷第十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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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通典·食货十二·后论》卷第十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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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六章 盛唐时期的儒学及其在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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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历史发展至开元盛世，无论是疆域的辽阔还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繁荣兴盛，都展现了空前未有景况，达到世界的高峰，成为世界的中心，故而史称这一历史时期为“盛唐”。盛唐时期所展现的文化风貌被称之为盛唐气象，这一时期所发出的声音，被称之为盛唐之音。盛唐气象，因之成为中国文化历史至高点的重要标识，而其奠基与发端却肇始于初唐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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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气象是盛世文明全方位的展现，其最直观的突出表现，便是李杜王孟等“光焰万丈”，与日月争辉的动人歌诗和张说、苏颋以“燕许大手笔”驰誉文坛，雍容华贵，气势雄浑的高文典册；以及沉雄浑厚，风神整峻，素有“颜筋柳骨”之誉的颜柳书法，(1)堪与“曹衣出水”媲美，具有“吴带当风”神韵的吴道子绘画，各个领域均呈现出登峰造极、精妙入微而又恢廓大度的艺术风格，因以汇统归之曰“盛唐气象”。然而愚以为“气象”也者，乃是其生存状态、文化根基、艺术修养、思想内蕴之外在展现，一种艺术风神的养成及其发皇光大，必有其浸成社会整体风貌的所以然在。故曰“盛唐气象”的呈现，有其更为深厚的社会根基与深远的历史原因，非突如其来，一朝一夕之故也。于现实而言，实赖整个社会思想文化诸因素的相互激荡、支撑而后可；于历史而言，则唐初诸帝，特别是贞观朝太宗君臣在平定战乱，恢复经济的同时，迅速确立以民为本，胡汉一体的立国方针；以儒为主，三教并举的宗教政策；总结历代兴亡教训，撰修八朝史志，引为施政借鉴；整合汉魏六朝经学，撰著《五经正义》，确立思想主旨；以及兴复礼乐，制定法度，莫不是亘古罕见的大匠手笔。卒用软硬结合，虚实相应诸举措，使一个疮痍满目，人心浮动的国家迅速地步入国富兵强，民心安定的儒治社会，史称贞观之治。欧阳修《新唐书·太宗本纪》赞扬太宗曰：“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2)其文治武功，所展现的恢弘气度、博大胸怀与进取精神，说明“盛唐气象”之精髓早已孕育肇端于贞观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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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平乱登基之后，尽复太宗遗规，奉行初唐制定的基本国策，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致力于富国强兵，繁荣经济的同时，扩大儒学教育，开科取士，亲撰《孝经》和《老子》注疏，修定《开元礼》，编纂《大唐六典》，于中国礼法社会的确立，良风美俗的养成，做出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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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之治的各项举措，表现了更加开放的文化心态，而且莫不合于天心民意（所谓天心者，事物发展之客观规律也）。儒治之下的富国强兵，主张协和万邦；儒治之下的礼法制度，旨在建立发展的秩序；儒治之下的开科取士，更为士子进取开辟了广阔的进身之路，社会于是愈加安定，经济于是愈加繁荣，文化亦于是愈加昌盛，这使朝野上下，无不充满着强烈的自信心和责任感，愈加激发了儒家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拯世济民，致君尧舜的信念，更是不以顺逆险夷而易其初心。以主人公的姿态讴歌盛世，抨击现实，睥睨一世，雄视百代，发而为歌诗，抒而为文章，挥洒翰墨而为书法绘画，焉有不雄浑沉郁、汪洋恣肆者乎！动既如此，静亦如之，心灵的安宁，境遇的闲适，如身心之自由，如草木之逢时，莫不奔赴笔端，发而为歌诗绘事之极致，此亦当是盛世气象题内应有之义。如此看来，富有包容雅量的儒治精神和礼法社会，不惟是“盛唐气象”实质的精髓内蕴，且亦是“盛唐之音”存续的社会根本保障。因述盛唐儒学与其在制度层面的建设落实，对中国礼教（实为礼法之教）社会之形成，所起的模范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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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唐玄宗的崇经（孝经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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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玄宗与开元、天宝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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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712—756）睿宗李旦第三子。《旧唐书》称其“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新唐书》亦称其“性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始封楚王，累迁卫尉少卿、潞州别驾。居籓邸时，属“王室多故，上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3)。看来玄宗不但具有英武果断的秉赋，且早畜平定政乱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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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武则天末年，还政其子，而中宗、睿宗迭经废立。唐廷政局益加动荡，吏治败坏，民生凋弊，险象环生，已经危及政权的存亡。景云元年，欲效法武则天的韦皇后，弑杀中宗，临朝称制。且将不利于睿宗，于是，玄宗乃与太平公主联合，定计削灭政乱。当此之际，有人曾提议应先事报请居藩的睿宗，“上曰：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于忠孝，安可先请，忧怖大王乎！若请而从，是王与危事；请而不从，则吾计失矣。”遂夜入禁苑，尽诛韦党。仍拥立睿宗复即皇帝位。由于太平公主不惟揽权干政，且欲阴谋篡位，继承其母武后的大统。睿宗乃及时禅位于太子李隆基。玄宗于继位的次年，除去这一隐患，改元为开元。在一系列事变中，表现了一代明主临事英断果决的风范。玄宗亲临大政之后，立即召同州刺史姚崇入朝主政，与张说同为宰相。君臣共治，开启了拨乱反正，励精图治，重振军威，再兴儒学的开元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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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方面，“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4)自高宗武后以来，太学释奠，废散已久，陈子昂曾上疏武后专论官学废弃的情况：“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矣；堂宇芜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并再三恳言：“天子立太学，可以聚天下英贤，为政教之首”，“是以天子得贤臣，由此道也。今则荒废，委而不论，而欲睦人伦，兴礼让，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岂可得哉？”(5)。中宗虽然一度恢复国学，但由于政局动荡，终至不振。玄宗秉政，方立志整顿，敕令兴学，并亲临释奠。其《将行释奠礼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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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谈讲之务，贵於名理，所以解疑辩惑，凿瞽开聋，使听者闻所未闻，视者见所未见。爰自近代，此道渐微。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浮词广说，多以嘲谑为能，遂使讲座作俳优之场，学堂成调弄之室。啬夫利口，可以骧首先鸣；太元俊才，自当俛首垂翅。舍兹确实，竞彼浮华，取悦无知，见嗤有识。假令曹张重出，马郑再生，终亦藏锋匿锐，闭关却扫者矣。寡人今既亲行齿胄，躬诣讲筵，思闻启沃之谈，庶叶温文之德。其侍讲等，有问难释疑，不得别构虚言，用相凌忽。如有违者，所司量事纠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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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学讲经论学提出严格的要求，要能“解疑辩惑，凿瞽开聋”。改变并无实学，哗众取宠，“取悦无知，见嗤有识”的讲学颓风。希望能够听到启沃心灵，增益道德的讲论。并对讲筵纪律做出规定：问难释疑之际，既不得回避问题，也不可互相攻讦，如有违犯，量事纠弹。对时代良好学风的树立，起到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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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三年，玄宗与“学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7)。诏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简称集贤院。兼具藏书、修撰、侍读三大功能。据《新唐书·百官志二》云：“集贤殿书院。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8)故《新唐书》谓：“褚无量、马怀素等劝讲禁中，天子尊礼，不敢尽臣之。置集贤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汇群书至六万卷，经籍大备，又称开元焉。”(9)即是说其藏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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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有《命张说等与两省侍臣讲读制》言及儒臣侍讲及其意义，以见其求治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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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务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国齐家；必由於学矣。朕往在储宫，旁求儒雅，则张说、褚无量等为朕侍读。咸能发挥启迪，执经尊道，以微言匡菲德者，朕甚休之。自虔奉圣训，祗膺大宝，冀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实获我心。登於近侍，复欲勉听虚伫，论思献纳。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岂食而不知其旨，耕而不知其耨，将何以因於义，求於善，补朕之阙，诲人罔倦哉？宜令守中书令燕国公张说、右常侍崇文馆学士兼国子祭酒舒国公褚元量等，公务之暇，於中书与两省侍臣讲读，其有昌言至诚，可体要经远者，仍令行黄门侍郎昭文馆学士李乂、中书侍郎兼知制诰苏颋与左右起居随事编录，朕将亲览，庶施乎海内，始自京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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