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50339
1702050340
林甫居相位达十九年，市恩固宠，任法弄权。在安宁繁荣的背后，是罗钳吉网，(24)是谏争路绝，在如此高压政策下，只能迫使天下人道路以目，何盛世之可言。外戚杨国忠初与林甫狼狈为奸，又相互倾轧，及甫殁而当国，专作威福，比李林甫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自两京陷没，民物耗弊，天下萧然。”使一个繁华的大帝国，瞬间訇然跌落为乱世，世皆谓玄宗用人之失也。《旧唐书·玄宗纪论赞》即曰：“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纰缪，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宝以还，小人道长。如山有朽坏，虽大必亏；木有蠹虫，其荣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苟非铁肠石心，安得不惑？而献可替否，靡闻姚、宋之言；妒贤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兹而睥睨，明哲于是乎卷怀，故禄山之徒，得行其伪。”“谋之不臧，前功尽弃。”诚哉斯言！
1702050341
1702050342
然余以为其背后还有更为深远的原因，即玄宗执政思想由尊儒转而为崇道的缘故。三教并举，独尊儒术，本是李唐立国的基本国策，老子的道家思想，只能用来作为儒治的辅佐，所以位居三教之首者，只因老子姓李而已。三教并重的唐玄宗在其执政的前期，还是比较侧重于儒教，这可从其勇于纳谏、两注《孝经》以及勤于兴利除弊的诸多举措中得到证明。然而天下大治的结果，却让玄宗误以为大功告成，自今而后，天下可以无为而治。如天宝三年，玄宗谓高力士曰：“‘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对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上不悦。”(25)“无为而治”是儒道共有的理念，孔子承认其乃为政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26)至汉代，无为而治被诠释为“上无为而臣下有为”的思想，这一点，御注《老子》的玄宗是清楚的，故有委政于宰臣之议。高力士虽然暂时谏止了玄宗的行为，却无法解开玄宗崇信道家乃至道教的心结。
1702050343
1702050344
自开元后期始，玄宗的头脑几乎完全被其“祖宗”的思想所盘踞。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亲注《道德经》；越两年，修《老子义疏》成；天宝二年，诏令崇玄馆学士讲《道德》、《南华》诸经，群公百辟，咸就观礼；天宝四载诏令：宜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其《南华真经》等，不宜编在子书；天宝八载下敕：今内出《一切道经》，令崇玄馆缮写分发诸道，令诸郡转写，颁示诸观。天宝十四载十月，颁示《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令学者习之。由于玄宗日益崇道，公主嫔妃多入道为女真，杨贵妃即被度为太清宫女道士。李林甫等朝臣皆请舍宅为道观，一时间长安城内道观达三十余所。道士升官进爵者颇不乏人。王公大臣对玄宗之“尊道教”，更是“表贺无虚月”。据《旧唐书·礼仪志》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27)试想沉浸在《玄真道曲》和《霓裳羽衣曲》中的玄宗，怎能不飘飘欲仙呢！
1702050345
1702050346
然而弔诡的是，玄宗舍儒崇道，意欲无为的结果，却是李林甫的任法、用势、弄权，攘窃天下而能令之噤声的一套法家权谋术数。细检玄宗天宝君臣所为，没有一条不与姚崇所约十事相违。除却经济社会的表面繁荣，人们的精神世界可谓与开元时期“天下大治，河清海晏”。“朝清道泰”，“人情欣欣然”(28)的景况不啻云泥之隔，此所以天宝不得称盛世也。岂不信然！
1702050347
1702050348
二、唐玄宗与《御注孝经》
1702050349
1702050350
唐玄宗是“以孝治天下”的典范，他在开元、天宝年间两度进行御注《孝经》，系统保存汉魏六朝以来《孝经》传注的宝贵思想，也是《十三经注疏》中惟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唐玄宗以帝王之尊，亲为《孝经》作注，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盛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对儒治社会的影响可想而知。玄宗的《御注孝经》丰富并发展了《孝经》思想，多方位地阐发了“孝治”要义，将“孝治”思想转化为极其重要的治国理念，实现了以孝治天下的目的，对后世影响既远且深。
1702050351
1702050352
以孝治教化天下，具有顺乎人情、敦厚风俗、安定社会、为国尽忠的突出作用，已经成为自汉代以还，国人首要的价值观和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即使是弑父杀兄的隋炀帝，亦不敢公开予以抛弃。唐玄宗初年，英武有为，崇尚儒学，立志革故鼎新，规复贞观之政，遂能留意经籍，谘访治术，标榜“以孝治天下”作为施教方针，两次御注《孝经》并颁行天下。此举是继《五经正义》之后，唐代最重要国家撰著。一则表现出其人确有过人之识；一则表现出其人善继先人之志。唐代之有开元之治，盖始于此也。
1702050353
1702050354
史称玄宗为“好文之君”(29)，唐睿宗亦曾评价玄宗曰“孝而克忠，义而能勇”(30)。玄宗生长于帝王之家，自幼接受包括《孝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与礼仪的良好教育，无论居藩还是担任地方官时，皆喜接儒雅之士。即位后，设立集贤院，以宰相为学士，由侍读学士轮值进讲。“开元三年十月敕：朕每读史籍，中有阙疑，时须质问。宜选耆儒博学一人，每日侍读。遂命光禄卿马怀素，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更日入。”(31)对待侍读学士“天子尊礼，不敢尽臣之”。“每至阁门，令乘肩舆以进；或在别馆道远，听于宫中乘马。亲送迎之，待以师傅之礼。以无量羸老，特为之造腰舆，在内殿令内侍舁之。”(32)一日，唐玄宗欲与姚崇论时务，苦雨不止，便“令侍御者抬步辇召学士来。时元崇为翰林学士，中外荣之。自古急贤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33)玄宗不惟尊师重道，友于兄弟的事迹，亦颇传为佳话。《资治通鉴》记唐开元二年事：“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弟兄同寝。”甚至亲为兄弟执爨煎药，笃厚之情，古今罕俦。惟“不任以职事”，言谈之间，恭慎而已，“未尝议及时政”(34)。并作《诫宗属制》，以为宗族约誓。其文曰：
1702050355
1702050356
朕君临宇内，子育黎元。内修睦亲，以叙九族；外协庶政，以济兆人。勋戚加优厚之恩，兄弟尽友于之至，务崇敦本，克慎明德。今小人作孽，已伏宪章，恐不逞之徒，犹未能息。凡在宗属，用申惩诫。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贵戚懿亲，宜书座右。
1702050357
1702050358
一方面睦亲敦本，一方面用惩申诫，这不仅符合孝悌之道对亲情的爱护，也表现出儒道处理此类关系的高超智慧。如果说世间还有一种既不违逆人性，而又可用为治国之道的典籍，那就是《孝经》了。所以推行“以孝治天下”，实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故而历代执政者乐此不疲，而玄宗又从而提升了其境界。
1702050359
1702050360
盛唐时期，唐玄宗第二次为《孝经》所作御注，颁行天下，合经文一并刻石立于太学。是迄今惟一一部经注合刊的石经，谓之石台《孝经》，至今保存。玄宗注释《孝经》的过程，既牵涉到当时为政的方向，也牵涉到历代学术的源流。开元七年三月初，玄宗连下两封明诏，敕令“诸儒质定《孝经》《尚书》古文”，其三月一日诏曰：
1702050361
1702050362
《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指趣，颇多踳驳，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宜令诸儒并访後进达解者，质定奏闻。(35)
1702050363
1702050364
孔安国所传儒家经典，皆为古文经；郑玄遍注群经，传世《孝经》郑氏注，虽为今文经本，然郑氏为学，主今古文兼综，诏书云有“古文本孔、郑注”，当即指此而言。诏令的主旨，在于要求质定经传的舛讹以及相互矛盾之处，使其精义妙理有所统归，以便于学者的思想行为有所凭依。数日后，玄宗又发表自己的意见，于六日下达《令孝经参用诸儒解（易经兼帖子夏易传）诏》云：
1702050365
1702050366
《孝经》者，德教所先。自顷以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诸家所传，互有得失，独据一说，能无短长。其令儒官，详定所长，令明经者习读。若将理等，亦可兼行。详其可否奏闻。(36)
1702050367
1702050368
诏文首先指明《孝经》在儒家德教中所具有的先导地位。然后论及《孝经》自两汉以来，郑、孔两家传注，而世所传习者惟有郑氏注，孔传则今已无闻。各家所传经旨，互有得失，若独具一家之言，怎能避免短长？因命儒官较其所长，以便明经之士习读。若其所传经义顺理，亦可两家并传。完全撇开孔、郑今古文之争，直截探问两家经义优劣，这种通达的态度，表现了政治家与学者不同的治学风格。然而事情远不如玄宗想像的如此简单，诏书一下，就触发了以刘知几和司马贞为主的经今古文学之争。
1702050369
1702050370
以刘知几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力主“行孔废郑”。知几上玄宗《〈孝经注〉议》论今文《孝经》郑氏注曰：
1702050371
1702050372
谨按今俗所行《孝经》，题曰郑氏注。爰自近古，皆云郑即康成。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其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于时。魏齐则立于学官。著在律令。盖由肤俗无识，故致斯讹舛。然则孝经非元所注。其验十有二条。
1702050373
1702050374
其十二条理由，分别从郑玄自述文字、弟子追记师所著述之《郑志》、记载其生前事迹的碑铭与史志，以及王肃于郑注群经尽行驳斥，而独不及《孝经》注等诸多方面，论证其书非郑玄所作。认为“世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彼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于世。观夫言语鄙陋，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37)。
1702050375
1702050376
刘知几比较认同《孝经孔传》，认为《孔传》“正义甚美”，只是其在隋代重出后，由刘炫“校定”，“辄以所见，率意刊改”，然绝非其所伪撰。因而提出“行孔废郑，于义为允”的建议。
1702050377
1702050378
国子祭酒司马贞议曰：
1702050379
1702050380
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本参校古文，省除烦惑，定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郑玄所著。而郑志及目录等不载，故往贤共疑焉。唯荀昶范煜以为郑注，故昶集解孝经，具载此注。而其序云：“以郑为主，是先达博选，以此注为优。”且其注纵非郑氏所作，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其数处小有非稳，实亦非爽经传。
1702050381
1702050382
认为今文《孝经》郑注，“纵非郑氏所作，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数处注释小有非稳，但并不违背经传义旨。其古文二十二章本《孝经》，原出孔壁，但于中朝亡佚。今传《孔传》是近儒妄作，“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非宣尼之正说”。并罗列《孔传》“文句凡鄙，不合经典”的若干例证，断定其为“近儒诡说”，因之不可扬孔抑郑，要求“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
1702050383
1702050384
玄宗对辩论的结果并不满意。乃于其年五月五日，就《孝经》孔郑传注及《老子》河上公注等问题，一并下诏评判曰：
1702050385
1702050386
间者诸儒所传，颇乖通议，敦孔学者，冀郑门之息灭；尚今文者，指古传为诬伪。岂朝廷并列书府，以广儒术之心乎。其河、郑二家，可令依旧行用。王、孔所注，传习者稀，宜存继绝之典，颇加奖饰。(38)
1702050387
1702050388
经过这场辩论之后，玄宗并未受刘知几和司马贞观点的影响，依旧主张郑注与孔传并行。然而，既要孔郑传注并行传习，又要质定其优劣短长，令士子舍其短而习其长，则非另为一部新书不可。因此，这次围绕《孝经》孔郑注所展开的学术辩论，实则已经开启了玄宗时期《孝经》的整理正定工作，并使玄宗萌发了另作一部《孝经》注的设想。
[
上一页 ]
[ :1.70205033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