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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是“以孝治天下”的典范，他在开元、天宝年间两度进行御注《孝经》，系统保存汉魏六朝以来《孝经》传注的宝贵思想，也是《十三经注疏》中惟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唐玄宗以帝王之尊，亲为《孝经》作注，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盛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对儒治社会的影响可想而知。玄宗的《御注孝经》丰富并发展了《孝经》思想，多方位地阐发了“孝治”要义，将“孝治”思想转化为极其重要的治国理念，实现了以孝治天下的目的，对后世影响既远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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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孝治教化天下，具有顺乎人情、敦厚风俗、安定社会、为国尽忠的突出作用，已经成为自汉代以还，国人首要的价值观和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即使是弑父杀兄的隋炀帝，亦不敢公开予以抛弃。唐玄宗初年，英武有为，崇尚儒学，立志革故鼎新，规复贞观之政，遂能留意经籍，谘访治术，标榜“以孝治天下”作为施教方针，两次御注《孝经》并颁行天下。此举是继《五经正义》之后，唐代最重要国家撰著。一则表现出其人确有过人之识；一则表现出其人善继先人之志。唐代之有开元之治，盖始于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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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玄宗为“好文之君”(29)，唐睿宗亦曾评价玄宗曰“孝而克忠，义而能勇”(30)。玄宗生长于帝王之家，自幼接受包括《孝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与礼仪的良好教育，无论居藩还是担任地方官时，皆喜接儒雅之士。即位后，设立集贤院，以宰相为学士，由侍读学士轮值进讲。“开元三年十月敕：朕每读史籍，中有阙疑，时须质问。宜选耆儒博学一人，每日侍读。遂命光禄卿马怀素，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更日入。”(31)对待侍读学士“天子尊礼，不敢尽臣之”。“每至阁门，令乘肩舆以进；或在别馆道远，听于宫中乘马。亲送迎之，待以师傅之礼。以无量羸老，特为之造腰舆，在内殿令内侍舁之。”(32)一日，唐玄宗欲与姚崇论时务，苦雨不止，便“令侍御者抬步辇召学士来。时元崇为翰林学士，中外荣之。自古急贤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33)玄宗不惟尊师重道，友于兄弟的事迹，亦颇传为佳话。《资治通鉴》记唐开元二年事：“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弟兄同寝。”甚至亲为兄弟执爨煎药，笃厚之情，古今罕俦。惟“不任以职事”，言谈之间，恭慎而已，“未尝议及时政”(34)。并作《诫宗属制》，以为宗族约誓。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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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君临宇内，子育黎元。内修睦亲，以叙九族；外协庶政，以济兆人。勋戚加优厚之恩，兄弟尽友于之至，务崇敦本，克慎明德。今小人作孽，已伏宪章，恐不逞之徒，犹未能息。凡在宗属，用申惩诫。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贵戚懿亲，宜书座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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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睦亲敦本，一方面用惩申诫，这不仅符合孝悌之道对亲情的爱护，也表现出儒道处理此类关系的高超智慧。如果说世间还有一种既不违逆人性，而又可用为治国之道的典籍，那就是《孝经》了。所以推行“以孝治天下”，实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故而历代执政者乐此不疲，而玄宗又从而提升了其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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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唐玄宗第二次为《孝经》所作御注，颁行天下，合经文一并刻石立于太学。是迄今惟一一部经注合刊的石经，谓之石台《孝经》，至今保存。玄宗注释《孝经》的过程，既牵涉到当时为政的方向，也牵涉到历代学术的源流。开元七年三月初，玄宗连下两封明诏，敕令“诸儒质定《孝经》《尚书》古文”，其三月一日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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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指趣，颇多踳驳，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宜令诸儒并访後进达解者，质定奏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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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所传儒家经典，皆为古文经；郑玄遍注群经，传世《孝经》郑氏注，虽为今文经本，然郑氏为学，主今古文兼综，诏书云有“古文本孔、郑注”，当即指此而言。诏令的主旨，在于要求质定经传的舛讹以及相互矛盾之处，使其精义妙理有所统归，以便于学者的思想行为有所凭依。数日后，玄宗又发表自己的意见，于六日下达《令孝经参用诸儒解（易经兼帖子夏易传）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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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者，德教所先。自顷以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诸家所传，互有得失，独据一说，能无短长。其令儒官，详定所长，令明经者习读。若将理等，亦可兼行。详其可否奏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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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文首先指明《孝经》在儒家德教中所具有的先导地位。然后论及《孝经》自两汉以来，郑、孔两家传注，而世所传习者惟有郑氏注，孔传则今已无闻。各家所传经旨，互有得失，若独具一家之言，怎能避免短长？因命儒官较其所长，以便明经之士习读。若其所传经义顺理，亦可两家并传。完全撇开孔、郑今古文之争，直截探问两家经义优劣，这种通达的态度，表现了政治家与学者不同的治学风格。然而事情远不如玄宗想像的如此简单，诏书一下，就触发了以刘知几和司马贞为主的经今古文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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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刘知几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力主“行孔废郑”。知几上玄宗《〈孝经注〉议》论今文《孝经》郑氏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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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按今俗所行《孝经》，题曰郑氏注。爰自近古，皆云郑即康成。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其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于时。魏齐则立于学官。著在律令。盖由肤俗无识，故致斯讹舛。然则孝经非元所注。其验十有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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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十二条理由，分别从郑玄自述文字、弟子追记师所著述之《郑志》、记载其生前事迹的碑铭与史志，以及王肃于郑注群经尽行驳斥，而独不及《孝经》注等诸多方面，论证其书非郑玄所作。认为“世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彼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于世。观夫言语鄙陋，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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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比较认同《孝经孔传》，认为《孔传》“正义甚美”，只是其在隋代重出后，由刘炫“校定”，“辄以所见，率意刊改”，然绝非其所伪撰。因而提出“行孔废郑，于义为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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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祭酒司马贞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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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本参校古文，省除烦惑，定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郑玄所著。而郑志及目录等不载，故往贤共疑焉。唯荀昶范煜以为郑注，故昶集解孝经，具载此注。而其序云：“以郑为主，是先达博选，以此注为优。”且其注纵非郑氏所作，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其数处小有非稳，实亦非爽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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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今文《孝经》郑注，“纵非郑氏所作，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数处注释小有非稳，但并不违背经传义旨。其古文二十二章本《孝经》，原出孔壁，但于中朝亡佚。今传《孔传》是近儒妄作，“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非宣尼之正说”。并罗列《孔传》“文句凡鄙，不合经典”的若干例证，断定其为“近儒诡说”，因之不可扬孔抑郑，要求“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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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对辩论的结果并不满意。乃于其年五月五日，就《孝经》孔郑传注及《老子》河上公注等问题，一并下诏评判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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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者诸儒所传，颇乖通议，敦孔学者，冀郑门之息灭；尚今文者，指古传为诬伪。岂朝廷并列书府，以广儒术之心乎。其河、郑二家，可令依旧行用。王、孔所注，传习者稀，宜存继绝之典，颇加奖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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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场辩论之后，玄宗并未受刘知几和司马贞观点的影响，依旧主张郑注与孔传并行。然而，既要孔郑传注并行传习，又要质定其优劣短长，令士子舍其短而习其长，则非另为一部新书不可。因此，这次围绕《孝经》孔郑注所展开的学术辩论，实则已经开启了玄宗时期《孝经》的整理正定工作，并使玄宗萌发了另作一部《孝经》注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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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儒注疏“颇乖通议”，“理蔼词繁”，已不能满足现实政教的需要；孔传、郑注之争亦不利于经学思想的统一。因此，另撰一部《孝经》传注，已经势在必行。玄宗既欲“以孝治天下”，鉴于《孝经》在政教方面的重要性，又由于其书篇幅不大，乃决定亲自着手注释。时间应距这次辩论之后不久，《新唐书·元行冲传》载“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39)。但未注明时间。据《唐会要》所载：开元“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40)。是知开元十年其书已经著成，并颁行于天下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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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魏晋以来，南北朝学者多宗今文《孝经》郑氏注。孔传在南朝曾一度与郑注并立学官，自梁末战乱其书亡佚不传。隋代《孔传》复现。经刘炫校定作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41)。由于今古文本《孝经》，文字差别不大，而十八章本今文《孝经》行用既久，玄宗不欲违俗，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为今文本作注。据元行冲为《御注孝经》所作序言，玄宗动笔之前，作了充分准备：“爰命近臣，畴咨儒学，搜章摘句，究本寻源；练康成、安国之言，铨王肃、韦昭之训；近贤新注，咸入讨论；分别异同，比量疏密，总编呈进。”(42)即是通过搜罗汉魏以来众家注释，招集儒臣斟酌讨论、分析综合，择优取长，集为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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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玄宗“每伺休闲，必亲披校，涤除氛荟，搴摭菁华；寸长无遗，片善必举；或削以存要，或足以圆文。其有义疑两存，理翳千古，常情所昧，玄鉴斯通，则独运神襟，躬垂笔削，发明幽远，剖析毫厘，目牛无全，示掌非著；累叶坚滞，一朝冰释”。(43)可见，唐玄宗作《孝经注》确实倾注了很多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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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在其亲撰《御注孝经序》中，论及孝道在仁礼体系中的位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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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於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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