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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将开元之治的功绩，上而归于“宗庙社稷之余庆”，下而归于“群公卿士之任职”，谦恭之情跃然纸上。后由中书令张说与侍中源乾曜再三上书奏请，玄宗一再回绝，最后势不获已而应允。张说等在第一次奏章中，历述“自古受天命，居大宝者，必登崇高之丘，行封禅之事”的史迹与道理，盛称玄宗孝敬慈惠、恭俭深仁、文思治绩，足可比隆于三皇五帝。而且祥瑞普降，“人和岁稔”。“仰考神心，旁采众望，封峦展礼，时不可仰。”第二表则说明“考天人之际，稽亿兆之情，以为治定功成，登封告禅，鸿名盛则”，顺理成章。“夫昭报天地，至敬也；严配祖宗，大孝也；厚福苍生，博惠也；登封纪号，丕业也，陛下安可以阙哉。”望能“乘农之隙，以展巡狩朝觐之仪，则天下幸甚”。但都被玄宗谦逊地回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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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源乾曜等不得不第三次上书固请：“臣闻圣人者，与天地合德，故珍符休命，不可得而辞；鸿名盛典，不可得而让。”“今陛下稽天意以固辞，违人事以久让，是和平而不崇昭报，至理而阙荐祖宗。亿兆之情。犹知不可。”“愿纳王公卿士列岳搢绅之望。回命有司。速定大典。”情恳意切，言辞激烈，“帝不得已而从之”。于是颁《允行封禅诏》：“可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实，有事泰山。所司与公卿诸儒详择典礼，预为备具，勿广劳人，务存节约，以称朕意。”(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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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负责撰拟封禅仪注，与徐坚、韦绦、康子元、侯行果，并众礼官一起“稽虞典，绎汉制”，综合《贞观礼》和《显庆礼》，反复推敲，对封禅礼仪多所改订，如奏请以睿宗配享皇地祇等。比起汉代以及贞观、显庆二礼，最大的特点，就是程序的简化。如改汉武的两封两禅，为一封一禅，并将初、亚、终三献之礼一次完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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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仪注拟订过程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柴望之礼，有人主张先燔柴后祭祀，有人以为应先祭祀后燔柴。各引经典，相持不下。张说议曰：“凡祭者，本以心为主，心至则通于天地，达于神祇。既有先燔、后燎，自可断于圣意，圣意所至，则通于神明。”燔之先后，不好由臣僚越俎代庖。即认为祭祀本以心意为主，心灵贯注，自然能够通于神明。燔、燎之后先，只是末节，这些具体仪节应该随皇帝的心思而定。与之相应的，张说还提出一个“临时量事改摄”的原则。即针对琐屑的仪节，可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决定取舍。如四门助教施敬本有驳旧封禅礼八条意见，言之有理，张说将其中四条吸收在仪注中，其余则建议玄宗根据“圣意”，临时斟酌“改摄”。这种对于国家隆重大典，采取灵活变通方法的态度，与上述“凡祭者，本以心为主”的理论，均表明此次封禅属于儒家神道设教的政治特性，而冲淡了蒙于其上的宗教神秘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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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一行于十一月初六（丙戌）至泰山，休整之暇，又与贺知章议定了封禅的最后仪程。如分昊天上帝与五方帝为君臣，改封、禅由玄宗君臣于泰山上下同时进行等。“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以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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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又问贺知章何以前代帝王封禅所用的玉牒总是秘而不宣？贺知章答曰：“玉牒以通意于天，前代或祈长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玄宗则光明磊落地宣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密请。宜将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其文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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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嗣天子臣某，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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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亲自撰书《纪泰山铭》，勒于岱顶大观峰，并令张说撰《封祀坛颂》、源乾曜撰《社首坛颂》、苏颋撰《朝觐坛颂》，均勒石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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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封禅，声势规模空前浩大，“张皇六师，震詟九宇。旌旗有列，士马无哗”，仪仗绵延长达百里。还邀请四夷君长及蕃夷客使“从封泰山”。既使其得以“观国之光”，又保障了四裔边境的安全，促进了国际文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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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封禅，礼仪之庄重，规模之盛大，气势之宏伟，天下壮观。“夜中燃火相属，山下望之，有如连星自地属天”；“丝竹之声，飘若天外”(142)这种盛大隆重祥和庄敬的典礼，是开元盛世社会安定，财力雄厚，文化鼎盛的集中体现。不仅宣示了帝王的尊荣、国家的权威，也扩大了儒道文化的影响，促进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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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礼毕返程过曲阜。“幸孔子宅，亲设奠祭。”(143)并赋《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诗：“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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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泰山，是张说倡导复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复兴儒家礼乐制度，其意义不仅仅是为尊崇王室地位，更是盛世之治社会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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