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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礼，即有关国家军事战争方面的礼仪活动。如《周礼》所举有：大师（召集整顿军队）、大均（校正户口，调节赋征）、大田（检阅车马人众，亲行田猎）、大役（因建筑城邑征集徒役）、大封（整修疆界、道路、沟渠）；《春秋会要》所列举：校阅、搜狩、出师、乞师、致师、献捷、献俘等项。《大唐开元礼》则规约为：告太庙、命将、出师、宣露布、劳军、讲武、观射、马祭、大傩（即驱疫）等。以及因此而需动员调集的大量人力活动，如建造城邑、畋猎，即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因其依照军事程序进行，狩猎同时，亦具有检阅和训练军队的意义，因之亦属于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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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礼，指诸候对天子的朝觐，天子遣使迎劳诸侯，邦国之间的聘问、会盟等外交往来及接待宾客的礼仪活动。如《春秋会要》所记，有朝聘周王，王聘诸侯，锡命，公朝大国、大夫出聘或来聘等类事例；王公以下直至士人相见礼仪，也属宾礼。宾礼有时并非单独行施的礼仪，往往与其他典礼相伴随。据《仪礼·士相见礼》郑玄注：“士相见于五礼属宾礼。”(158)至唐代则将接待番国礼仪纳入其中。如《新唐书·礼乐志六》：“二曰宾礼，以待四夷之君长与其使者。”(159)包括蕃国主及其使者来朝，遣使迎劳、蕃国主奉见等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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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礼，即国家以及乡党、家族甚至个人，具有喜庆、纪念意义或用于联络感情，亲睦人际关系的礼仪活动。如君主登基、册立太子、策拜王侯、节日受朝贺、天子纳后、太子纳妃、公侯大夫士的婚礼、冠礼、宴飨、乡射、乡饮酒等。《周礼·大宗伯》：“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160)诸侯间的庆贺，朋友间的宾射，也都属于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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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所谓礼，不仅指社会生活中的规定和仪式，还包括国家政治制度在内。许多政制、法律方面的规定都属于礼的范围，所以自古礼法并称。诚如章太炎所说：“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161)秦汉以后，官制和法律逐渐从礼制中分出独立，礼就成为章氏所指的“仪式”，亦即礼仪了。可是章氏又说：“《传》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此非独官制、刑法、仪式云云也。阖置善人，慎固封守，一切会归于礼。其在氓俗，大者务施报，次即尊贤敬耇。是之不务，而责青黄黼黻之间，故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162)可见礼和“仪式”还是应该是有所区别的，礼毕竟还包含着礼制和礼意两方面的内容，亦即礼首先是按照一定的礼意而制定的制度，“仪式”只是体现这种制度的形式和仪节。孔子认为礼乐的内在实质是仁德，礼乐只是仁德外在的表现形式。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63)认为礼乐应体现仁爱之情，正义之行，而其目的在于营造社会的和谐，非仅是赏心悦目的仪节和鼓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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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与礼仪，含有大量祭祀天地祖先风雨山川的内容，这与三代以来的尊天敬祖思想有关。古人认识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164)，日月星辰，风雨山川，“以为皆有功于民，故祭之也”(165)。“有益于人则祀之”(166)。感激报本之心和敬畏之情，所表现与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礼的意义侧重在规范社会秩序，和节制人的行为，使人的自然情感通过具有美感的礼仪形式，从而得到适当的表达。但其主要功用还是在于调节社会各阶层以及相同阶层之间的人际关系，消解矛盾，使之如何和谐相处。如《礼记·曲礼上》就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167)从积极的方面看，礼可以使整个社会秩然有序；从消极的方面看，礼又是防范社会动乱的堤防。《礼记·坊记》记载孔子的话说：“君子之道·辟则坊欤？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坊”是水的堤防，而礼则是限制“民”逾越的一种堤防。又说：“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以百乘，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168)很明显，这里所谓的“民”，是指包括诸侯公卿大夫士在内的所有人群。甚至要求富贵者对待平民也要以礼相待，不可侵侮。如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169)如此看来，礼之设，就是为了调节社会人群上下左右的关系，避免冲突造成横决的堤防，并非防民如贼一般，专为限制百姓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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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礼乐总是相须而行，隆重的典礼都须配合以相应的音乐；认为音乐是礼乐政刑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致治措施。《礼记·乐记》篇开宗明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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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先王之制礼乐”，“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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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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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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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并称，不仅仅是两者原初即具有的自然关联，或者后来所刻意追求相互配合的视听效果，而且还因为两者对社会秩序和人生素养，具备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补充的引导功用。如所周知，音乐与其他艺术一样，既可以抒发个人的情感，也可以唤起人群的共鸣，具有无形的感染力量。故尔音乐又常为时代盛衰风俗良窳的表征，常随着时代的风习而转移。诚如《诗序》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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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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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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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通典·乐序》也曾揭示音乐与政教的关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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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因乐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风俗。将欲闲其邪，正其颓，唯乐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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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种配合不同的礼乐场合属于雅乐的音乐，也具有闲邪正颓的教化作用，非仅一味地取消人际的界限，只是强调人间的“和同”而已。所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过制则乱，过作则暴”。在这里，礼乐同样有着建立秩序化民成俗的功效。但是对礼乐的过度追求，也会使之走向反面。《乐记》因之又说：“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极味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72)。礼乐的制作，并非为了以壮观瞻，极视听口腹之欲，而是要通过礼乐的陶冶，去恶扬善，效法天地自然阴阳和谐的法则，使社会和人生走向更加符合人性发展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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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唐开元礼》的制作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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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的制定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正如《礼记·乐记》所云：“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173)唐高祖入关时“方天下乱，礼典湮缺”，以窦威熟谙朝章国典，乃令其裁定制度。高祖“语裴寂曰：‘威，今之叔孙通也’”(174)。这是每个朝代兴起，功成治定，都要发发生的事情，即使礼典并未湮缺，也必须重新制礼作乐。因为《礼记·乐记》又说：“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175)但这并不等于说古代的礼乐经典失去权威和恒定性，可以任意而为，各行其是。而是重在强调礼乐因时制宜的特点。孔颖达《正义》对此语疏解曰：“若论礼乐之情，则圣王同用也。”“此论礼乐之迹，损益有殊，随时而改，故云不相袭也。”即是说夏商周三代圣王制礼的意图是相同的，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却应该随着时代的改变，而进行因时制宜的损益和改作。尤其是当一个王朝走向没落时，其礼乐的形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季札有观礼闻乐而知兴衰之说。例如东汉隆礼，其后期便出现虚伪的礼教，加之魏晋司马氏肆意践踏礼教的最基本准则，遂激起魏晋时代玄学弃礼的反动。又如南朝政权更迭频仍，世族朝不虑夕，及时行乐思想的驱使，便产生哀感靡丽的乐声，被指为靡靡的亡国之音。失去了先王制礼作乐的精神，所以非重新改作不可，非仅以示区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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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各时代都不乏潜心研究礼乐经典，追求礼乐精神，企图补偏救时的学者。所以在南北朝及隋时，礼学研究，因衰世颓风所激，反而呈上升趋势。据南北史《儒林传》所载，南朝“通三礼”、“善三礼”或“尤精三礼”、“尤长三礼”的学者举不胜数。北朝则因周文帝以《周礼》为立国大法。“公卿以下，多习其业。”(176)并直接影响到隋唐的政治制度与学风。所以赵翼《廿二史札记》曰：“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并在历述唐代礼学名家之后说：“此可见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而非徒以炫博也。”(177)但是，社会礼乐文明的状况，不在其有多少人研究这门学问，而在于是否由当政者以政府的权威在提倡和推行。所以朝廷审礼正乐重订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的礼典，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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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孔颖达、贾公彦等奉敕撰“三礼”《正义》，定为择士授官的科举教材。然而影响唐初两帝决心奉行礼乐之治的，却是温大雅、窦威、陈叔达、魏征、房玄龄等儒学名臣。五人皆在隋末问学于王通之门，王通十分重视礼乐，认为礼乐是王道兴起的标志。曾说：“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178)认为王道之所以为政治所背弃，并非因为历代没有礼乐，而是这些礼乐没有体现出王道的精神，所以他提出修正礼乐的观念。但他并不认为房、魏诸人可以当此重任。如品评弟子之言谓：“玄龄志而密，征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达简而正。若逢其时，不减卿相，然礼乐则未备。”(179)承认诸弟子皆有治世之才，倘若遭遇明主，可以佐致太平，但并未许其可以兴复礼乐。房玄龄尝问礼乐于其师，子曰：“王道盛则礼乐从而兴焉，非尔所及也。”(180)看来在河汾弟子中，礼学确非房魏之优长，然而耳濡目染，尚能明文中子复礼正乐之遗意。例如太宗礼乐缘自人情说，即是深受河汾学派的影响，故能以此为基点，参稽古礼经典，重新制定出便时易行既往开来的《贞观礼》，并成为《显庆礼》和《开元礼》因时改订的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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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礼乐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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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其文杂以式令，而义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会。事既施行，议者皆以为非。上元三年，诏复用《贞观礼》。由是终高宗世，《贞观》、《显庆》二礼兼行。而有司临事，远引古义，与二礼参考增损之。(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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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初年，“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182)。太宗即位，“悉兴文教”，始令房玄龄、魏征等修改旧礼。撰成《贞观礼》“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贞观新礼》与《隋礼》相比，增加了天子上陵、农隙讲武、养老辟雍、太子入学、读时令等计二十九条内容。其余则“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183)重要的区别是重新排列五礼顺序，将凶礼移于最后，定为吉、宾、军、嘉、凶。按照事物发展的次序排列，似乎更为合理一些。可见这是对古礼的一次因时制宜的审定与系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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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即位后，“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未尽”。于是，诏令长孙无忌、杜正伦、李义府、许敬宗等人，“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于显庆三年春正月，诏颁天下行之，故名《显庆礼》。由于“其文杂以式令”，且多“希旨傅会”之目。“议者皆以为非”，导致出现二礼错杂并用，临事参酌古义施行，“无复定制”的局面。二礼之不同如封禅祭天燎柴之礼，自古有先后之别。先燔则祭奠在后，牲币须备两次之用；后燔则奠献在前，且可减省繁复和靡费。《贞观礼》已定先祭后燎，《显庆礼》又据许敬宗之议，改为先燔后祭。及开元中，诏定封禅仪注，康子元等提出降神以乐说，指出“先燔后祭”说“深乖礼制，事乃无凭。请依贞观旧礼，先祭后燎，庶允经义”(184)。然而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于是张说奏请玄宗：“若欲正失礼，求祭义，请从《贞观礼》。如且因循不改，更请从《显庆礼》。凡祭者，本以心为主，心至则通于天地，达于神祇。既有先燔、后燎，自可断于圣意。”(185)玄宗令依先奠后燔之仪。封禅泰山的礼仪，后皆收入《开元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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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贞观礼》既“节文未尽”，《显庆礼》又“事不师古”，都难以与盛世礼仪的需求相适应，迫切需要重修一部新的礼典。“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186)在王嵒上疏的同年八月，元行冲奉敕集学者撰著的魏征《类礼义疏》，适亦完成，将立学官。“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187)魏征就《礼记》新编《类礼》，元行冲所作《义疏》，以及王嵒奏议，都是针对古礼不敷今用而发。这与张说意欲复古通今的方向是一致的。但为何皆被其用同一理由予以驳止呢？盖张说之意以为，自古传习的经典，应该保持原貌，“不可刊削”，即是尊重历史。如要改作，以敷今用，就不如以贞观、显庆两度所修的《五礼仪注》为基础，参详折衷，著成一部《新礼》。《五礼仪注》应是贞观、显庆二礼的书名，所云“仪注”即是制度、仪节之谓，虽然是参酌礼义所定，但其内容并不涉及礼仪的义理。不似《礼记》为专论礼意之书。所以与唐代三部《五礼仪注》相对应的礼学经典应是作为礼典的《仪礼》而非作为礼论的《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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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采纳张说重修《五礼仪注》的建议，张说领衔，委托集贤学士徐坚、李锐、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开元十八年徐坚、张说相继辞世，历时四年，其书尚未最后完成。但从继任者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委托王仲丘撰著，只一年多时间即已完成来看，其书在张说辞世前即已完成太半。萧嵩最后完成的“五礼仪注”共计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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