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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唐开元礼》在礼制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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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唐盛世辉煌的产物，《大唐开元礼》代表着中古礼乐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在中国礼制史上，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为了阐述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还得简略地回顾一下礼制的历史。作为上古三代礼乐遗存的“三礼”，尤其《周礼》和《仪礼》简直就是一个包罗万象，体系庞杂的礼乐系统，举凡社会风习、官制政令、名物礼仪、兵刑法律、农工虞商，成为几乎无所不包而又缺乏明确类目的百科全书，加之百家异说，从政者难于从中按需取用。秦汉以后，官制与法律逐渐从中脱离，成为专门的体系，礼仪作为朝章典制一个独立系统，也变得明晰起来，遂渐次形成以“五礼”为纲目的礼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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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礼之名初见于《周礼》，《春官·大宗伯》有吉、凶、宾、军、嘉诸礼之分述，而《地官·保氏》始出现“五礼”之文，而且是与六艺、六乐以及射、驭、书、数并列而言。至东汉郑玄作注，始指明曰：“五礼：吉、凶、军、宾、嘉也。”(189)郑玄对五礼的概括分类，遂成为后世礼仪的基本框架。东汉末期朝廷制定的礼典，才明确地将礼仪概括为“五礼”。历魏晋以迄六朝，各代裁定《仪注》大典皆以“五礼”为线索进行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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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寰区一统，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实现了南北礼学的合流。炀帝又在广陵重加修订，谓之《江都集礼》，“由是周、汉之制，仅有遗风”(190)。可见隋朝新礼已是古代礼仪集大成之作。其于古礼搜逸补遗或许超迈前代，然而终嫌缺乏刊削与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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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定鼎长安，“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贞观年间，“偃武修文”，国事大定，唐太宗乃令房玄龄、魏征并礼官学士修改旧仪。这次修礼再次显示了贞观君臣勇于改制创新的气魄。太宗“更创新乐，兼修大礼”，魏征称其“自我作古，万代取法。”(191)而魏征的修礼原则则是：“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192)一上来就对《隋礼》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刊削。如房玄龄等与礼官述议，以为祭祀“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又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以为汉世封禅之法，“不在经诰，又乖醇素之道，定议除之”。又以旧礼禅梁甫于山上，“乃乖处阴之义。今定禅礼改坛位于山北”。增加皇太子入学、天子大射、陈兵太社、农隙讲武、养老于辟雍等礼，“皆周、隋所阙，凡增多二十九条”。还于凶礼中特增“《国恤》五篇”。“余并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太宗称善，颁于内外行焉。”(193)《贞观新礼》与《隋礼》相比，重要的区别是重新排列五礼顺序，将凶礼移于最后，定为吉、宾、军、嘉、凶。既按照事物发展的次序排列，又用以象征太平之治对待吉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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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显庆礼》是因为“《贞观礼》节文未尽”，诏令重修，虽然增加了三十余卷，但由于“其文杂以式令”，且多“希旨傅会”之目，如避讳天子丧礼，竟然删除《国恤》之篇；所增篇目又“事不师古”，故而“议者皆以为非”。因此导致临事参酌旧礼，使礼典处于“无复定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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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朝由张说、萧嵩前后主持编修的《大唐开元礼》，参酌折衷于《贞观》、《显庆》二礼，增至一百五十卷之多。其所增益刊削的标准，则多继承贞观君臣“自我作古”的精神。其实，这并不违背古代制礼的原则。如《礼记·礼运篇》谓：“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194)即只要合乎礼意，完全可以因时适宜地新制或改作。南宋宰相周必大尝拟作一篇《开元礼序》，亦曾阐述此理曰：“盖古今之不同，质文之迭变，虽先王未之有者，可以义起。奈何区区残编断简，泥古而窒今，使我朝盛典不传于后世耶？”完全肯定了这种自我作始的制礼精神。周必大还对礼典制作的意义及唐之三部礼典做出评价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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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之所用，有司之所守，非一定之论，则内外无所适从；非不刊之书，则子孙无所取法。今自贞观而至显庆，阅岁未久，二礼之不同，固未害损益之义也。然既出义府傅会，则非所谓一定之论，猥杂百司令式，则非所谓不刊之书。惟开元皇帝励精政治，有意太平，故能遴选儒臣，厘正钜典。惟坚等辩博通贯，体上之意，故能不泥不肆，克辑成书。自时厥后，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诸儒之讼，稽是书而可定。国家有盛举，不必蕝野外之仪，即是书而可行。世世守之，毋敢失坠，不其休哉。(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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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开元礼》是一部“不刊之书”，此后，“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诸儒之讼，稽是书而可定”。国家举行盛大典礼，按书施行，也不必再到郊野摆布茅束进行预演了。从此结束了历朝各代聚讼千年纷纶不已的礼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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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礼》于《贞观礼》采撷既多，然两者最大的不同，是质文之别。贞观制礼之时，疮痍未平，国力方复，故其时尚质尚简，凡“乖醇素之道者，定议除之”。所谓“节文未尽”者，节指仪节，文指文饰。有重本轻文的倾向；及至开元盛世，玄宗为好文之君，张说为文儒之雄，又志在粉饰盛时，其所修订之礼典重文的倾向可想而知，这从封禅泰山的规模铺张与礼器之豪华亦可窥见一斑。《礼记·礼器》有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正义》释曰：“礼虽用忠信为本，而又须义理为文饰也。得理合宜，是其文也。”“忠信为本易见，而义理为文难睹。”其实与本相对之文，还应该包括表现本实的形式，如礼器与仪节等。所以孔颖达又说：礼文之“丰俭随时也”。(196)汉代扬雄则曰：“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注云：“华实相副，然后合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97)《开元礼》便是与开元盛世相副，在丰实物力基础上绽放的文明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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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礼》颁行后的第四年，玄宗骄侈之心日增，“制令礼官议加笾豆之数及服制之纪。太常卿韦縚奏请加宗庙之奠”。崔沔建议曰：“当申敕有司，祭如神在，无或简怠，勖增虔诚”，“新鲜肥浓，尽在是矣，不必加于笾豆之数也”。产生了一定遏制效果。崔沔同时还有一段名言曰：“我国家由礼立训，因时制范，考图史于前典，稽周、汉之旧仪。”(198)意指《开元礼》即是国家隆礼而立之法则，是考稽周汉古礼旧仪，因时所制的规范，应予遵守。这是对《开元礼》权威的首次说明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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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元礼》确是古代礼制的集大成者，上承周秦汉魏，下启宋元明清，在中国古代礼制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此后各朝制礼，或官修、或私撰，皆祖周公而宗开元。《开元礼》颁行后约七十年，杜佑在所著《通典·礼典》赞叹说：“于戏！百代之损益，三变而著明，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谓盛矣！”《通典·礼典》共一百卷，以六十五卷篇幅，述上古至唐代诸礼之沿革；以三十五卷，撰为《开元礼纂类》，声明是“悉依旧文，敢辄有删改”，“冀寻阅易周，览之者幸察焉”(199)。节取章目，重排礼序，可视为《开元礼》的节本或纲目，且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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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采异同，将以振端末、备顾问者也，乌礼意之能建乎！但前古以来，凡执礼者，必以吉凶军宾嘉为次；今则以嘉宾次吉，军凶后宾，庶乎义类相从，始终无黩云尔。(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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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礼》循贞观之旧，将凶礼改置“五礼”之末，根据这一原则，杜佑《开元礼纂类》复将《开元礼》原定的五礼次序：“吉、宾、军、嘉、凶”，调整为“吉、嘉、宾、军、凶”。将嘉礼提为第二，使礼制在国家礼典的顺序更为合理。实际上，唐礼是把礼制的性质按照礼意，区分为吉凶两种，宾、嘉均属于吉庆性质，故尔以类相从，列于吉礼之次；军礼介乎两者之间，因为兵凶战危，无论战争胜负，战场与阵亡将士总是须要凭吊的，所以列于凶礼之前。进一步体现了“事有本末，知所先后”和以生民为本的礼乐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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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开元礼》曰：“讨论古今，斟酌损益，首末完具，粲然勒一代典制”，“诚考礼者之圭臬也”(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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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礼乐志》谓：《大唐开元礼》书成，“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202)。是说有关五礼的仪注至唐而大备，然而任何一部典则，只能提供一个基本准则，临时临事取用，还须根据具体情况予以损益调整，但都不会超过其所具有的权威性。据《唐会要》载，贞元二年，德宗敕令：“开元礼，国家盛典，列圣增修。今则不列学科，藏在书府。使效官者昧于郊庙之仪，治家者不达冠婚之义。移风固本，合正其源。自今已后，其诸色举人中，有能习开元礼者，举人同一经例。”(203)将之列入正式的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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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唐人自己的说法，“《开元礼》者，其源太宗创之，高宗述之，元宗纂之，曰《开元礼》，後圣于是乎取则。其不在礼者，则有不可以传”(204)。即是说《开元礼》是唐代前期几代人心血的结晶。不仅是对有唐，也是对自周公制礼以来历代礼典的总结与集大成，无疑是中国礼仪发展史上卓然特立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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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开元礼》作为一代典制，全书体例严谨，内容广博，系统详明，巨细靡遗，因而成为古代礼乐典制的渊薮。礼仪与礼制，虽非政治，却决定了治国临民的行事风格；虽非宗教，却令人产生诚悫敬畏之心；虽非法典，却具有法律的约束效力；虽非道德，却能提升人之心灵境界；虽非艺术，却予人文雅高贵的仪态美感。总之，其为现代社会学科所无法涵盖，却又可以贯通于所有人文领域，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人生多重关系的系统方式；属于中国先贤原创与特有的人文学术，则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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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盛典的《大唐开元礼》，从国家祭祀大典到重文视学的释奠；从协和万邦待人接物的宾礼，到农隙讲武冬狩畋猎的军备；从冠婚乡射饮酒投壶的嘉礼，再到赈抚凶年、劳问疾苦、丧葬吊祭服制等凶礼处理程式，无不周详备载。重要的仪节还配以相应的音乐，令人庄敬之心肃然而生。举凡上自帝王，下至百僚，以及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活动与日常生活都作有详尽规定。并已涉及平民的礼仪规范，开启了“礼下庶人”的发展趋势。诚所谓“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205)者矣。作为一种可见的充满诗意的礼仪行为，渗透到当时乃至后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士农工商，朝野风尚等各个领域之中，对中国礼教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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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唐开元礼》作为“今王定法”，“一代典制”，既是开元之治国力雄厚民心所向的产物，又集中地反映了开元时代文明鼎盛意气昂扬的盛唐气象。中国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其历史作用及现实意义都是不可以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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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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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澜《〈大唐开元礼〉初探—论唐代礼制的演化历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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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澜略论《〈开元礼〉的制定与封建礼制的完备化》，《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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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丽娱《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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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丽娱《新制入礼：〈大唐开元礼〉的最后修订》，《燕京学报》，2005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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