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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法思想的特点是主张天理、人情、国法的统一。国家法律制订的依据是天理和人情。或以为天理难知，人情废法。然而，此处所谓的天理乃是自然的法则，人情乃指天赋之性情。如上述缇萦救父的孝心，以及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即是。作为国法的成文法，必须上合天理，下近人情，即以自然法为根据，兼顾人情之好恶，按照情、理、法统一的原则立法，方可称之为良法；反之则为恶法。须知情与理，不惟人生最高精神追求，实即人之本质，亦人之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舍此弃而不顾，则非恶法而何？儒家情、理、法统一的立法精神，可以避免许多合理、合情而不合法以及相反情况的发生。而且更有利于对人权的保障。这就是中华法系与西方法系的根本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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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律疏议》的法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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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是我国法律制度史上保存最完整的一部法律典籍。并以其理论完善，条理清晰，社会涵盖面广而著称于世。其律法条文虽仅五百零二条，却能做到法无疏漏，因而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之作。今人所言及之唐律，即以泛称武德，贞观，永徽，开元等四朝律法，亦用以指称永徽律之《疏议》，即《唐律疏议》这部有代表性的法典。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代承袭秦汉立法成果，吸收汉晋南北朝律学成就，使唐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律的典型性，故对宋元明清之法律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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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惩于隋亡的教训，唐政权自成立之日起，即十分重视礼法的重定与执行工作。由于百废待兴，无暇制作，高祖命儒臣在隋《开皇律》的基础上，略加增损，制定了《武德律》。太宗即位后，又以《武德律》为基础，命“房玄龄与学士法官更加厘改。戴胄、魏征等又言旧律令重，于时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寻又愍其受刑之苦，谓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断人右趾，意甚不忍’”。遂亦废除刖刑，代之以流放。这样共“制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备五刑。”(239)著为《贞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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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初立法制律的过程中，贞观君臣曾就法律宽严及量刑轻重等原则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有劝太宗以威刑肃天下者；有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者；魏征尝痛切陈辞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也；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也。”(240)谴责了析言破律，锻炼成狱的酷烈之风。其论刑律的指导思想云：“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可以贵贱亲疏、喜怒好恶而轻重、屈伸之，“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241)。唐太宗则表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242)。因而主张立法“深宜禁止，务在宽平”；又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得使平允”。并总结历史经验和群臣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243)的主张。为避免重蹈秦隋严刑峻法的覆辙，必须废除严刑苛法。因而，《贞观律》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244)。奉行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从而奠定了“唐律”“以仁为宗，以刑为助”的基本特色。此外，太宗还注意到“援礼入律”的作用，把礼学作为制订与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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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这种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有其哲学认识的根源与依据，并非全是出于恻隐之心或者利害考量，而实为对天赋人权的一种敬畏。太宗《帝范》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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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之育物，犹君之御众。天以寒暑为德，君以仁爱为心。寒暑既调，则时无疾疫；风雨不节，则岁有饥寒。仁爱下施，则人不凋弊；教令失度，则政有乖违。防其害源者，使民不犯其法；开其利本者，使民各务其业。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之。威立则恶者惧，化行则善者劝。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故赏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罚者不怨上，罪之所当也。故《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赏罚之权也。(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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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由“天之育物”而赋予的生命存续权利，君王须体天心而以仁爱莅民；一方面天也有寒暑长育肃杀的权威或功能，所以帝王也须德威并施，以维持人间的秩序。所以法律教令之设，及其赏罚权量的适宜，目的还是为了“开其利本，使民各务其业”；“防其害源，使民不犯其法”。只有如此“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之”。才能使民安而政清，俗化而归淳，此即所谓的大中至正，无偏无颇的王道。这种礼法并重的措施，对促进贞观之治法良政善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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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还对律令的制定，提出一个“国家法令，惟须简约”的原则，认为如果“一罪作数种条格，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理道，宜令审细，毋使互文”。又说：“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246)在太宗的指示下，《贞观律》因而具备了了立法审慎、律条简明、相对稳定的三大特点。“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改。”(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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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律》一方面是继承了孔孟思想重视亲情，培养廉耻之心，以敦厚风俗的原则，一方面又弘扬了荀子“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的制度伦理。使儒家仁礼精神渗透于刑法之中，融为一体。嗣后历朝制订的刑律，皆以此为准则，不惟为唐立法，实亦为百世立法。也为中华法系的形成与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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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永徽初，敕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张行成等“共撰定律令格式。旧制不便者，皆随删改。”《永徽律》之于《贞观律》几乎无所损益，只是一次必要的审定而已。永徽于唐律的贡献，不在立法，而在法律的解释。永徽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所谓“定疏”，既是法律的标准解释，以用作考试与断案的“凭准”。于是长孙无忌、于志宁并刑部尚书唐临、大理卿段宝玄等，“参撰《律疏》，成三十卷，四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248)。其特征即是为每条律令，加以符合儒家经典义理和法意的注疏，即传世《唐律疏议》其书。钱大群先生说：作为古代刑律中旷古奇迹的《唐律疏议》，非为立法，而是侧重于法律解释而作，其直接目的，是作为法律专业考试评判试卷时的统一标准。然而史称“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律学是应用性学科，被各级法官作为“正刑定罪”的标准依据，必也在情理之中。《唐律疏议》首篇《名例》言及为律作疏的动机与宗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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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典宪，前圣规模，章程靡失，鸿纤辈举。而刑宪之司，执行殊异：大理当其死坐，刑部处以流刑；一州断以徒年，一县将为杖罚。不有解释，触涂暌误。皇帝彝宪在怀，纳隍兴轸。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是以降纶言于台铉，挥折简于髦彦，爰造律疏，大明典式。远则皇王妙旨，近则萧贾遗文，沿波讨源，自枝穷叶，甄表宽大，裁成简久。譬权衡之知轻重，若规矩之得方圆。迈彼三章，同符画一者矣。(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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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此，则高宗诏令作《律疏》的目的，还是以法律的平衡一致、统一适用为重心。《律疏》第一作用，是使刑宪之官知其然，即知其必须如此；然后阐明德礼为本，刑罚为末之理，沿波讨源，穷其枝叶，譬犹权衡之知轻重，规矩之得方圆，是使之知其所以然，亦即为什么必须如此。这就不仅仅是为科举考试作统一答案，而是由科举进入司法，期望通过义疏使执法者如何一致理解和统一适用法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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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本名《律疏》，据两《唐志》可知。宋后《疏义》、《疏议》其名错出，沈家本以为“或谓律文之疏并称‘疏议曰’，当以疏议为是”。然又将此“议曰”，与疏中之“问曰”等同，引《十三经注疏》或为“正义曰”，或为“释曰”为证，“称《疏议》者，亦后来流俗相沿之名，非此书之本名也”(250)。后来又在其《重刻唐律疏议序》中说：“名疏者，发明律及注意；云议者，申律之深义及律所不周不达，若董仲舒春秋决狱、应劭决事比及集駁议之类。盖自有疏议，而律文之简质古奧者，始可得而读焉。”(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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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群先生则以《唐律疏议》为一将错就错的书名，认为疏议曰的“议曰”是“做解释的发语词”。因为“到元代后，疏文部分开头所标的‘疏’与‘议曰’之间的句读关系被忽略，整个解释部分被直呼为‘疏议’，于是就将错就错地产生了一个书名——《唐律疏议》”(252)。这是一个不无可商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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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既是为《永徽律》所作之疏，则其格式，将一如经疏，作疏之前，必是先已有注，故其书由律文、注文及疏解之文三部分组成。作为义疏的《五经正义》，确有“疏，正义曰”的格式，然则，“疏”乃疏解义理之文体，而“正义”其名则标明其疏之目的，在于正旧疏之义；《疏议》之名亦可律此，同为义疏，《律疏》却是以“议”的形式出之。称为“疏议”者，因其亦为疏之一体，最早见之于隋代刘炫的《五经议疏》，即于疏解注文义理之外，再加评价式的议曰之文，是其创新的疏体。议有判断评价的意思，议以辨析决疑，其设问之文，正是为此而作。可见“议”与“疏”之释文解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且“议”本身就是一种文体，用以论事说理或陈述意见，至此而与疏体结合，谓之疏议，一如奏议、驳议然。即使疏、议各自为义，书名亦可顺理成章地称为《疏议》，不应存在任何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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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疏与经疏几乎并无不同，经疏虽有疏不破注之说，但还是以追求经义为主，由于注欲简而疏可详，故可对经传义理多所发挥；律疏亦然，要求忠实详尽地阐明注文和律义；稍异的是，经疏是以解传疏注为主，而律疏则对律条及其注文同等对待，按照律十二篇的顺序，对律文和律注皆须进行逐条逐句的详细疏解。诚如清励廷仪《唐律疏义序》所云：“其疏义则条分缕别，句推字解，阐发详明，能补律文之所未备；其设为问答，互相辨难，精思妙意，层出不穷，剖析疑义，毫无遗剩。”(253)在阐明律义推原法意的同时，也扩大充实完善了律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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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俊文先生研究，律疏对唐律的解释，并非律义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律文的引伸发展，具有与律文同等的权威性。它不但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学的优良传统，也适应了唐代司法实践的需要；不但使唐律“典式”大明，也使律疏本身成为唐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与唐律“并行”的国家法典性质。(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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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柳贇在《唐律疏义序》中历数律典的演变，至唐律而赞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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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十二篇云者，裁正于唐。而长孙无忌等十九人承诏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范甚详，节目甚简，虽总归之唐可也。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始太宗因魏征一言，遂以宽仁制为出治之本，中书奏谳，常三覆五覆而后报可，其不欲以法禁胜德化之意，皦然与哀矜慎恤者同符。(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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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之所以成为历代律法之翘楚，不惟是历代法典的集大成，也是儒家宽仁立法精神精华之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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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作为唐代立法与法律解释的权威文献，德刑并重，寓礼于法，充分体现了中华法系的精神素质。诚如《四库全书提要》所引：“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256)其主旨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皆晓阳秋，相须而相成者也。”又说：“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名诫。”(257)律令既以“德礼”为本，则刑罚的对象主要是“亏损名教”即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将礼、法合一，统一了礼法规范，将“人情（情理）、国法”进一步联系起来。《唐律疏议》的制作与颁行，标志着儒家礼法思想的制度化，为古代礼法社会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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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唐六典》的制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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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法治精神较前代最大的不同，即其法制已经不仅限于刑法，古代礼法浑然一体、政刑不分的状态，产生了明显分化的趋势。《唐律疏议》、《开元礼》和《唐六典》的分别制定，即是唐代立法者力图将行礼法政刑分开的一次尝试。《唐律疏议》是历史上礼法分立的集大成；《开元礼》则将“礼”明确限定为五礼之仪的范围之内；而礼中有关国家法制的部分，如典章制度，官制及其职责范围，相当于古礼《周官》的内容，则由撰著《唐六典》来承当，至是礼法有了明确的分工。根据《唐六典》内容、性质与功能，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将其定为古代行政法典，是十分恰当的判断。因之可说，《唐六典》的出现，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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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六典》题为唐玄宗“御撰，李林甫等奉敕注上”。其实二人皆非《六典》的撰、注者。题为“御撰”者，表明此乃国家法典，故由皇帝签署也；唐代法典及史书例由宰相监修，《六典》适完成于李林甫任上，故得由其签署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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