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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遂命陆贽起草《诛李怀光后原宥河中将吏并招谕淮西诏》，充分肯定李怀光奉天勤王解围之功，宽宥河中胁从叛变将吏，褒奖壮烈死节之士；再次痛切自责，深致贬损，以昭示朝廷息兵罢战的诚意。遂使僭越者无以为辞，观望者其心亦安。河北诸镇相继上表输诚，李希烈不久亦被其部将毒杀，一如陆贽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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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中四年至兴元元年，两年间狂飙迭起，险象环生，卒赖陆贽冷静分析形势，运筹帷幄，挽人心于既散，扶大厦于将倾，终使德宗还于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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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鉴》评价陆贽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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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者之知国，如良医之知疾，察其形色，视其脉理，而识死生之变，不待其颠仆而后以为病也。陆贽论用兵之乱，如蓍龟之先见，何其智哉！夫岂如瞽史之知天乎，亦观其事而知之也。非独为贽之贤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觉也。天下之患在于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听，则末如之何也，必乱而已矣。(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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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返都之后，陆贽仍任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时贽母韦氏在江东，上遣中使迎至京师，搢绅荣之。”贞元三年，陆贽丁母忧，寓居嵩山丰乐寺。“籓镇赙赠及别陈饷遗，一无所取。与韦皋布衣时相善，唯西川致遗，奏而受之。”德宗复遣中使至苏州护贽父柩车至洛合葬，礼遇逾于恒人。免丧，权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学士。“恩遇既隆，中外属意为辅弼，而宰相窦参素忌贽，贽亦短参之所为，言参黩货，由是与参不平。”如权《序》所言“内外属望，旦夕俟其辅政，为窦参所嫉，故缓之”。同嫉陆贽者还有吴通玄、吴通微，吴氏兄弟在翰林“与陆贽、吉中孚、韦执谊并位，贽文高而有谋，特为帝器遇，且更艰难，有功。通玄等特以东宫恩旧进，昵而不礼，见贽骤擢，颇媢恨”(73)。“会贽权兵部侍郎，知贡举，乃正拜之，罢内职，皆通玄谮之也。”(74)贞元七年，陆贽“罢学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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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八年科试，同考官还有崔元翰、梁肃等，“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日，虽众望不惬，然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75)，“得人之盛，公议称之”(76)。据《旧唐书·欧阳詹传》说：“（詹）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77)唐《科举记》更录二十三人姓名，曰“榜多天下孤隽伟杰之士，号‘龙虎榜’”(78)。韩愈亦曰：“其一二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79)而导致谤毁的起因是陆贽的取人之法，亦即所谓“通榜”法，宋人洪迈释之曰：“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因已定于胸中矣。”(80)“通榜”之优点在于对人才的全面考察，缺点是易牵于私人请托，以致“众望不惬”。这就易给政敌以可乘之机。“窦申恐贽进用，阴与通玄、则之作榜书以倾贽。”(81)《旧唐书·吴通玄传》亦云“则之令人造榜书，言贽考试举人不实，招纳贿赂。”诽谤其他犹可，诽谤陆贽纳贿实在是拙劣至极，德宗曾批评陆贽“清慎太过”，劝其“如不能纳诸财物，至如鞭靴之类，受亦无妨者”，结果还受到陆贽的反驳，岂肯相信这等谣言。但是五人的被贬终至被杀，却非仅为诽谤。李则之是宗室亲王，这一事件暴露出朝臣与亲王过从太密，有“交结中外，意在不测”的嫌疑，这是德宗所不能容忍的。陆贽上《商量处置窦参事体状》，从“典刑不滥于清时，君道免亏于圣德”出发为之辩护，又上《奏议窦参等官状》、《请不簿录窦参庄宅状》，就德宗对窦参的处理提出公平中肯的意见，但都没被采纳，窦参等终被处死并没收财产。虽然如此，陆贽“以直报怨”的高风却足以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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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陆贽被任命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成为真正的“宰相”。“贽久为邪党所挤，困而得位，意在不负恩奖，悉心报国，以天下事为己任。”陆贽任相后，“请许台省长官自荐属官，仍保任之，事有旷败，兼坐举主。上许之”。俄以“外议云：‘诸司所举，多引用亲党，兼通赂遗，不得实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后卿等宜自选择，勿用诸司延荐。”又取消这一决定。德宗性本刚愎自用，又惩于杨炎、卢杞朋党之失，“贞元已后，虽立辅臣，至于小官除拟，上必再三详问，久之方下”。对政府设立的职司及宰臣不信任，是德宗出尔反尔的根本原因。陆贽因上疏论之曰：“陛下既听臣言而用之，旋闻横议而止之，于臣谋不责成，于横议不考实，此乃谋失者得以辞其罪，议曲者得以肆其诬。”“计不定则理道难成，言不实则小人得志，国家所病，恒必由之。”委任台省长官自择属吏，“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暗谬之责。人之常性，莫不爱身，况于台省长官，皆是当朝华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责者耶！”这一点本是不应过虑的。又指出“今之宰臣，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业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若由宰臣“悉命群官”，则是“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敭为暗投”(82)，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弊端。德宗虽嘉其言，但仍追寝前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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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不仅洞晓兵机，而且熟稔经济，知人善任，正是其担任宰臣的优势。贞元八年七月，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卒，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任，所选务须得人。陆贽向德宗推荐杜佑、卢徵、李衡、李巽四人，除杜佑外，其余三人均为刘晏培养提拔的理财能吏，皆堪当此大任。德宗未许杜、卢；陆贽建议先授李巽给事中权判度支，待李衡进京后授予此职。德宗本已同意，不料突然改悔。又认为“司农少卿裴延龄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陆贽因上《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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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以周制六官，实司理本，冢宰制国用，量入为出；司徒掌邦赋，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准平万货，均节百司，有无懋迁，丰败相补。利害关黎元之性命，费省系财物之盈虚。加以馈饷边军，资给禁旅，刻吝则生患，宽假则容奸。若非其人，不可轻授。裴延龄僻戾而好动，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坚伪无耻，岂独有识深鄙，兼为流俗所嗤。顷列班行，已尘清贯，更居要重，必斁大猷。是将取笑四方，贻殃兆庶。尸禄之责，固宜及于微臣；知人之明，恐伤于圣鉴。(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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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德宗能够“重循前议”，更於四人之中，选择取其优者。或更与其他宰臣“参详，去邪勿疑，天下幸甚”。斯时已无失国失位之虞的德宗，自然是圣意难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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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延龄任度支不久，时任谏官右补阙的权德舆即曾两度上疏弹劾，一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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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所务，天下至重，上系邦本，下系元元。苟非全才通识，则有所壅。自裴延龄受任已近半载，群议纷然，皆曰非宜。延龄切于感恩，昧于量力，思有以效，强所不通，则有枉尺直寻之心，多方自固之计，吏伺其隙，人售其奸，因缘蒙蔽，触类滋长，致远恐泥，学制实伤，异时其败，罪之何补。官司闾里，众口一心，评议喧哗，所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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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曰：“经费之司，安危所系。延龄顷自判权，逮今旬岁，不称之声，日甚於初。群情众口，喧于朝市。”“臣职在谏曹，合采群议，道路云云，无不言此。岂京师士庶之众，愚智之多，合而为党，共有雠疾？陛下似宜稍回圣鉴，俯察群情。”(84)自然亦是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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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陆贽所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三奏量移官表》、《论沿边守备事宜状》均被德宗搁置，《议汴州逐刘士宁事状》、《请不与李万荣汴州节度使状》亦是“不从”，《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则直截“不听”，更惶论《论裴延龄奸蠹书》了。这与陆贽“内相”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细思其由，皆因裴延龄所言所行无不切合德宗此时的至尊心态与享乐心理；而陆贽仍旧思欲励精图治致君尧舜，且语言切直，少所避讳，早已使圣心不悦。《新唐书本传》说其“及辅政，不敢自顾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剀拂帝短，恳到深切。或规其太过者，对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不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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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谓“裴延龄，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仇。以得幸于天子，无敢言者。贽独以身当之，屡次面陈和上疏极言其弊。自古忠奸不两立，延龄亦对陆贽日加谮毁。终于在贞元十年十二月，除贽太子宾客，罢知政事。十一年春，旱，边军刍粟不给，具事论诉；延龄言贽与张滂、李充等摇动军情，激怒德宗，将诛贽等四人，会谏议大夫阳城等极言论奏，乃贬贽为忠州别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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贽在忠州十年，常阖户不出，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瘴疠，因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以示乡人。是其不能作救时良相，犹可为救世良医也。其间，德宗曾令新任刺史宣旨慰安，韦皋又累上表请以贽代己。顺宗即位，与阳城、郑余庆同诏征还。诏未至而贽卒，年仅五十二岁。朝廷议谥曰宣，世称陆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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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屡言“贽性畏慎”，然每临国事，则又“不自顾重”，剀切陈词，“不恤其他！”是真公而忘身者矣。故《旧唐书传论》曰：“贽居珥笔之列，调饪之地，欲以片心除众弊，独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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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论陆贽，无过于苏轼，轼于《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劄子》中，曾对陆贽作过如是评价：“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86)。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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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著作有诗文集十五卷，早佚，仅存收辑其制诰、奏草、奏议的《翰苑集》二十二卷。今有收录《翰苑集》及辑佚之作的《陆贽集》和《陆宣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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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陆贽的治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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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君心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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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是历史上少数思想与言行高度统一的政治思想家。陆贽“勤于儒学”，自然深谙儒家的治道，所谓治道，即是所以治国理民平天下之道。天下者，民也，治天下者君也。君与民因之成为治道的两大基本要素，或曰两端。民为基础，而君为顶极，各级官吏则是代君理民或为民请命的中间阶层。《尚书·泰誓》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孔传》曰：“言天佑助下民，为立君以政之，为立师以教之。”替天以佑助下民即是所谓的君师之道，武王之所以伐纣，就是因为殷纣失去了这个“君师之道”。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君权固然须得之于天命，而天之明命又须视民意之向背为若何而定。因而《泰誓》又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87)。《虞书》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孔传》：“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88)可见所谓天命，实际上亦即我民之命。《尚书·多方》有云：“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于民。”《孔传》“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惟乃自乐其身，无忧民之言。”(89)不畏天命的具体内容即是“大其逸豫”，“无忧民之言”。反之，孔子所谓之“畏天命”，亦即是“大畏民志”(90)。《大学篇》在说过“大畏民志”之后，紧接着说“此谓知本”。即是说民意乃是政本。至荀子则径直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91)两者的本末关系在儒家的意识中是十分清楚的。民为政本，也是法家出现之前，古代思想界的共识。战国法家提出“君本”的思想，则是君主在政治运作中，权力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因为原初儒家都是为民立命的圣贤，而非民自身，只能设想出由“圣王”来为民之主。虽然如此，本来在民的“权原”，仍须让渡于代表民意的君王，但是倘若王而非圣，却没有正常的制度来限制其权力，又没有正常的力量来执行“则易位”的主张。所以儒家在不得已的情势下，支持拨乱反正的政变和顺天应人的革命。而在一般情况下，只有“致君尧舜”之一途可行，即依靠说服的办法来解决君主与天下之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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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为治之道的核心问题，就成为如何“格君心之非”，而格君心的方法和标准即是絜矩之道。“格君心之非”与“絜矩之道”都是古代圣贤提出的为治理论，“絜矩之道”是曾子为修齐治平而提出的为人处世准则，属于可以跨越时空的普世伦理。而“格君心之非”的理论，由孟子提出，由于君主成为中国治道的“权原”和关键，所以孟子曰：“人不足与適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92)意即国家用人、行政之失，都不足以厚非，最重要的是正君主的用心。国君心正，则国家政事皆可正定。这个能够格正君心的人，自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因其具有这方面的德能胆识，故称之为“大人”。这是一个在中国专制政体下特有的命题。而这样的“大人”，在后世历史上并不鲜见，但能将道术两者完美结合起来，淳熟地加以运用者，则非陆贽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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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还有一个君臣的关系在其间，按照儒家的理想，君臣之间应按朋友关系处理，如子思即认为“君臣，朋友之择者也”。所以，孔子提出的原则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勿欺也，而犯之。”(93)“以道事君”之道，是指天道和人道，天道无私，而人之道即是仁与义。儒家即以此公正无私之天道及讲仁与义的人道规范中国古代的治道，对违背治道的君主不惜冒犯地予以激烈的批评。如果君主不听谏阻，那就应该“止”，即中止合作，辞官退隐。孟子的仁政主张，则将儒者处于君民之间的位置，明显地向民的一方倾斜，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意即在治道之中，人民的价值最为贵重，社稷次之，君最为轻。因为人民是社会、国家的主体，无民何有乎社稷？而君主是可以替换的，“诸侯（君）危社稷，则变置”。由于立场站在人民一边，真理在躬，所以具有“说大人则藐之”的大丈夫气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精神。孟子认为儒者之于君主，首先应该教以“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的为国之道，使“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人伦指以制取民等人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臣之与君，无论是朋友还是君师，都是平等的关系。因而反对臣对君主的无条件顺从，“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儒家主张君臣以义合，不合则去。但如果君有“大过”而不听劝谏，则应考虑如何请其“易位”(94)。说明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已经颇具以臣民为主，君为客的意味。但是，孟子的理路，没有在现实中贯彻下去，自秦政按法家模式建立起统一大帝国，君为主臣民为客的专制政体，遂成为中国二千年不醒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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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尊君卑臣（民）的思想原则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上的严刑峻法，一是经济上的“利归于上”。自从“汉承秦制”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朱熹曾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95)而在经济领域，诚如苏轼所云：“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96)在“秦制”的现实之下，儒家的治道思想不得不作相应的调整，一方面坚持民本和“格君心之非”的思想原则。一方面与之相适应地吸纳了法家的“三纲”说，不过也将君、父的表率及相对意义带入其中，不尽是无条件的服从而已。对于无以限制的君权，不得已而抬出天的权威，“天谴说”便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民意在董仲舒那里，只能曲折地表述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97)“格君心之非”也只能借助“天谴”说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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