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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29 陆贽出而应世的时代,正值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藩镇割据、诸侯叛乱、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整个唐王朝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当时继位的德宗皇帝,在代宗一朝刚刚有所起色的经济基础上,不先致力于解决民生问题,而是急于用兵讨平叛镇。不听朝命,割据一方的藩镇,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有为的皇帝自应将其讨平。但战争不是可以仅凭意愿发动的,需要雄厚的物质准备和战略策划,亦即所谓的谋定而后动,最重要的还有民心的向背。而德宗全不度德量力,又不能听取陆贽对战争形势应分轻重缓急的分析,采纳其“端本整棼之术”,结果祸起肘腋,引发泾原兵变,乘舆一幸奉天,李怀光叛变,再奔梁州,面临亡国丧家的威胁,德宗表现出悔悟之情,能够听进逆耳忠言。卒赖陆贽的运筹帷幄,文经武略,内外戮力,方使唐室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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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31 陆贽在奉天兴元的奏议,其实并非什么奇计妙策,无非就是经国成务之要,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节用安民之术、布德服远之策。然而终能招复人心,克敌制胜,还于旧都者,就是能用诚信二字格正德宗之心,以“絜矩之道”度己及人,故能料敌如神,感人至深。化危机于无形,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分析陆贽这些饱含激情和睿智的政论,无疑也会增强对儒家为治之道的理解,岂虚言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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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33 儒家的民本主义理想原则,就是将君主与天下人同欲作为基准,以民为政治之主体,亦即政治权力的根源。陆贽将民与德宗最关心的财及兵的关系进行比较曰:“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兵者,财之蠹也。”(101)因而治国理乱必须“以人为本,以财为末”,至于兵,若非万不得已,绝不能轻用。陆贽强调民是源,财是流;民是本,财是末。应该重民而非重财,只要得人何患无财,因为“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易于理解,但如何使之落在实处,却非易事。一般统治者以为拥有广土众民,即谓“得国”,而实则须得民心方谓之得国。所以陆贽说:“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陆贽反复强调人君“得人心”的作用与方法“在于审查群情”,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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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35 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急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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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37 此即孟子所谓“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103)之意。陆贽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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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39 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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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41 以上议论,阐述了治道的两大要点,一是摆正君心与群情的关系;二是按照民心处理好人与财的关系。此处只论治道的第一要点:既然“理乱之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向背是政权安危国家兴亡的关键,那么,治国理乱,就应“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105)。亦即须奉行晋代袁准所谓“以人治人,以国治国,以天下治天下”(106)之道。明代吕坤曾引伸《中庸》“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之言曰:“君子以人治人,不以我治人。”(107)则此语即是以国人乃至天下人之欲恶治国理天下,而不可以皇帝一人之欲恶强加于天下人。道家《关尹子》其书对这一思想阐述得更为明白:“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108)可见此是儒道两家共同认可的治世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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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43 由于君主掌握着权原,所以其意志便成为决定国家政策,并进而成为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格君心之非的意义,正在于此。而关于人心之向背,不是让民心向君心靠拢,而是要求君心与民心同其好恶,不仅出于民心关系天下得失的利害考虑,也是对民心民意的真正尊重,可谓已经触及到政治良窳的核心部位。其价值、其意义,是值得认真思考并予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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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45 陆贽所遭遇的君主,是一位富有才智意欲有为的昏君。《旧唐书》说他:“天才秀茂,文思雕华”,“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治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109)然观其所为,皆太平时期清廉皇帝的形象,而于拨乱世反诸正,则毫无弘谋远虑,内忧外患未除,则先自毁长城,因猜忌而罢郭子仪兵权,信谗言而杀宰臣刘晏。贞元以前,其心目中只有两件事,一是倾国之兵以讨叛;二是想尽办法税敛民财以供军需,因此而重用聚敛之臣,亲信逢迎自己的小人。自逞好恶,怠慢天下人之心,遂致天下分崩离析。蒙难时期的德宗尚能信任陆贽,及至还朝,马上故态复萌。《新唐书》说他“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110)。实则是有意利用小人,以达到控驭群臣的目的。所谓悔悟,所谓罪己,都不过是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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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47 德宗向陆贽求教“当今切务”,陆贽认为当前政治危机,都是由于君主的不能推诚于群下,甚而无端猜疑,又不能察纳雅言,以塞忠谏之路,终于招致“驯臻离叛,构成祸灾”(111)的乱局。所以竭力劝勉德宗“广接下之道,开奖善之门,宏纳谏之怀,励推诚之美”。使上下一心,共图治道。陆贽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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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49 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诚。守诚於中,然後俾众无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唯信与诚,有补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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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51 其推诚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务于尽言,所贵乎出言则可复。任人不可以无择,所贵乎已择则不疑。言而必诚,然后可求人之听命,任而勿贰,然后可求人之成功。诚信一亏,则百事无不纰缪;疑贰一起,则群下莫不忧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过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当,可求贤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则推诚之道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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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53 明君治国,必须广开言路,陆贽阐述纳谏之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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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55 其纳谏也,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故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是则人君之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是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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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57 陆贽阐发推诚纳谏的意义可谓淋漓尽致。但欲解决天下分崩离析的所有矛盾,则必须消融德宗与天下人的对立,对立既然是君主自逞才智所造成,那就必须抛弃君主个人之好恶与才智,“叶成汤改过之美”,“体大禹拜言之诚”,唯其如此,才能转祸为福,复归太平。陆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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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59 至於匹夫片善,采录下遗,庶士传言,听纳无倦。是乃总天下之智以成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迩归心,孰与为乱!化疑梗为訢合,易怨谤为讴歌,浃辰之间,可使丕变。陛下傥行之不厌,用之得中,从义如转圜,进善如不及,推广此道,足致和平。(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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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61 总天下之智以成我之聪明,所见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其令必行。因之意欲平治天下者,应有公天下之心,而不可私其腹心,其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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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63 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人之心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人之耳目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尽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为心,则我之好恶,乃天下之好恶也。安在私腹心,以售其侧媚也。以天下之耳目,则天下之聪明,皆我之聪明也。安在偏寄耳目,则以招其蔽也,同欲者谓之圣帝,与天下违欲者谓之独夫。(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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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65 私其腹心,就是任用逢君之欲,侧媚取宠的奸佞小人,以为自己的腹心耳目;倘能以天下之耳目之聪明为我之耳目我之聪明,则不会偏听偏信,受其蒙蔽。所以说与天下同欲者,即是圣王,反之则是独夫。先于陆贽的刘晏亦有类似的思想,其言曰:“臣闻统天下者以天下,举直错枉,不私其观,故能启至公之门,塞群邪之路。”(115)可见天子以私欲临天下,亦必然同时为奸邪之徒广开方便之门,这是一事之两面,势不能免。所以朝有大奸,即可断定其君为昏,虽苏秦张仪再世,不足以为辩矣。按照儒家的政治理想,陆贽希望君主顺应天下“自为”的规律,认同天下人的欲恶,不须对国家各职司部门及天下之自治进行过多的干涉。也就是说陆贽具有“无为而治”的为政倾向。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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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67 圣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无为之心,而观物之自为也。知亿兆之多,不可以智力胜,故一其至诚之意,而感人之不诚也。异于是者,乃以一人之听觉,而欲穷宇宙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虑,而欲胜亿兆之奸欺;役智弥精,失道弥远。蓄疑之与推诚,其效固不同也。以虚怀待人,人亦思附;任数御物,物终不亲。情思附则感而悦之,虽寇雠化为心膂有矣;意不亲则惧而阻之,虽骨肉结为仇慝有矣。(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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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69 “清其无为之心,而观物之自为”,即是《老子》所云“无为而无不为”之意。不过在此提请注意的是,“无为”属于道家思想,但“无为而治”却是孔子提出的哲学命题。“治”作为动词的治理是有为,与“无为”正相反对;而作为形容词的至治状态,也有违于道家崇尚的自然境界。是孔子融会老子思想,将两者结合,移之于治道,用以表述为政的最高境界。如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但尧舜的无为,既非“作为”,亦非毫无作为,然则“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17)恭己是为道德属性,为儒家所独有;正南面,则是端坐而视,并不亲力亲为的意思,亦即主张君主无为而群下有为。其义与道家的无为已自不同,所以,说陆贽具有道家思想,是不确切的判断。就陆贽的议论而言,其意无非主张天子临政,只须总揽全局,推赤诚于天下,但事“委任责成”即可。故其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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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71 所谓委任责成者,将立其事,先择其人,既得其人,慎谋其始;既谋其始,详虑其终。终始之间,事必前定,有疑则勿果於用,既用则不复有疑。待终其谋,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协於初者,赏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赏者无所与让,见黜者莫得为辞。夫如是,则苟无其才,孰敢当任?苟当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圣王,委任责成,无为而理之道也。(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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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73 陆贽认为在政务上君臣必须有所分工,“尊领其要,卑主其详;尊尚恢弘,卑务近细。是以练核小事,纠察微奸,此有司之守也”。“黜其聪察,匿瑕藏疾而务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因而认为天子“降尊而代卑职”,反是失德的表现。因之应该“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陆贽又阐述其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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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75 夫君上之权,特异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顺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时变。今之要契,颇具於兹。(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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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51877 德宗最大的失败,在于其自任才智,为了显示其天纵英明,尤喜过问具体的军政事务。按照陆贽的看法,德宗喜好过问具体政务的作风,只能算是为臣之道,而非为君之道。君道应是只管分责命官,而不过问具体的职事。诚如荀子所云:“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120)意即君主之道,在于知人善任,主管各类事务的只是臣工之道,舜治天下,但事委任,并不诏告具体的方略,各类事务反而皆能得到妥善处理。所以陆贽认为君道与臣道应有严格的区别,其所苦苦争执的就是希望德宗能把握这种君道,归根至本,行施合于理政规律的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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