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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出而应世的时代，正值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藩镇割据、诸侯叛乱、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整个唐王朝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当时继位的德宗皇帝，在代宗一朝刚刚有所起色的经济基础上，不先致力于解决民生问题，而是急于用兵讨平叛镇。不听朝命，割据一方的藩镇，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有为的皇帝自应将其讨平。但战争不是可以仅凭意愿发动的，需要雄厚的物质准备和战略策划，亦即所谓的谋定而后动，最重要的还有民心的向背。而德宗全不度德量力，又不能听取陆贽对战争形势应分轻重缓急的分析，采纳其“端本整棼之术”，结果祸起肘腋，引发泾原兵变，乘舆一幸奉天，李怀光叛变，再奔梁州，面临亡国丧家的威胁，德宗表现出悔悟之情，能够听进逆耳忠言。卒赖陆贽的运筹帷幄，文经武略，内外戮力，方使唐室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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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在奉天兴元的奏议，其实并非什么奇计妙策，无非就是经国成务之要，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节用安民之术、布德服远之策。然而终能招复人心，克敌制胜，还于旧都者，就是能用诚信二字格正德宗之心，以“絜矩之道”度己及人，故能料敌如神，感人至深。化危机于无形，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分析陆贽这些饱含激情和睿智的政论，无疑也会增强对儒家为治之道的理解，岂虚言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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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民本主义理想原则，就是将君主与天下人同欲作为基准，以民为政治之主体，亦即政治权力的根源。陆贽将民与德宗最关心的财及兵的关系进行比较曰：“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兵者，财之蠹也。”(101)因而治国理乱必须“以人为本，以财为末”，至于兵，若非万不得已，绝不能轻用。陆贽强调民是源，财是流；民是本，财是末。应该重民而非重财，只要得人何患无财，因为“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易于理解，但如何使之落在实处，却非易事。一般统治者以为拥有广土众民，即谓“得国”，而实则须得民心方谓之得国。所以陆贽说：“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陆贽反复强调人君“得人心”的作用与方法“在于审查群情”，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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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急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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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孟子所谓“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103)之意。陆贽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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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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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议论，阐述了治道的两大要点，一是摆正君心与群情的关系；二是按照民心处理好人与财的关系。此处只论治道的第一要点：既然“理乱之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向背是政权安危国家兴亡的关键，那么，治国理乱，就应“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105)。亦即须奉行晋代袁准所谓“以人治人，以国治国，以天下治天下”(106)之道。明代吕坤曾引伸《中庸》“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之言曰：“君子以人治人，不以我治人。”(107)则此语即是以国人乃至天下人之欲恶治国理天下，而不可以皇帝一人之欲恶强加于天下人。道家《关尹子》其书对这一思想阐述得更为明白：“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108)可见此是儒道两家共同认可的治世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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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君主掌握着权原，所以其意志便成为决定国家政策，并进而成为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格君心之非的意义，正在于此。而关于人心之向背，不是让民心向君心靠拢，而是要求君心与民心同其好恶，不仅出于民心关系天下得失的利害考虑，也是对民心民意的真正尊重，可谓已经触及到政治良窳的核心部位。其价值、其意义，是值得认真思考并予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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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所遭遇的君主，是一位富有才智意欲有为的昏君。《旧唐书》说他：“天才秀茂，文思雕华”，“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治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109)然观其所为，皆太平时期清廉皇帝的形象，而于拨乱世反诸正，则毫无弘谋远虑，内忧外患未除，则先自毁长城，因猜忌而罢郭子仪兵权，信谗言而杀宰臣刘晏。贞元以前，其心目中只有两件事，一是倾国之兵以讨叛；二是想尽办法税敛民财以供军需，因此而重用聚敛之臣，亲信逢迎自己的小人。自逞好恶，怠慢天下人之心，遂致天下分崩离析。蒙难时期的德宗尚能信任陆贽，及至还朝，马上故态复萌。《新唐书》说他“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110)。实则是有意利用小人，以达到控驭群臣的目的。所谓悔悟，所谓罪己，都不过是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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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向陆贽求教“当今切务”，陆贽认为当前政治危机，都是由于君主的不能推诚于群下，甚而无端猜疑，又不能察纳雅言，以塞忠谏之路，终于招致“驯臻离叛，构成祸灾”(111)的乱局。所以竭力劝勉德宗“广接下之道，开奖善之门，宏纳谏之怀，励推诚之美”。使上下一心，共图治道。陆贽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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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诚。守诚於中，然後俾众无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唯信与诚，有补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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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推诚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务于尽言，所贵乎出言则可复。任人不可以无择，所贵乎已择则不疑。言而必诚，然后可求人之听命，任而勿贰，然后可求人之成功。诚信一亏，则百事无不纰缪；疑贰一起，则群下莫不忧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过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当，可求贤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则推诚之道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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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君治国，必须广开言路，陆贽阐述纳谏之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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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纳谏也，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故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是则人君之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是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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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阐发推诚纳谏的意义可谓淋漓尽致。但欲解决天下分崩离析的所有矛盾，则必须消融德宗与天下人的对立，对立既然是君主自逞才智所造成，那就必须抛弃君主个人之好恶与才智，“叶成汤改过之美”，“体大禹拜言之诚”，唯其如此，才能转祸为福，复归太平。陆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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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匹夫片善，采录下遗，庶士传言，听纳无倦。是乃总天下之智以成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迩归心，孰与为乱！化疑梗为訢合，易怨谤为讴歌，浃辰之间，可使丕变。陛下傥行之不厌，用之得中，从义如转圜，进善如不及，推广此道，足致和平。(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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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天下之智以成我之聪明，所见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其令必行。因之意欲平治天下者，应有公天下之心，而不可私其腹心，其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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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人之心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人之耳目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尽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为心，则我之好恶，乃天下之好恶也。安在私腹心，以售其侧媚也。以天下之耳目，则天下之聪明，皆我之聪明也。安在偏寄耳目，则以招其蔽也，同欲者谓之圣帝，与天下违欲者谓之独夫。(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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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其腹心，就是任用逢君之欲，侧媚取宠的奸佞小人，以为自己的腹心耳目；倘能以天下之耳目之聪明为我之耳目我之聪明，则不会偏听偏信，受其蒙蔽。所以说与天下同欲者，即是圣王，反之则是独夫。先于陆贽的刘晏亦有类似的思想，其言曰：“臣闻统天下者以天下，举直错枉，不私其观，故能启至公之门，塞群邪之路。”(115)可见天子以私欲临天下，亦必然同时为奸邪之徒广开方便之门，这是一事之两面，势不能免。所以朝有大奸，即可断定其君为昏，虽苏秦张仪再世，不足以为辩矣。按照儒家的政治理想，陆贽希望君主顺应天下“自为”的规律，认同天下人的欲恶，不须对国家各职司部门及天下之自治进行过多的干涉。也就是说陆贽具有“无为而治”的为政倾向。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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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无为之心，而观物之自为也。知亿兆之多，不可以智力胜，故一其至诚之意，而感人之不诚也。异于是者，乃以一人之听觉，而欲穷宇宙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虑，而欲胜亿兆之奸欺；役智弥精，失道弥远。蓄疑之与推诚，其效固不同也。以虚怀待人，人亦思附；任数御物，物终不亲。情思附则感而悦之，虽寇雠化为心膂有矣；意不亲则惧而阻之，虽骨肉结为仇慝有矣。(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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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其无为之心，而观物之自为”，即是《老子》所云“无为而无不为”之意。不过在此提请注意的是，“无为”属于道家思想，但“无为而治”却是孔子提出的哲学命题。“治”作为动词的治理是有为，与“无为”正相反对；而作为形容词的至治状态，也有违于道家崇尚的自然境界。是孔子融会老子思想，将两者结合，移之于治道，用以表述为政的最高境界。如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但尧舜的无为，既非“作为”，亦非毫无作为，然则“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17)恭己是为道德属性，为儒家所独有；正南面，则是端坐而视，并不亲力亲为的意思，亦即主张君主无为而群下有为。其义与道家的无为已自不同，所以，说陆贽具有道家思想，是不确切的判断。就陆贽的议论而言，其意无非主张天子临政，只须总揽全局，推赤诚于天下，但事“委任责成”即可。故其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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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委任责成者，将立其事，先择其人，既得其人，慎谋其始；既谋其始，详虑其终。终始之间，事必前定，有疑则勿果於用，既用则不复有疑。待终其谋，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协於初者，赏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赏者无所与让，见黜者莫得为辞。夫如是，则苟无其才，孰敢当任？苟当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圣王，委任责成，无为而理之道也。(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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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认为在政务上君臣必须有所分工，“尊领其要，卑主其详；尊尚恢弘，卑务近细。是以练核小事，纠察微奸，此有司之守也”。“黜其聪察，匿瑕藏疾而务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因而认为天子“降尊而代卑职”，反是失德的表现。因之应该“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陆贽又阐述其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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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君上之权，特异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顺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时变。今之要契，颇具於兹。(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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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最大的失败，在于其自任才智，为了显示其天纵英明，尤喜过问具体的军政事务。按照陆贽的看法，德宗喜好过问具体政务的作风，只能算是为臣之道，而非为君之道。君道应是只管分责命官，而不过问具体的职事。诚如荀子所云：“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120)意即君主之道，在于知人善任，主管各类事务的只是臣工之道，舜治天下，但事委任，并不诏告具体的方略，各类事务反而皆能得到妥善处理。所以陆贽认为君道与臣道应有严格的区别，其所苦苦争执的就是希望德宗能把握这种君道，归根至本，行施合于理政规律的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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