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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陆贽赞成均田制，所以认为与之相应的租庸调法也是完美的税制。但是均田制已经解体，租庸调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陆贽必须承认两税法税制的现实。如上所述，两税法确也存在诸多弊端，非但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加重了人民的痛苦。陆贽因之疑及其变法的动机，首先提出“作法裕于人（民）”，还是“作法裕于财”的质问，意即新税法的目的旨在减轻人民赋税负担，还是仅为增加财政收人？显然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立法宗旨。虽然并不排除在实际运作中，运用政策调节，可以使两者得以兼顾，如刘晏理财即达到了“富国裕民”的双重效果。但是立法者的动机，乃是决定该法是否具有合法性（即人民性），以及在执行中将对百姓利益产生何种影响的大问题。王夫之在评论两税法时即曰：“杨炎以病民而利国”，罪不足诛。(133)以民为本的陆贽，当然赞成的是前者。陆贽还提出一个“时弊”还是“法弊”的命题，认为“凡欲拯其积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而租庸调制之败坏，是因“兵兴之后，供亿不恒，乘急诛求，渐隳经制，此所谓时之弊，非法弊也。时有弊而未理，法无弊而已更，扫庸调之成规，创两税之新制”。这两个命题在新法实行十数年后提出，均已失去其时效性，但作为对两税法的评价，以及今后立法的原则和方法，却具有足资借鉴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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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八年陆贽为相，德宗询以赋税之事，陆贽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集中地论述了其财政与赋税观念。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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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余财，遂人所营，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敛必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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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为赋税是支撑国家财政运转的经济来源，而国家本为养民而设，因之财政除支付军政之需，尚应包括备荒济民之蓄，岂可竭泽而渔，罄其所有。所以赋税征收必须限于劳动的剩余产品，数量须有限度，纳税期限亦应适当。但两税法征纳的期限过于迫促，陆贽指出其危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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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或亏，本末倒置，但务取人以资国，不思立国以养人，非独徭赋繁多，夐无蠲贷，至于征收迫促，亦不矜量。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值，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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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养蚕，即已开征绢税；庄稼尚未收割，已来催征谷租，这是多么悲哀的景况。迫于税吏的威逼，有粮帛者只好降价出售，告贷者须付出加倍偿还的代价。可见其期限的迫促，是如何地妨碍农副业的生产和加重农民的赋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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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两税征收迫促的问题，陆贽提出：“迟速之间，不过月旬之异，一宽税限，岁岁相承，迟无所妨，速不为益，何急敦逼，重伤疲人？顷缘定税之初，期约未甚详衷，旋属征役多故，复令先限量征。”因而建议：“委转运使与诸道观察使商议，更详定征税期限闻奏，各随当土风俗所便，时候所宜，务於纾人，俾得办集。所谓惠而不费者，则此类也。”(134)陆贽的这种主张自是兼顾公私、考虑周全的救敝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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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虽然赞美租庸调，批评两税法，但并无将其废除之意，而是准备对其进行改造。其《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即明确提出“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的观点。厘革者，整顿改革之意也，既非全盘复旧，亦非因循不变。其改革的宗旨在于“既免扰人，且不变法，粗均劳逸，足救凋残”；“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灾害。”因之制定了一系列救敝方略。两税法是以地税和户税为基础，根据资产的价值决定税额，看似合理，但是资产的多寡不易测定。“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135)二是两税法并非就是货币税，(136)而是以货币形式预算税额，然后按税额征收实物的税制。齐抗上疏德宗曰：“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137)足见两税钱不过是“以钱为税名”而已，征纳的仍多为布帛。定税之初，“钱轻物重”，后来“钱重货轻”，依然“计钱纳物”，遂使人民的实际纳税量成倍增长。百姓将实物税折算为货币，再由货币转换为实物，此一过程胥吏与商人居中盘剥，更造成农工商各界的不必要损失。这就是为什么陆贽提出“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138)的原因。将两税钱的预算名目和课纳环节一律采取“以布帛为额”的实物形态，免除“计钱纳物”的中间环节。这在“钱重货轻”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下，的确是稍纾民困的有效办法。但并未被德宗采纳，嗣后经齐抗、韩愈、李翱、杨于陵等人的不懈吁请，终于在元和十六年被穆宗付诸实施，可见其的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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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陆贽还有很多富国裕民的经济主张，如针对杨炎“量出制入”确定财税总量的办法，提出“量入制出”作为财政开支原则，以使收支两者达到大体平衡。大略法久则敝，必须因时改易，务在利民。并且援引“三代立制，山泽不禁，天地材利，与人共之”(139)的典训，主张山泽煮海之利，应该公私兼得，具有反对官府垄断，让人民参与经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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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一介书生，本不知兵，唯其心蕴忠愤，体谅人情，故能论列军机，动合机宜。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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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本书生，不习戎事。窃惟霍去病，汉将之良者也。每言“行师用军之道，顾方略何如耳，不在学古兵法”。是知兵法者无他，见其情而通其变，则得失可辩，成败可知。古人所以坐筹樽俎之间，制胜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颇窥其意。(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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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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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质性孱昧，不习兵机，但以人情揆之，时亦偶有所得。(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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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以人情为把握兵法的关键，可谓得千古不传之秘。所谓兵法，无非人际彼我之间争战的谋略，而谋略无非是根据彼我之形势利害所定，皆可就人情而推断之。陆贽曾论人情之意义云：“仲尼以谓人情者圣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则时之否泰，事之损益，万化所系，必因人情。”(142)只要“备该物理，曲尽人情”(143)。则计无不中，事无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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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之谋划军国大计，无不本诸人情，而将其置于“絜矩之道”的立体思维框架之中考虑问题。如河陇地区陷入吐蕃，西北边防形势紧张，历年调动河南江淮兵轮番“防秋”，由于风土不习，连年致败。陆贽认为“镇抚四夷，宰相之任”。乃上《论缘边守备事宜状》，“备边御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兵不治则无可用之师，食不足则无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敛导有方”。将“理兵足食”作为戍边首要问题。认为历年用兵无功的根源在于违背人情与天下人的习性。“今远调屯士，以戌边陲，邀所不能，强所不欲”，是用兵失败的根本原因。陆贽分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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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惊沙惨目，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游，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日有剽害之虑，永无休暇之娱，地恶人勤，於斯为甚。自非生於其域，习於其风，幼而睹焉，长而安焉，不见乐土而不迁焉，则罕能宁其居而狎其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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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曰“夫人情者利焉则劝，习焉则安，保亲戚而后乐生，顾家业而忘死”。因而主张建立边防屯田制，供给边疆百姓口粮、种子、农具，使之安居乐业，习知彼此之风土民情，然后从中募兵戍边。而且待当地生产自给后，若有余粮，则由官府高价收购。这样可一举而解决边防“理兵足食”的难题。如此则“既息调发之烦，又无幸免之弊，出则人自为战，处则家自为耕”，实则是对府兵制和募兵制优点的结合。可惜德宗不用其策，只是“极深嘉纳，优诏褒奖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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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张镒与陆贽为忘年交且有知遇之恩，贽入翰林，亦张镒为相向德宗推荐之力。张镒受卢杞排挤出为凤翔节度史，属将李楚琳本为朱泚部下，及泚叛乱，竟杀镒等叛归朱泚，韦皋闻讯曾于四川誓师讨琳，何况陆贽，心中焉得不恨。及德宗下诏罪己，朱泚势危，琳又遣使入贡，德宗不得已除其为凤翔节度使，然甚恶其人。乘舆再幸梁州，德宗拟以浑瑊代琳，陆贽以为不可。其于《兴元请抚循李楚琳状》分析楚琳军扼守战略要地，处于叛、我泚两军之间，首鼠两端，徘徊观望。若其悍然倒戈，不但扼断我之归路且援军亦将陷入重围之中。因言曰：“且楚琳本怀，唯恶是务，今能两端顾望，乃是天诱其衷，故通归途，将济大业。陛下诚宜深以为念，厚加抚循，得其迟疑，便足集事；倘能迁善，亦可济师。今若循褊狭之谈，露猜阻之迹，惧者甚众，岂惟一夫！”(144)此则尚属于权衡得失之议；及至乘舆回京，将欲绕道凤翔，以大军劫持楚琳同归，议者以此为权宜之计，无妨一试。陆贽又上《论替换李楚琳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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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者谓之权宜，臣又未谕其理。夫权之为义，取类权衡，衡者称也，权者锤也。故权在於悬，则物之多少可准；权施於事，则义之轻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舍轻；其远祸也，必择轻而避重。苟非明哲，难尽精微，故圣人贵之。今者甫平大乱，将复天衢，辇路所经，首行胁夺，易一帅而亏万乘之义，得一方而结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谓之权也，不亦反乎？以反道为权，以任数为智，君上行之必失众，臣下用之必陷身，历代之所以多丧乱而长奸邪，由此误也。(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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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阐述经权之妙义，不惟得圣贤骨髓，且亦得圣贤论事之方，“易一帅而亏万乘之义”者，一是胜之不武，二是言而无信；“得一方而结四海之疑”者，天下如李楚琳者正多，其谁不疑？楚琳不过一凶恶小丑，杀之不足补其愆，而已杜绝归化自新之路；留之不足为患，且可彰大信于天下。王道荡荡，正大光明，岂可行此虏执之事。审时度势，辨明利害，申明大义，虑及深远，一以大局为重，完全不计个人恩仇。可见陆贽论议，很少仅从彼我双向度关系立论，而是将其置于多维度全方位立体框架之中，纵横捭阖，而不失规矩，面面俱到，而能皆中肯綮。此即得益于“絜矩之道”。“絜矩之道”者，度情揆理之思维方法也。(146)故清人刘熙载《艺概》评价曰：“陆宣公文，既非瞀儒之迂疎，亦异杂霸之功利，于此见情理之外无经济也。”(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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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所拟奏议、制诰不虑百数十篇，这些论议文章都是传统的骈文，从形式上看，骈俪文体的句式两两相对，意思则或相近而并趋，或相反而对立，有益于全面地阐明问题。所以我怀疑骈体文之产生，与“絜矩之道”的思维方式有关。但其文体一旦形成，如乏真情实感，则易于产生拘于形式堆砌辞藻的流弊；所以激起唐宋古文运动的反对。而陆贽却能运用这一文体，晓畅地论议当世之事，抒发天下人的情感。欧阳修、宋祁在编纂《新唐书》时，对唐人的骈体文献，率多刊削，惟独保留陆贽的奏议。可见古文运动所重的还是思想内容，并非仅在文体形式。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作，独取贽文十余篇，以为后世法。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尤重贽议论，采奏议三十九篇。其后，苏轼亦乞以贽文校正进读。”因而评鉴陆文说：“盖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百万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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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能用陆贽，是陆贽之幸，亦德宗之幸；用而不能尽其才，则非独陆贽之不幸，直是天下苍生之大不幸矣。苏轼有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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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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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理学家薛瑄《陆宣公庙记》论陆贽之功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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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三代之时，皆以正君行义为本。自汉以来，为辅相者鲜克如此。独公之告德宗正心行义，使天下万事粹然一出于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虽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即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后世论唐之贤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与。夫岂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时君能用其言，三代之治可待，岂复贞观、开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论相业者，当观其学术规模之大小，不当以事功成与否而高下之也。(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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